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奥登的诗学精神及其诗歌经典性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是一位本卷绕不过去的人物。虽然他成名于“现代”，但是他在“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坛仍然非常活跃，而且涉及他诗作的经典性要素的讨论在20世纪下半叶更具有深度。

在20世纪英语诗坛，奥登绝对是个中翘楚，被誉为继T.S.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20世纪30年代初，刚走出牛津大学校园的奥登以左翼诗人的姿态登上诗坛，给英语诗歌带来了新内容、新技巧和新方向，迅速奠定了他在英语诗坛的突出地位。此后整整十年，奥登诗名煊赫，成为“奥登一代”的领袖人物。随后，他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加入了美国籍，并且信奉了基督教^[1]，这一举动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即便是在奥登的诗名饱受争议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仍然受到众多学院派批评家的强烈推崇，甚至一直是20世纪后期诗人们最常提及的诗人。^[2]1965年，奥登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而有关他的成就，却已经由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做出长篇论述，且皆已成为诗歌评论史上的经典。奥登去世以后，《时代》（Time）杂志发表了纪念他的讣文：“奥登，这个英语诗坛的顽童，66岁时与世长辞，最终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师。”^[3]

奥登从初出茅庐到功成名就，前后仅仅经历了几年时间。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已经成为“奥登一代”的核心人物以及英语诗坛的杰出人物，但彼时有关奥登的讨论与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政治取向和人生选择，真正关涉他诗歌创作的内在品质和艺术追求的深度探讨则始于20世纪下半叶。同样，我国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经译介了奥登作品，但奥登对中国诗人的切实影响和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则主要体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持续地给予穆旦、杜运燮、卞之琳等诗人创作的灵感。可以说，奥登开阔的诗路、丰厚的诗作和纯熟的诗艺，经时间的漫长涤荡而折射出经久不衰的耀眼光彩。

[1] 奥登于1939年初移居美国，翌年起信奉基督教。1946年，奥登正式加入美国国籍。

[2] Stan Smit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4.

[3] Ibid.，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