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奥登诗名的沉浮与奥登经典的生成

在充满幻灭、颓废的20世纪20年代，英语诗歌方面的杰出代表是艾略特，然而自从他于1928年旗帜鲜明地把自己定义为“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政治上是保皇主义者，宗教上是英国国教徒”^[1]之后，他在年轻一代中便失去了曾经的先锋派吸引力。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诗坛，美国学者贝雷泰·斯特朗（Beretta Strong）是这样描述的：“在英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分别代表着盛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者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后者以有关共产主义具有拯救力的诗歌为代表。”^[2]正是在艾略特遁入了宗教和保守主义，叶芝驶向了“拜占庭”的神秘体系的时候，奥登以1930年出版的《诗集》（Poems）迅速成为诗坛焦点，“给迂腐、沉闷、故步自封的英国诗坛漂亮的一击”^[3]，进而成为整整一代先锋诗人之中独领风骚的一位，甚至以他的姓氏冠名了同时期优秀的牛津诗人们——“奥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还出现了一个专有词汇——“Audenesque”（奥登的，奥登式的）。

早期的批评家们倾向于建构“奥登一代”的经典地位。经典地位的确立，有赖于作品的经典性和经典化这两大因素^[4]，而早期批评家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作品的经典化这一因素，尤其是“奥登一代”诗作的政治维度。关于这一点，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分析得很到位。他在详细分析了奥登诗人们的创作轨迹后指出，到了1933年，“‘30年代’这一代已形成影响力”^[5]。这种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英国，还辐射到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1934年，美国学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撰文说，奥登诗人们“应当作为一个团体来看待”，“就像法国的青年作家们一样，他们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6]随后，批评家们开始给他们冠上各种称谓，如“MacSpaunday”（根据他们的姓氏）、“新签名诗人”（根据他们1932年出版的诗选《新签名》）、“新国家团体”（根据他们1933年出版的选集《新国家》）、“牛津诗人”（根据他们就学于牛津大学的经历）、“奥登团体”（“Auden Group”）和“奥登一代”等。1939年，格里格森（Geoffrey Grigson）在诗刊《新诗》（New Verse）前言中曾经强调，奥登和他的诗友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诗风，其标准遵循了科学、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7]在充满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奥登诗人们有意识地充当时代的喉舌、预言家、领导者，而社会也选择了奥登诗人们成为文化英雄。然而，随着共和党在西班牙内战中失败，法西斯军事侵略的意图昭然若揭，奥登偕同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去了美国定居，戴-刘易斯（C.Day-Lewis）和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等人相继退出了共产党，一代人的政治信仰在沉重的现实面前深受打击。

不过，在学术界还没有开始大范围地重新审视“奥登一代”经典地位的时候，奥登诗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清算他们当年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激情。也就是说，诗歌创作的内在品质和艺术追求，亦即诗歌的内在经典性，成了关注的焦点。我们且看奥登在1965年为自己的诗选撰写序言时的一段话：

我过去写的某些诗歌，很不幸已经付梓，这次将它们剔除了出去，因为它们不那么诚实，要么无礼，要么就无趣。

一首不诚实的诗歌，不管有多好，总在表达它的作者从未体会过的感情或并未抱有的信仰。举例来说，我曾一度表达了对于“建筑的新风格”的期望；但我从来就没喜欢过现代建筑。我更喜欢旧玩意儿，而一个人必须保持诚实，即便在谈论自己的偏见时亦复如此。^[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登进入了一个反思阶段，并对自己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诗歌开始反感，这才有了上面引文中的“不诚实、无礼、无趣”一说。不过他关于“建筑的新风格”的那一段话值得细究——我们只消通读他的那首涉及现代建筑的诗歌，即创作于1929年的《请求》（“Petition”），就会发现字里行间绝非述说建筑方面的喜好，而是把语句的重心落在了紧接其后的“心灵的改变”^[9]。正因为如此，奥登才会像前面引文中所说的那样，反对“不诚实的诗歌”，即“表达……从未体会过的感情或并未抱有的信仰”的诗歌。奥登在此反思的，恰恰是促使他成为20世纪30年代英语诗坛领军人物的政治化写作。这种置身于公共领域的创作，委实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让他迅速与时代建立紧密关系，在社会确立自己的听众并进而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但长此以往，却使他难以“做出诚实公正的观察，难以摆脱自己时代的传统反应所造成的偏见”^[10]，而这种“偏见”势必会造成艺术上的遗憾。奥登后来不断删除、修改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诗歌的行为，可以视为他对过往政治化写作的一种反思。他在1955年写下的这段话，便是一种自辩：

回溯过往，我发现我和朋友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更多地出于心理上的原因，而非政治上的考量；马克思吸引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吸引我们，它们都是撕开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性工具……^[11]

他的好友斯彭德也在晚年的回忆录里为他辩护说：

相比于很多与共产主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来说，他（奥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深入，也更能游刃有余地利用这些理论写出好作品。这使得人们以为他经历了一个共产主义阶段。但事实上，《一个共产主义者说》并不是他本人的声音，而是一种转换角度的尝试。^[12]

然而，正如奥登自己所言：“时间并非在我身外循环运作，而是由独特的瞬间组成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我自身的选择决定了这些瞬间。”^[13]无论奥登后来如何解构曾经的“奥登一代”，也无论他如何淡化自己曾经的政治化写作，甚至不惜移居美国信奉基督教，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作品一旦形成并出版，就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奥登对自身早期政治化写作的反思，已经表明他的诗学取向和创作原则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又构成了学术界关于他创作分水岭的讨论。

在英国，许多评论者视奥登的移居为创作上的分水岭，认为他正在走下坡路，甚至连他的朋友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和斯彭德等人都怀着矛盾的心态解读他的作品。当斯彭德写下诸如“奥登的诗歌之路令人堪忧”和“如果我被炸弹击中的话，但愿奥登能为我写几首萨福^[14]体诗”^[15]的时候，一向心高气傲、不为他人言论所动的奥登也感到深受伤害。美国学术界同样视奥登的移居为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但他们对奥登的诗歌之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在一篇条理清晰、论述严明的评论文章中，他以奥登的诗集《双面人》（The Double Man，1941）为例，详细分析了奥登逐渐脱离政治因素的局限，以及他更多地关注现代人类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趋向。一些评论者更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他们对奥登的推崇之心，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认为他“是节奏和韵律的大师，他的作品决不会沉闷”，奥斯卡·威廉斯（Oscar Williams）认为他的才华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6]不过，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和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等少数评论者却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他们的观点虽然不是四五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但是影响颇为深远。

更有意思的是，奥登的移居也给文学史类书籍的撰写带来了难题。英国文学史类书籍对他的介绍与评析往往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书籍甚至不再为他开辟章节。戴维·达契斯（David Daiches）的一句话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人的心声：奥登已经是一个美国诗人了，因此他属于美国诗坛。^[17]然而，美国文学史类书籍却又将他归属到英国诗人的行列。比如，诺顿出版社的编辑将奥登归入了《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而不是《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希思美国文选》（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也没有收录奥登的作品。国籍的转变，使奥登在文学史上的身份变得模糊，他越来越像一个“超国家的诗人”（super-national poet）。虽然两国的文学史都没有明确地将他归入自己的范畴，但这并不妨碍奥登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事实上，奥登的双重身份不但拓宽了他自身的视野，也为他在大西洋两岸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在英国，奥登的作品已经深入人心，每本诗集的出版都会引来众多的追捧者。托利（A.Tolley）在《英国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The Poetry of the Forties in Britain，1985）中指出，奥登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30年代^[18]，并以充分的例证分析了他对青年作家们的影响。在美国，奥登的作品也相当受欢迎。他的《诗选》（Collected Poetry，1945）在短短一年内印刷了4次，发行量近15，000册。基于此，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发出了如下感慨：奥登作品的发行量已经差不多要赶超美国本土诗人了。^[19]

20世纪50年代以来，奥登的诗名仍然高高地悬挂于大西洋两岸的诗坛上空。尽管学术界批评他诗质下降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愈演愈烈，但是他的每一部新作都会在学术界掀起大波浪；而且每一次波浪过后，支持的、否定的声音都不绝于耳。以1951年出版的诗集《午后课》（Nones）为例，乔治·弗雷泽（George Fraser）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奥登先生从来没有像这样轻松自如地写过诗”“奥登这么多年来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诗集了”。^[20]斯彭德等评论者尽管不认同奥登的思想转变，也由衷地敬佩他日臻圆熟的诗歌艺术。但是，也有很多评论者对于奥登略带反讽意味的沉思冥想无所适从，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可以说，大多数评论者对奥登的中后期创作怀有“复杂的情感”（“mixed feelings”，语出New Year Letter，1940），他们希望“奥登先生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发现自己，能够像当年那样满足他们对他的喜爱与期待”，但是他们却失望地发现奥登“迷了路”“没有预期的成熟”。^[21]在这些评论者的言论中，约翰·韦恩（John Wain）、约瑟夫·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和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三位评论者对奥登其人其作造成的“杀伤力”最强烈。然而，他们之所以对奥登创作的早期和中后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受到本身的创作观影响。以拉金为例，他注重事实，认为诗歌应该保存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因而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英国本土的历史环境，逼真地折射出岛国人民复杂的心态和情感。对于他来说，奥登的早期创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本土息息相关，描绘了一代英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肖像，具有感知一个社会的整体流动的意义，而奥登中后期的创作尽管在诗艺上非常圆熟，却脱离了现实生活。

当然，学术界不乏奥登的支持者。安东尼·哈特利（Anthony Hartley）就认为奥登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语诗坛的大师。^[22]同样，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也盛赞奥登的诗歌才华，并强调“一个人熟知他的诗歌，并不是因为刻意背诵，而是因为被深深打动”^[23]。更多的评论者勤奋研究奥登其人其作，积极撰文著书，以实际行动延续并丰富奥登的诗歌版图。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奥登引论》（Auden: An Introductory Essay，1951）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奥登的专著。门罗·斯皮尔斯（Monroe K.Spears）的《威·休·奥登的诗歌：征服神秘的岛屿》（The Poetry of W.H.Auden: The Disenchanted Island，1963）在大量背景材料的基础上，帮助读者充分理解奥登。相比于弗兰克·利维斯（Frank Leavis）对奥登诗歌之路的悲观看法、兰德尔·贾雷尔对奥登信仰转变的无法认同，斯皮尔斯显然更加接近真实的奥登。他认为，那些否定奥登的评论者在下结论时，“明显带有政治或者宗教的意图”，“他们对奥登的早期诗作，或者说全部诗作，都有一定的误读”，而且他们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奥登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过”^[24]。应该说，斯皮尔斯的解读，较少受到先入为主思想的干扰，“整合了奥登已有的诗歌创作，避免了对‘阶段’的偏见”^[25]，因而真实地反映了奥登的成长轨迹，是“研究奥登的第一部重要的专著”^[26]。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数本研究奥登的专著，研究性论文更是多得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学院派“新批评”理论的影响，很多奥登研究者在“内部研究”的指引下强调文本细读，着重探讨具体诗歌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发现并阐释奥登作品的内在经典性，这其实是为奥登正名的最佳途径。

奥登去世以后，虽然关于奥登诗歌质量下降的言论还有零星的延续，但是他的诗歌却持续地吸引着众多阅读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去欣赏、思考、阐释乃至争辩。无论是各类研究专著的出版、各种研究论文的发表，还是大学博士和硕士论文的选题、国际学术会议的热议，都显示出奥登诗歌艺术的蓬勃生命力。在这些奥登研究中，有关“奥登一代”的研究热情持续升温，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的《奥登一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文学与政治》（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1976）、罗纳德·卡特（Ronald Carter）的《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奥登一代”》（Thirties Poets: “The Auden Group”，1984）以及迈克尔·奥尼尔（Michael O’Neill）和加雷思·里维斯（Gareth Reeves）合著的《奥登、麦克尼斯、斯彭德：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Auden，MacNeice，Spender: The Thirties Poetry，1992）等研究型专著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这一方面说明了奥登以及“奥登一代”在英语诗坛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文学经典并不会因为作者本人或少数批评家的观念而变质，它们在历史沉浮中是客观性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登的文学遗产委托管理人门德尔森教授孜孜不倦地编纂《奥登全集》，“散文卷”现已出版从1926年至1962年的四卷，其余各卷尚在紧锣密鼓的审校当中。这些一手资料，是打开奥登诗歌宝库的一把钥匙，也为奥登作品的广泛流传和奥登研究的持续升温提供了基础性道具。布罗茨基、希尼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先后表达了他们对奥登的由衷敬意，人们也随之不再对奥登在诗坛的地位进行质疑。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甚至略带夸张地指出，“奥登的诗歌在学术界受到普遍的尊重”，“如果有人对奥登诗歌的评价偏离正轨，那么他将背负文学异端的指责”。^[27]

[1] Thomas S.Eliot，For Lancelot Andrews: Essays on Style and Order，London: Faber & Gwyer Limited，1928，p.ix.

[2] 贝雷泰·斯特朗：《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陈祖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3] William Plomer，“Vigorous Attack”，in John Haffenden ed.，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95.

[4] 参考本卷绪论中的界定。

[5] Samuel Hynes，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6，p.131.

[6] James Burnham，“On Change and Reorientation”，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p.160.

[7] 贝雷泰·斯特朗：《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陈祖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8] Wystan H.Auden，Collected Poems，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1，pp.xxv-xxvi.

[9] Wystan H.Auden，Selected Poems，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9，p.7.

[10] 奥登：《牛津轻体诗选·导言》，见王敖译：《读诗的艺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1] Wystan H.Auden，“Authority in America”，in Edward Mendelson ed.，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Vol.III，Prose，1949—1955，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524.

[12] Stephen Spender，World within World: The Autobiography of Stephen Spender，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4，pp.247-248.

[13] Edward Mendelson，Later Auden，London: Faber and Faber，1999，p.392.

[14] 萨福（Sappho，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女诗人）善于撰写浪漫抒情诗。斯彭德在这里实际上暗指奥登的诗歌题材越写越窄。

[15] Stephen Spender，“On Another Time”，in John Haffenden ed.，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p.39.

[16] John Haffenden，“Introduction”，in John Haffenden ed.，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pp.44-45.

[17] David Daiches，The Present Age: After 1920，Vol.V，London: The Cresset Press，1958，p.48.

[18] A.Tolley，The Poetry of the Forties in Britain，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9.

[19] Stan Smit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0.

[20] George Fraser，“The Cheerful Eschatologist”，in John Haffenden ed.，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pp.381-382.

[21] Robin Mayhead，“The Latest Auden”，in John Haffenden ed.，W.H.Auden: The Critical Heritage，p.383.

[22] Stan Smit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1.

[23] Dorothy Commins，What Is an Editor? Saxe Commins at Work，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137-138.

[24] Monroe Spears，The Poetry of W.H.Auden: The Disenchanted Islan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330.

[25] John Blair，The Poetic Art of W.H.Aude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4.

[26] George Bahlke，Critical Essays on W.H.Auden，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1，p.12.

[27] Harold Bloom，Poets and Poems，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5，p.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