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外国文学经典的精神流传与文明分享

所有的星星最终会消失，可它们总是无畏地闪耀。^[1]

——（芬兰）艾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ödergran）

经典之外，别无奇书。一般来说，经典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与尊崇的著作，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精华，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艺术想象跨越时空，语言延展民族独创。善读经典，在精读中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翻开汪洋浩瀚的外国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到《尤利西斯》，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从古希腊悲剧到英国湖畔派诗歌，从福斯塔夫性格到浮士德精神，从文学史上被重新解读和诠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外国文学经典包罗万象、洞幽烛微，却坚持给人留存希望，带来人性的温暖，品察生命的本真。相伴经典，与伟大的心灵相互感应、良性共鸣；直面先贤，枯燥会变成有趣，寂寞会变成娴静，可信者益发可爱，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让人从内心生发感动。^[2]

（一）认识世界与深入心灵：社会内爆中的诗性正义

民谚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外国文学经典的精神魅力是非同凡响的，既能启迪思想，又能温润心灵；既能深刻反映大时代的变革，又能精微刻画人性的复杂；既是文化外交的“民族名片”，又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它可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滋养，也可以是“盐溶于水”式的融化；它可以让你在静心阅读后发出“多活了一次”的兴叹，也可以是用来“大话”“戏仿”“拼装”的“无厘头”素材……总之，外国文学经典里有各式人生的五味杂陈，有各种思想的源头浓缩，有各色人性的立体呈现，还有各种积郁的择机喷薄，也有各类情趣的艺术激发。真正属于“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3]正如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在其《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英译本前言中所写：“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因此，中外古今无数文人骚客以及文学“粉丝”都曾发出过类似“文学经典里蕴藏着活法”“文学经典里包含着历史”“文学经典是真善美的合一”等感慨。

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中有“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倡导，现已成为世界通行的道理。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外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一定有许多原因：它的历史影响巨大，它的内容历久弥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问题，它的词采闪亮惊人，它的思路细密曲折，它的架构雄浑庞大等，不一而足。理性地审视，从世界文明演进的视角看，外国文学经典无疑是世界各国文化传承与文学承继的核心，既体现了各国文学大师们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生命体验和族群想象，又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整体面貌与文明程度。外国文学经典是历史留给全人类的丰富遗产，它们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其民族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生成、时代流变主要承载着本族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而其跨文化交流与跨媒介重构不但可以使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还可以供世界其他民族在推进文化反省和文明重构时借鉴与参照。^[4]

文学经典是时间锤炼出来的，是跨越时空给人生以指导和借鉴的东西，也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定地域的文化记忆、共识性体验与延展性想象，是作家、批评家与读者长期磨合的共同创造。文化——包括文学——乃是人创造的符号，其作用在于服务或满足人——个体和群体——的需要，因此，满足人的需要的广度、强度和平衡度，就成为衡量某一文化优劣高下以及生命力强弱的标准。优秀文化，尤其是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更标志着全人类的精神品质。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从这层意义上说，外国文学经典既可以化为人生的滋养与历练，帮助人们认识当下的世界和自己，也是深刻理解异域人情事理、潜心学习其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相关的人文研究则能够贯通物我，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挑战。

如果没有对文学价值的沉思和观照，人们也许永远进入不了心灵的深处。正如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所说：

文学是社会拥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是对以邻为壑（dog-eat-dog）之法则的永不失效的拮抗，也是对任何一种推土机式、一刀切式方案的最有力反驳——如果必须给一个理由的话，这理由便是，因为人类的多样性恰恰是文学的存在理由和全部内容。我们不得不谈，因为我们不得不坚持，在展示人性的微妙这一点上，文学无疑是比任何教义和信条都更伟大的、最伟大的教师；也因为，一个社会若是干预文学的自然存在，妨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则它必然会降低自身的潜能，放慢进化的步伐，或许，最终还将危及它自身的稳固。^[5]

今天的中国身处地球村里，信息化社会使各国处在彼此影响和深度关联中。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深入研究和重新评估外国文学经典，既可以明晰“全球化时代”现代文明的普适性与可通约性，也可以进一步凸显现代文明的本土性与民族特色，还可以在“后现代式的价值多元时代”里探索树立伦理共识、坚守价值底线、温暖人心、和合世界的途径。

后现代社会媒介过度引发的“意义的内爆”，亦即媒介意义的瘫痪导致意义的内爆，在精神分裂的国度尤为明显。在《媒介意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中，鲍德里亚指出：媒介中符号和信息的激增，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这是一个引向意义的瓦解以及媒介与现实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当前，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新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乎想象，对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

总体上看，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与感受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这些“原初性”的跨界问题，都值得人文学界重新思考和评估。美国著名古典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又译“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1947—　）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而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6]。她提出，公民要“培养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三个方面的能力——批判性的反思、相互认可与关心、叙事想象力^[7]。努斯鲍姆倡导，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想象来培养自我的道德同情和伦理认知。如何解决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处理好人类永恒的矛盾，外国文学经典能够带给人无穷的启迪，相关的人文研究和文艺批评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积极倡导的“将精神遗产转化为现实资源”的美好愿望。

（二）介入生命与跨界会通：媒介化生存中的活用经典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曾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见柏拉图：《申辩篇》）。然而，经过审视的生活却非轻松的生活。阅读和深入经典，无疑会“延长”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的体验，“敏锐”我们的感觉。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该要有开放的胸襟、变通的本领、担当的意识与批判的精神，既要“入乎其内”式地“敬畏经典”，又要“出乎其外”式地“重估经典”。“敬畏经典”意在强调恢复经典的思想尊严，细寻经典的精神魅力；“重估经典”意在强调激活经典的思想命题，开掘经典的精神蕴藏，甚至敢于将“经典”堕落为“经验”，将“意识形态”下降为“具体问题”，特别是在“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人文学界的前辈先贤，都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和天下品格；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先导，用大数据“思想”，优化中国人文研究的未来，同时也要警惕和防止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的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以及随意“创新”。

阅读经典，领会经典，更要“活用”经典。经典的价值与内涵需要透过各式各样的“读者”（特别是人文学者们）加以阐发与印证，成为有效“介入”生命历程的“秘籍”与“宝典”。

古人云：欲成一代经纶手，须读数本紧要书。“文学经典”深藏与化合着无穷的知识、艺术、思想，是人文富矿，蕴藏丰富，品质上乘。世人皆知，与知识相遇，潜在的智识得以开发；与艺术相遇，积蓄的情绪得以释放；与思想相遇，细碎的思考得以连缀。面对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和精神探索，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需要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精神困惑和人文需求，提升学术“公器”的“公共性”，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过程中构建本土文化的精神支撑，完成价值再整合。中国近代学术大家蔡元培（1868—1940）将“学术”分为“学”与“术”两个方面，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8]此话表明：做学问，既要探究学理又要加以应用；进一步说，学理从何而来，应用到哪里去，是做学术者始终需要面对和回答的。中国古语有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接近真理的方法是提出正确的问题。^[9]无论是定位于“大数据时代”还是定位于“消费主义时代”，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新世纪中国的人文学术和文艺批评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它有责任直面问题而发言。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中国所谓“文化”者，人文之化成于天下也。兼具世界情怀与人文情怀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当成为加深中外文化交流、化解可能的文化冲突的亲善大使，应当成为自觉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的排头兵，应当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原动力和精神正能量。

这是一个彼此跨界、彼此融合的创新发展的时代，人们应该适应复杂思维，学会正和博弈，熟练运用大数据思想。“明鉴所以照形，往古所以至今”，如何把握传统学术中“道往而明来”之学，对于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创新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信息化革命的到来，文化领域包括人文研究领域交流对话的进程显得更加紧迫。可以说，世界市场的扩大与开放，使世界各国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迅捷和频繁；而网络技术的更新与提高，更是打破了海关与出版的疆界，使各种信息、观点、情感、思想得以跨越时空进行交流。目前，人们特别关注“大数据时代”的相关问题，其实大数据的正面价值在于“有效”使用海量数据做出准确分析、明智决策与远见性预测，以使公民个体和社会整体更充实、更自如、更完善、更和谐，而这些得以实现的前提还在于“独立思考”和“善于判断”。

正如人的生命需要多种营养搭配，文化需要各种资源交相滋养，当代人文研究也需要多维视野和多种研究方法的“会通”。基于外部世界的这些巨大变化，复合型文化生态下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该转变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超越文本细读式的研究，广泛借鉴现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学术立场；应该从传统单一的、学科界限坚硬的“诗学研究”转向更具包容性、更少学科限制的“文化研究”，增强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以更具想象力和思想力的姿态凸显本来就具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应该彻底摒弃自说自话的理论“部落主义”，把外国文学经典置于其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将文学经典“文本化”、审美机制“历史化”，在“文本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搭建互动嵌入的印证平台、扩展互为交流的阐释空间，以“复杂思维”和“博弈思维”在历史与文化情境中寻求“文本世界”的立体化定位，探究与甄别“源文本”以及各式“延展文本”中沉淀的文化态度、蕴藏的现代性取向等。

常言道：高度决定视野，角度决定观念。从历时的角度看，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生成如同连绵的河水，代代延续、生生不息；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活态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形成“文本之河”。由此看来，今天的外国文学经典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文学文本，而成为一个容量巨大的文化“场域”，“话语”海洋，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意义”得以不断生成、增殖与传播。只有立足于“动态”的文化“场域”视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危险，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美学与商业之间架起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10]。

（三）文明分享与经典研读：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复兴

文化是主体的创造过程，文明是文化的既成状态，文明多样性的深化是增加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人人都应该认同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都应该有一种深沉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对外来文明又必须保持一种开放、开明的态度。既要抵制霸权国家的文化“转基因”战略，有效抗击其文化暗战，又要反对民族主义的泛滥并锐意进取，这样才能学人之长以壮大自己，自我完善以延续文化慧命，才能避免陷入文化部落主义式的故步自封或者民粹主义式的夜郎自大，才能防止国家发展因片面、畸形而出现新的失衡。鲁迅先生早在1908年就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1]其基本宗旨和辩证内涵是：欲求国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就必须放眼天下，博采众长，关注世界潮流，了解人类的新创造，吸收、利用一切好东西;同时，对数千年传承的中国固有文化也绝不能采取鄙薄轻视的态度，更不能将近世落后的责任全部归于传统文化，而是应该冷静分析，将传统文化中那些堪称精华的内涵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共生、各领风骚，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圆融的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12]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曾多次以开放性姿态融合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而激荡丰富起来。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可谓历史罕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文化建设、文明积淀远远落后于经济成就，造成了当前发展中的“文化瘸脚”。殊不知，在当今世界，文化建设关系国家发展，文化品质关乎国家品质并决定个人的幸福层级和生命意义，文明的传承更是关乎一个民族存亡的生命线。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记者时所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发展文化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我们推动现代化，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通过文化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13]这段话起码有两层含义：其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就是在强调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完善的法治，市场经济就会脱序，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而贯彻法治精神，要使之深入人心，就必须依靠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其二，通过发展经济，让民众生活富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让民众拥有丰富的精神追求，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同等重要。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谈文化的阶段，文化与经济再也难分彼此，文化分享的水准直接决定文化复兴的成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富有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GDP，幸福的指针更不仅仅是经济收入^[14]，还可以用生活中休闲时间的多少作为衡量个人幸福和社会富有的标准：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多就越富有；社会中越多的人有越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这个社会就越富有。中国要进一步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尤其是极具魅力的“人文强国”，除了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拥有覆盖全社会的城乡一体化的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大的文化产业以及科学的文化管理体制与机制外，还需要基于自身不断完善与创新的文化软实力、对世界文明的领悟力以及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人文魅力，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继续做好“拿来主义”的工作，提升文明分享的效度。在其中，21世纪中国的人文研究责无旁贷，而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在人文濡化、文明分享、批判性转化等方面独具擅场；尽管研究对象是异域文学经典，但是它应该有中国的立场、观点和学术风格，围绕思想的产生和人文的“化育”，在充分尊重里完成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在满心敬仰里探寻精神现象学的轨迹，在灵动“出入”间翻检人性生死书的秘密，以“才”“学”“识”最佳的状态，帮助国人成为“既能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的人，又能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的人”。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软实力”的提升如何跟上“硬实力”的发展等问题，以构建新的社会平衡并培育更加良性的发展机制和文化生态，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市场”^[15]以及如何更好地坚守“制度正义”，在新型生态文明奠定的“美丽中国”的基础上更好地展现“文化中国”的魅力和优雅。发展中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并优先解决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就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来看，看似不可阻挡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其正面价值主要在于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但它又常常在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中，遮蔽人类文明可能的前进方向，甚至湮没人类更好的生命形态。如何在增加人类“文明总量”的同时尽量保持“文化多样性”，既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课题，又是中国新型城市化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事关“文化正义”的匡扶与“文化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对于尽快扭转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瘸脚”以及“文化生态失衡”至关重要^[16]。然而，如果细致深入地体察和探究“全球化进程”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消费主义”对于每个人的影响，就将发现：消费社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过度满足，而在于把人世的苦难和不幸等原本让人珍惜生命的反思，转化为消费资源，产生一种所谓的“自恋型幸福”^[17]。由此可见，当代中国这个“大转型”社会中的问题愈发显得复杂。

世界因文化而温暖，因文化而别具声色。优秀文化更是人们获得理想信念、生存意义、心灵慰藉、终极关怀的精神家园，它可以制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与啃噬。文学与文学阐释是全球化时代表达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也是要求表达权、语言权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具体方式。研读外国文学经典是全球化时代的明智选择，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帮助我们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重新发现和思考“人”自身的内在含义。阅读，因自由而美丽；文学经典，因诗性正义而厚德载物。对个人来说，防止庸俗，集中精力的一个办法是只读经典，只读那些经过历史淘汰保留下来的精华，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18]。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做的第一条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19]重读，证明了经典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所能带来的阅读乐趣、智慧启迪和心性觉悟。

文化不以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发展为目的，而只以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自我完善为目的；必须把文化自身的发展当作目的，才能真正发展文化而拥有真正的文化。发展文化的一个根本要件，就是尊重文化本身的目的性，尊重思想的自由。人们应当铭记一个常识：自由之于文化，正如水之于鱼、肥料之于庄稼、空气之于人类。但这种自由绝不等同于极端化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不能放任文化成长中的“娱乐至死”。坚持阅读文学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改变气质，对于社会来说可以改善风气。

当今全球时代的文化景观，乃是人文涵濡的产物，又是文明创化的进程：异体化生，涵化濡染，往返滞留，远缘媾合，于是生生不息，创化不已。用儒家经典《中庸》的一句话来总结人类的理想是：“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文化是需要代际传承的，而经典恰好是代际传承的绝佳纽带。对于经典，我们要心存敬畏之心，因为敬畏经典就是敬畏人类自身的历史。但是仅有敬畏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不能让经典所承载的文明火炬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熄灭。传承文明的使命鞭策我们走向经典，而经典本身正散发着诗意的光辉，向走近她的人们报以会心的微笑。当然经典阅读并不见得轻松，要想领悟先贤的智慧玄机，还得下一番苦功夫。

要在系统性、长期性的人文文化涵养和化育事业上有所成就，自上而下的政治清明与持续改革确实能够提纲挈领、振奋人心，而基层性、零散性的人文教育、文化“涵化”与价值启蒙更可以撒豆成兵、化人养心。中国要建设文化强国和人文强国，须坚守中国共产党优秀的思想传统，秉承整体性的科学发展观和永续性的生态思维，大力改善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制度环境，以更大的政治智慧解放文化创造力，推进文化正义，保障文化生成的创新性、多样性，并确保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厚重性。在互联网+时代“媒介化生存”的当下，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并展现魅力，我们既要练好内功、对接世界潮流，也要适时变换传播方式、注重传播效果；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向世界大力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为提升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20]

[1] 艾迪特·索德格朗：《存在的胜利》，《艾迪特·索德格朗诗选》，北岛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2] 傅守祥、魏丽娜：《诗性正义与活用经典——兼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立场、方法及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 傅守祥：《立足动态文化场域重估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1日。

[5] 约瑟夫·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Gill译。原译者按：本文为布罗茨基为1987年1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届Wheatland文学大会所作。据On Grief and Reoson（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5）译出，参考了王希苏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6] 芝加哥大学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论著《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作者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文问题，正式提出跨界性的思想命题“诗性正义”。

[7] 玛莎·纳斯鲍姆：《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李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33页。

[8]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9] 转引自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

[10] 傅守祥、魏丽娜：《诗性正义与活用经典——兼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立场、方法及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11]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13] 《李克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新华网2016年3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6/c_128804383.htm，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2日。

[14] 对于“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这样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金森以其持续研究为基础，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幸福的密码》的论文表明：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真正的幸福密码》，《辽沈晚报》，2013年8月30日。）

[15] “思想市场”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1910—2013）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的论文。该文认为：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科斯就此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地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挑战的论据：第一，思想市场由很多个人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怎么声明是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跟一个从事商品活动者要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第二，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可能；到底什么领域要增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少管制，要依成本而定。在科斯晚年著作《变革中国》里，对“思想市场”也有详细论证。

[16] 傅守祥：《城市发展的文化正义与有机更新》，《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7] 徐岱：《审美正义与伦理美学》，《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8] 语出苏轼《和董传留别》：“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19]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0] 傅守祥、魏丽娜：《诗性正义与活用经典——兼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