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民神杂糅”到“绝地天通”

（一）“绝地天通”是从洪荒时代进化到文明时代的标志

与包括灵长类动物在内的其他高等动物相比，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类种”在整体上已经从自然界中真正地独立出来。人类固然离不开自然界，但“我们”却能在顺从自然条件和规律的条件下，建造出“第二自然”的社会，而“它们”却仍然处在“天我混一”的状态之中。当华夏先祖自觉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界分离之后，曾经用过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来描述从“洪荒”到“文明”的进化过程：“民神杂糅”、“绝地天通”。这里，我们就引述被研究上古史的学者们广泛征引的两条资料。第一条出自《尚书·周书·吕刑》：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yì］、刵［èr］、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若古有训”，与《尧典》“曰若稽古”同义。这是周人述说上古先人的故事。特别之处是它从夏（黄帝及其后裔）夷（九黎与三苗）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民神关系。在周人的观念中，横截面的夷夏关系，就是时间上的古今关系：夷人的今天就是夏人的昨天。上段话中有两个“帝”：“上帝”是指天帝，而“皇帝”依孔颖达之说则是指尧帝。尧帝像华夏之祖黄帝一样，都是天帝在人间的代理人。黄帝之前，其先祖无疑曾处在洪荒时代，那时，人们不知道敬畏天帝，人与神处在混杂的状态中。但自黄帝以来，夏族联盟已经开始以礼法秩序护佑民众，而在其周围的九黎、三苗，却仍然处在洪荒时代。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祸乱中原殃及百姓，使大家像野兽一样，相夺相杀。而三苗之君“弗用灵”，即无视上帝的威严，承袭蚩尤之恶，强立五刑酷法，无辜者告于上天，上帝视察民情，看到苗民无有馨香之行，却有血腥之气。秉承上帝意志的尧帝，在杀绝了作恶的苗民后，命令重和黎将人与神隔绝起来，依照天命制订了祥法，以后之圣君选用贤德之人，依其祥法的辅助，即使鳏寡孤独也能得到保护。

因而，这里的绝地天通，乃是我们的祖先脱离动物界而依天命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之义。《吕刑》描绘了人们的尊天意识产生后所形成的良好社会秩序：“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道：“言尧恭行敬敬之道在于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于下，君臣敬明与德，灼然著于四方，故天下之事无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于民，辅成常教。美尧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辅礼教。”(2)孔颖达的解释显然以儒家后世的理想拔高了原意。梁启超将此归结为“具象的且直接的天治主义”，倒合乎实际。他说：“此明明穆穆之抽象的天，何由与吾侪人类生关系耶？吾先民以为宇宙间的自然之大理法为凡人类所当率循者，而此理法之所命，《烝民》之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3)这是一个值得让人们反复咀嚼的命题：文明的人从自然界逐渐独立出来了，而独立的首要标志却是依照天命行事。难道今天不是要按照自然规律做事吗？

对于“民神杂糅”、“绝地天通”的意义，《国语·楚语》所记录的楚国卜尹观射父的话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我们要引用的第二条资料，即在楚昭王（前515～前490在位）问于观射父如何理解“《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的意义时，观射父答道：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观射父的意思是：在古代（当然是指诸夏联盟的古代），民与神是不相混杂的。但是，在人民中，有极少数恭敬中正和智力超群的人，男性称觋，女性称巫，他们可以交通民与神：一方面，能给诸神按其尊卑在祭坛上排定座次，同时又按照不同的等级规定了祭祀时所用礼品和礼仪，让那些恭敬神灵的人担任太祝、宗伯等，率民敬奉神灵。继而产生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五官”，他们各司其职，不相杂乱，形成了文明的景象：老百姓能够虔诚地敬奉神灵，按天命行事；而神灵则有感民德，就降福于民，使天下风调雨顺，让人间五谷丰登。而享受天恩的百姓又把食物献祭给神灵，循环往复，民神各不相扰，但两者又通过觋巫相交、相通，真是天道朗朗，人道咸宁。可是，等到少皞氏的时候，觋与巫懒散不作，五官也不履职，结果，周围的九黎族侵入中原扰乱德政，民和神又相混杂了，百姓没有了敬畏，无法无天；神灵没有了尊严，降灾害民。颛顼帝看到了这一切，于是命令南正重主管天神，命令火正黎主管地民，恢复原来的秩序。“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4)

（二）“绝地天通”给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神权的性质

历史文献表明：诸夏联邦的君、后，常有荒政现象，而这时就导致夷人的入侵，文明制度反复受到考验，所以有黄帝一令“绝”，颛顼再令“绝”。(5)像《吕刑》一样，观射父也是从夏夷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民神关系的：洪荒时代，人们没有对自然界和天的敬畏，大家没有清晰的善恶是非观念，无天、无官、无法，所以可以称之为“民神杂糅”。而进入了文明时代之后，天然界和人类、民与神就明朗地隔离开来：自然界、天、神灵，他们是无形的权威，赐予人类无限的福祉，而人类只要遵从上天的意志，服从它的安排，就一定能够得到善报。与《吕刑》相比，观射父在讲述这一根本问题时，突出了觋与巫的作用：在绝地天通的情况下，唯有觋巫方能交通二者。这恰恰是文明得以成立和发展的桥梁。不过，观射父所说的觋巫，既非洪荒时代人人为巫、家家为巫而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也非后来被置于君、后之下的“巫咸”、“巫贤”，更不是仅仅耍弄巫术的巫师之流。诚如梁启超所说：“吾侪今日读此，孰不以巫觋祝宗等为不足齿之贱业，殊不知当时之‘巫’，实全部落最高主权者，其人‘聪明圣智’，而‘先圣之后’、‘名姓之后’皆由彼所‘使’以供其职，而所谓‘五官’者又更在其下。”(6)

由此说来“绝地天通”，实际上是一场教权的革命，由洪荒时代的神民同位、家家为巫的状况演变为仅仅只有代天行命的天之元子，即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君、后才能具有觋巫的身份，或执行觋巫的功能。这就造成了华夏族早期的国家制度一定是军权、政权和教权复合一体。观射父是春秋晚期的楚国卜尹，他对巫、君的认识，以及觋巫为天子，其后方有祝、宗，最后才是五官的排序，可能夹杂着春秋晚期人对上古政治的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兵事、政务的逐步增加，君权虽然慢慢向军权、政权方面偏重，觋巫的职能逐步从君权中下移给专门之官，但是，觋巫时代所形成的唯有天之元子代表天意，其神权与君权相结合的国家体制，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覆灭之前，这是不可抹杀的史实。绝地天通，使我们的祖先脱离了洪荒时期而迈入了文明的时代，而恰恰在这一当口，它给作为部落、部落联盟，乃至专制国家的君、后一种“通天”的特权，从而使得世俗的权力中保留着神权的遗迹。今日论家可能认为我们祖先“绝地天通”的革命尚不彻底，然而，我们只能说，人类除非只在洪荒时代徘徊，它只要跃进文明的天地，将神权保留在世俗权力中，则是绝对不能避免的。

总之，以“绝地天通”而建立起来的“天人相与”关系，给我们的先祖两大重要成果：尊崇天命的社会运行法则，以及制定和维持这种运行法则的社会机体。这两项成果《尚书·皋陶谟》中的一段话作了概述：

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上天的功业是靠“有土”的君后来代替实行的，因此他一定要谨慎用人，不然就违背天意了。上天按常典运行，故而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道德来训诫我们。上天的诸神是有等序的，因此按人的德行，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礼数施于人间，并教人用不同的服饰表明身份，这样做，既使人们相互恭敬，又要讲求尊卑秩序。上天惩罚有罪的人，根据罪恶大小轻重施加五种不同的刑罚。这些政务非常繁重，一定要勤勉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