第6章 红叶盅酒祭画魂

赵清阁[18]

几片红叶一盅酒，敬献画魂奠冥寿。

我嗜画、学画，年轻时买不起古画、名画赏玩，只好看展览会解馋；这只需一角钱就能看上百几十幅画，还能带着小本去临摹临摹。而且在这种场合，我认识了不少画家，傅抱石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1943年的早春二月，傅抱石个人画展在重庆观音岩中国文艺社举行。我久已仰慕傅画，接到请柬就去参观。这天下午尽管山城雨雾蒙蒙，气压低沉，人们的心情也很低沉，但参观的人还是非常踊跃。他们来寻求美的享受，从那一幅幅描绘着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图画里，他们感到一种崇高的情操，一种鼓舞人的潜在动力。我也一样，我着了迷似地沉醉于图画的景色意境。正当我浏览品赏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有人走过来，向我礼貌拘谨地自作介绍，说他是傅抱石，我连忙和他握手招呼。只见他穿了一件旧棉袍，颈子上围了一条毛线围巾，头发乱蓬蓬的，一望而知是一个不修边幅的艺术家。他讲一口鼻音很重的江西话，从他那讷讷朴实的神态又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书生。他陪我参观时我发现不少画上贴了红纸条，标明已经有人订购，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但他告诉我：这些红条不都是真的被“订购”，有的是自己故意贴的，为了标价后又不愿出售。也有的画他压根不标价，写上“非卖品”三个字，这显系精品，只供观赏不肯卖。他曾带我看了一幅非卖品的山水中堂立轴，他说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要买这幅画，托朋友情商，愿出高价。而他坚决不卖，他很坦率地请朋友转达部长：他并不是一个只爱钱的人，如果遇到知音，他可以白送，分文不取。这是多么可贵的高风亮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我确切知道，他送给过许多朋友画（包括我）。为此我不仅钦佩他的艺术，更敬重他的人格品行。这天晚上，就在中国文艺社他请我和几个朋友吃饭，记得有著名画家司徒乔、秦宣夫、张倩英，还有老作家华林等。抱石好酒，酒后显得活泼豪迈，还醺醺然地拉胡琴，让大家清唱京戏以尽余兴。这是我和抱石第一次饶有情趣的会晤，这次的会晤，使我暂时忘记了烽火中的熬煎，忘记了山城雾的苦闷！夜阑星散，我回到神仙洞的住处，乘兴填了一首“眼儿媚”的词，记志胸中的感怀。后来我把词给抱石看了，他认为诗中有画，竟绘成了写意仕女图横幅相赠，这幅画珍藏至今，倏忽40年了！画面的左边，绘了红楼一隅，仕女半身斜倚珠栏，作遐思眺望状。左首上录“眼儿媚”词，右上首自题长跋。拙词得以形象化，十分感幸。画面诗意盎然，睹者莫不赞为神品。他的画线条潇洒，淡彩清逸；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栩栩如生，有血肉感，亦且韵味无穷。因为他是写生活，写情趣，写人和景物的思想风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体现自然”。人物画如此，山水画也同样。读他的画使你感到：技法独特，与众不同；内涵丰富别具格致，耐人咀嚼。这一特点在古今著名的中国画里是少见的。他不受传统约束，又不背弃传统。他是一位继承遗产，又敢于创造的画家，这种精神和徐悲鸿是一致的。他善于根据题材内容，随时改变技法，而使之协调统一。例如他画山，就不套用古人的皴法，跳出陈规框框，因时、因地、因景，变化多彩，不落窠臼。这主要是源于生活，源于情趣。我觉得“诗言志”，画也同样言志，其“志”就寓于生活、情趣。抱石洋洋洒洒在生活、情趣的无垠无涯之中。没有深厚的功底和文学素养，是不可能有这种造诣的。所以他得之不易，别人学他的画也很难，或者说学傅画的皮毛不难，欲得其精髓，难！他从事美术教学数十年，似乎还没教出一个传人学生，我每每和爱好傅画的朋友们谈起这一问题，都很担心傅画会失传。其实是“杞人之忧”。30年后（1975年）他的三女儿益瑶来看我，告诉我她在学父亲的画，我极力鼓励。后来她到日本深造，也考进了父亲从前就读的母校，现在已经毕业，画艺也很有成就，技法继承父亲。傅画得传了，我为之额手称庆。

第二年又是一个早春的二月，一天抱石同志邀我到他家做客。他那时是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住在赖家桥金刚坡的全家院子。记得他还邀了司徒乔夫妇。傅太太——罗时慧同志忙得团团转，我们酒醉饭饱，又喝咖啡。天还很冷，大家挤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谈笑通宵。一向沉默寡言的抱石，也许喝了酒的缘故，居然一反寻常，侃侃而谈，对时局大发议论，还激昂愤慨地背诵了屈原的《楚辞》中“九歌”的诗句。我不禁惊讶地发现他非常关注政治，他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艺术家。他说他正在酝酿，将把《九歌》的“二湘”和“国殇”诗意绘制成画。司徒乔不大讲话，直捋着他的美髯长须摇头叹息。他的夫人冯依媚则性格爽快，嘻笑怒骂，毫无顾忌。时慧也颇健谈。我倾听着，一边思忖，一边吸香烟。我们几个人都吸烟，屋里烟雾弥漫，灯光已被烟雾笼罩、掩蔽了。蓦地传来雄鸡报晓，已是翌日凌晨。我伏窗外眺，夜空依然昏昏昧昧，象征了当时的国家形势——黎明前的黑暗！

过了几天，抱石又赠我《著书图》一幅，画面仍系古仕女席地而坐，执笔沉思，石上隅有窗，窗台上置花瓶，插红梅一枝。整个构图简明典雅，给人以清新之感。朋友们看到赞不绝口。老舍同志题谓：“国画以善运笔墨为主，笔坚墨晕，体韵双妙，得为上品。今代画师，独抱石公能之。”郭沫若同志题诗一首。罗髫渔同志还填了一阕“唐多令”的词。我自己更是十分珍爱这幅画，一直随身携带。但“文革”抄家时被造反派拿去，险遭毁坏，“归赵”后犹见画上赫然践踏的一只脚印，这大概是用以表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为此这画和我的命运一样，是劫后余生！郭老一向对傅画评价很高，他向我说过：《著书图》神韵绝俗，与古今仕女画迥然不同。又如《湘君》《湘夫人》，神采飘飘，有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的感觉。我知道郭老有二湘图，所以感受甚深。由于抱石和郭老同事文委会，接触较多，每有得意之作必请郭老赏鉴。郭老看了他的不少画，也有些研究，堪称知音，因此能够做出较贴切的评论。1957年他曾为《傅抱石画集》题辞，写道：“抱石作画别具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盖于旧法基础之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吾尝言：我国画界南北有二石，北石为齐白石，南石为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这题辞精辟概括，而又非常中肯，可以想见他们的友情之笃。

我有些偏爱抱石同志的人物仕女画，对他那气势磅礴的泼墨山水画，我也读之不厌；只有对个别雨雾朦胧的画，我不太喜欢。但这不等于是画不好。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我出川前夕，他送给我一帧册页饯行，画面是深秋景色，远山一抹，丛竹成荫，一叶扁舟穿江而过，丹枫随风飘落。水墨淡彩，清逸宜人，可称精品。几十年来，我总想挂在书斋案头，仰首凝视，仿佛置身江枫间，为之悠然出神！抱石喜爱文学，做到了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他作画除了写生，也取材古诗词，他画过唐人诗意，也画了不少《楚辞》诗意。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和胸中垒块，他是借古喻今。那年月也只能这样。

20世纪50年代初，抱石同志在南京执教，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盼到了晴朗的一天，精神为之振作。画了不少思想、艺术都是高水平的作品。比如他取材丹枫画的《深秋》《西风吹下红雨来》，寓意深刻。还画过巨幅歌颂全国解放的《东方红》，红军长征的《抢渡大渡河》，以及毛主席诗意多幅，反映了他思想上的跃进。特别是与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所绘的巨幅《江山如此多娇》，令人叹为观止！

大约1953年、1954年间，抱石同志到上海，据他告诉我是应陈毅同志之邀来的。他想认识老画家刘海粟和女画家陆小曼，要我为他介绍。他是一个襟怀宽宏没有门户之见的画家。我以小曼有病不出门，只好陪他到福煦路福煦坊访问了一次，又在我的住处请刘老和抱石便餐见了面。抱石向来谦逊礼貌，尊刘老为前辈。刘老也很赞赏抱石的画，两位画家又都曾在日本学画，所以谈得还投机。抱石这时在南京执教，还写了些有关学习和研究中国画的理论文章。有一年我随上海作家协会一个参观团去南京、马鞍山参观工矿，拜访了抱石时慧夫妇。他们住在玄武湖风景区的傅厚岗街，是很适宜于艺术家生活的环境，战前徐悲鸿也住在这里。又像40年代，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那天晚上一样，他们热情地招待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抱石让我看了他的一些近作，使我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创作力之旺盛，这是和他的心情舒畅分不开的。虽然一度由于有些人对旧社会知识分子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不理解，甚至曲解，他受到过冷遇、歧视，但周总理理解他、爱护他，因此他获得了巨大鼓舞，他的艺术又焕发了青春。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教书绘画之外还积极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他去过苏联、捷克、罗马尼亚一些东欧国家，举行了中国画展。他还在国外随时写生，画了许多异国情调的生活、风景速写。后来他在国内把这些画稿用水墨丹青绘制成中国画，而力求其形式与内容统一。他说这是一种探索，他希望中国的笔墨技法也能够表现异国的大自然。我在他的一次展览会上看到过他的这类作品，我觉得他的尝试是成功的，虽然看上去还不太习惯。不过他得到了国外的好评。这时期他担任了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忙于政治活动。他也常挤出时间各地参观，既是视察，也是为创作搜求题材。他告诉我他不止是“行万里路”，而是十万里路。他计划走遍全国，画尽祖国河山。这是多么豪迈的愿望啊！以他的激情和勤奋，他的愿望本来可以实现，然而他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太不注意健康，太不知保重身体。于是疾病毁灭了他的愿望，变成“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50年代末抱石同志已是年近花甲了，我发现他两鬓斑白，背渐佝偻。他开始患了高血压症。医生禁他饮酒，他不听，他说没酒就画不出。1958年、1959年间，正值自然灾害供应紧张之际，他在北京画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因为买不到酒，他“罢工”了。他已经成了习惯，没有酒精刺激的兴奋，笔好似千斤重，拿不动，更挥不开。为了完成任务，他只得写信给周总理，请求支援。周总理立刻派人给他买来佳酿，真是少见的好总理，事无巨细，都是躬亲关注。这件事朋辈传为美谈，也可见抱石嗜酒之甚。他不仅擅画，并能金石，他为自己刻有一方闲章“往往醉后”。他说：唯得意之作才用此印。我曾劝他戒酒，他感慨地告诉我，他贫寒出身，一生勤劳制画，所得赖以活数口之家。个人别无所好，只此一点烟酒癖，也要戒掉，岂不太自苦乎！我了解他生活俭朴，性格洒脱，从不为个人谋享受。一点烟酒的精神食粮，而且关系到他的创作，似乎难能戒除了。

1963年夏天抱石同志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当时阳翰老也住在东湖，我每去东湖，必看两人。有一天我去看抱石，见他正独自饮酒，也没有菜肴，干喝。他讪讪地解释他已经吃过饭了，有点感冒，想喝酒出出汗发散。我不相信，就劝他戒饮，因为酒对高血压病是不利的。但他说：“我今年已是虚度60了，即使死也不算短命；悲鸿只活了58岁，明人大画家唐寅还不如悲鸿。”言下他很得意自己的长寿。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他看到我手里摇了一把古折扇，扇面是绢的，便要替我画。于是第二天他来到我家，兴致勃勃地在扇面上画了一叶扁舟，舟上一个老人独酌，丹枫飘飘似雨，诗意盎然。他叫我题诗，我答应了，但是直至他逝世后我才题了一首五绝补写上去。扇面背面系洒金纸，翌年由田汉同志书写，可谓“珠联璧合”。不意这竟是他两位最后一次为我画、为我写的扇面，不久他们就先后作古了！

越两载，1965年的9月深秋，抱石同志又到上海，当时我身体不好，又正忙于参加电影界的文艺革命。27日他来看我，我请他在文化俱乐部吃了一顿便饭。他告诉我他是应上海市委会邀请，商讨为飞机场作画的事。他的情绪很好，精神抖擞，不像我已经因为影片《北国江南》的被批判，开始有些紧张了。第二天晚上，魏文伯同志请他吃饭，回到锦江饭店给我电话，说他明天清早回南京，过了国庆节就再到上海，并且要耽些天，直至完成作画的任务。从声音里我听出他又喝多了酒。（后来听说，他那天不但喝多了酒，还作了画。）我祝愿他一路平安，欢迎他下次莅沪。做梦也没想到，29日上午他回家后猝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了！当天夜间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噩耗，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电话里向我告别，言犹在耳，怎么竟会从此永诀了？！电台的消息绝不是谎言，抱石确是连自己都毫无思想准备，而匆匆地去了，去了！我挥泪写过一首悼念他的诗：“飒飒秋风泣鬼神，惊悉南石病丧身！昨宵电话犹在耳，今日竟成隔世人！不期大才偏早死，未能高艺尽展伸。泪眼凝视著书图，何时再为我写真？”这诗写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