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征战”与华夏民族的初步形成

《吕氏春秋·荡兵》在提出兵“与始有民俱”的命题时，曾讲出一番道理：“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又曰：“兵所自来者久矣。”(3)这与战争是阶级斗争产物的观点相去甚远。其实，如果知道人类从灵长类动物演变而来，以及上古人类为了争夺生活资料和争夺对族群的统治权的争斗，便不难理解远古的战争是“性”使然的道理。灵长类动物都是以族群为基本单位而繁衍生息的。不同族群的争食“大战”经常发生，而在数年间，在族群内部的雄性之间或与外来雄性争夺交配权的“大战”，亦不断发展。争食、争夺栖息地的争斗固然是为了本族群的生存和繁衍，而争夺“王位”之战，何尝不是自发地实践物竞天择的规律，从而保障本族群的长久繁衍？这就是所谓的“天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早期的人类。(4)

从神话传说来看，我们的祖先大体经历过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的进化阶段。任继周结合现代考古资料，从原始农业孕育和成型的过程，对古代典籍中所传氏族的生存年代进行了一番梳理，提出：燧人氏与有巢氏距今18000～8000年，为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期，从山顶洞人遗址可知，这时的先人已经能够燧木取火和使用石镞进行狩猎活动，这是“农业发生的准备期”。其后是伏羲氏和女娲时期，离今约8000～6000年，这时的先人“逐水草而居”，自发形成了“草地—畜群—人群”的生态系统，家畜驯养已从采集农业中分离出来，栽培农业已经产生，河姆渡遗址以及河南磁山遗址中发现了收藏的稻、粟(5)和各种石器工具就是证明，这是“农业萌芽期”和“华夏先祖的创世纪”。神农氏时代距今大约6000～4500年，前后经历了1500年，是耕作农业的确立期。《易经·系辞下》说“包羲（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半坡村落遗址和良渚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粟、黍及各式彩陶和生产工具，(6)即是表明栽培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形成一个新高潮。同时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医药、音乐、历法以及以物易物的民间贸易的发展，所以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传说。最后是轩辕氏黄帝以及尧舜禹之时，距今4500～4000年，此时，邦国已成雏形，江淮流域形成稻—猪系统，黄河流域形成以粟、麻为主的雨养农业系统和西北内陆的草地—家畜系统。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文字产生了，北方民族龙图腾整合了南方民族凤图腾而形成统一的“龙凤呈祥”的图腾文化，华夏农业文明的整体构建和奠基“自黄帝始”。(7)

的确，现代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史前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以前，对于今传《世本·作篇》所举燧人出火，庖牺氏作瑟，蚩尤作戈、矛、戟、酋矛、夷矛五兵，黄帝造火食旃冕，随作竽，夷作鼓，挥作弓，夷牟作矢，祝融作市，尧陶制五刑，无句作磬，化益作井，舜始陶，垂作耜耨，鲧作城郭，禹作宫，汤作五祀等等，(8)我们多持怀疑态度。然而，现在已经看到：早在六七千年前已有大量的农产品囤积，五六千年前就有十数万平方米的村落出现，而作为原始农业文明“骨骼”的生产工具，如精心磨制的石斧、石铲、石刀、石锄和骨制工具以及大量陶器也被一件件挖掘出来，晚清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基本上可以烟消云散了。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现代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广袤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其文明的脚步是循着孕育农业文明的方向前进的；而文明的程度是早在神农氏时期就已经有了大型村落的存在，在这些大型村落中已经有了农产品的“剩余”。在古文字学家业已辨明的甲骨文文字中，“倉”被创造出来。《说文》曰：“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凡仓之属皆从仓。仺，古字仓。”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按：“甲、金文象仓形，中有门户，以进出粮。”(9)仓字的创造不仅表明了人们对粮食作为劳动成果的珍惜，更表明了保障“粮食安全”在族群政务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推测其原因，必然是有人会成群结队、明火执仗地来“搶”，因而必须抡起“槍”来护卫“倉”。于是，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对此，郭沫若在上世纪20年代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曾论述过，他说：由于生活资料的匮乏，“战争便成为物质生产上一项重要的工具”。通过战争，抢来别族的牛马、羊豕做食物，抢来女子做妻子，抢来小子做牺牲祭品，就如《周易》履卦所说：“武人为于大君。”(10)

这儿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青铜兵器制造出来之前，用于渔猎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工具，同时也被作为兵器用。例如，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中发现一成年男子左股骨上被刺进2.7厘米的骨镞，发生在6500年前的一场“战争”将骨镞刺得如此之深，可以想象引发此镞的那张弓，威力是很大的。(11)而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观点，对于兵器的制作，我们特举甲骨文的“干”字。(12)干的甲骨文典型字形为“”。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按：干应为先民狩猎之工具，初形为丫，后在其两端傅以尖锐的石片而成“”形，复于两歧之下缚重块而成“”、“”，遂孳乳为單（古音端元切【tan】）。该《典》在解释干的含义时直接说干是“武器”。(13)他在解释“史”字为“从又持干”时，又径直指出“”象干形，“乃上端有叉之捕猎器具”。(14)我们的祖先确实经历过漫长的无兵器时代，但无专门兵器的战争却一直存在。当然，开始的时候，战争的规模很小，同时还带有“血亲复仇”的性质。这可视作人类战争的初始形式。(15)而后来，出于保护生产资料（含栖息和耕作地、水源、种子与工具等）、生活资料的需要，血缘较为亲近的部族之间形成了部族联盟，再尔后由小联盟结为大联盟。这种联盟不断扩大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战争规模的扩大。久而久之，便衍生出炎、黄及蚩尤之战。对此，《吕氏春秋·荡兵》在讲战争不可避免时，作过如下的推演：“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16)今天看来，《吕氏春秋·荡兵》对阶级社会确立之前的战争根源的认识，还是很有道理的。

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及蚩尤部族的战争，一直被视作华夏民族形成的直接因素。相传群居于渭水流域（后迁徙至黄河中游）的炎帝部落和群居于姬水后迁徙至涿鹿的黄帝部族有着共同的祖先。(17)炎帝族尚农，发迹较早，八世之后逐步衰落。而黄帝部族乘势而起。同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周边地区，与炎黄等华夏农耕部族相并立的还有大量非农耕部族，统而称之可谓“万邦”。华夏族人称他们为夷，而蚩尤就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综合上古传说对这两场重要的战争做了清晰的梳理。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指德不直者），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据传，黄帝在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共征服五十二“国”（即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然后“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8)司马迁以上的叙述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仅表明了在诸夏部族中，新生的力量战胜了“欲侵陵诸侯”的衰老势力，同时，在与非农耕族群对夷族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黄帝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法宝并不在于兵器，而在于道义及其军事训练所凝聚的强大力量。所谓道义，乃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即根据一年四季及水土的变化播植五谷，以抚万民、度四方，征讨暴乱及道德不直者；而军事训练，乃是指“教熊罴貔貅虎”，即“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这样，就把普通的农民教养成懂战法、知勇猛、据兵阵的威武之师。而战争的成果更是巨大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总之，这是一场统一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提高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战争，华夏民族“自黄帝始”。

在研究战争与上古文明的关系时，华夏族征苗的战争是不能忽视的。征苗之战在《尚书》的《舜典》《大禹谟》和《吕刑》中都有叙述。三苗乃是居住在江、淮、荆靠近华夏族群的非农部族，在帝舜之时，“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故派大禹前去伐罪。但是被征服的苗民并不听从大禹的命令。伯益劝之大禹：只能用德政感化苗人。禹听从了他的建议，“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这是今传古文《大禹谟》中的叙述。如果觉得这条资料不可信的话，《吕刑》的记载或更加全面，亦更加清楚。“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可译为苗民不信天命，被上天以刑制之）。早在颛顼之时，就用威罚处置那些以恶法残害百姓的苗人；而到了帝尧之时，他清楚地听到百姓对苗民的抱怨，于是，“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这些资料表明：在黄帝之后，苗族与华夏部族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从颛顼到尧舜，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时时发生。有时将三苗赶到边远地区，即《舜典》所说的“窜三苗于三危”，将三苗驱除到甘肃大沙漠地带。但这并不解决问题，混居、杂居于华夏族地区的苗人依然存在，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会经常扰乱社会秩序，抢掠百姓，因而必须以兵刑相制。当然，兵刑总有一定的限度，要恩威并施，特别要重视“恩德”。讲三后“恤功于民”，就是此义。正因为如此，社会按着以华化夷、以华化苗的方向艰难演进，统一的华夏民族才得以形成和初步巩固。深谙史道的梁启超在《太古与三代载记》中对于中华民族何以成立的问题做出这样的论述：

中国者，华夏民族所创也，中国史者华夏民族发展之记录也。然此民族非一旦所成，历万数千年抟捖磨练，乃渐凝为颠扑不破之一体。此民族又非孤根特达，实包罗无数种姓，次第同化混合，始庞然确立其中坚。此氏族是否即为此国最初之土著，抑徙自他方，虽不可确考，第自既宅此国以来，与异族之斗争未始或息，恒赖民族之公业力与夫英雄个性之发挥，故不惟能抵抗敌患，不失旧物，且常能吸纳外来之力以自光大。此数千年国史所由成立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