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屈原考古研究的学术意义

一、通过考古研究，可以追溯屈氏家族与楚王族的关系，探索屈原家族传统与思想渊源。

以往，关于屈原的世系来源，我们只有这样几条材料：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与“楚之同姓”，刘向《新序》：“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而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研究，就展示出一个全新的面貌：通过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四时》、《小克鼎》、《大克鼎》、《朱公铭》、周原甲骨卜辞、《诅楚文》以及大量楚系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的互证，解决了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比如：其一，理清了楚人、楚国国君、楚王族的渊源、发展线索；其二，揭示了楚国三大姓昭、屈、景与“楚之同姓”的来源，否定了屈原与楚王比较疏远的观点；屈氏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均为楚国大姓，否定了战国时代“屈氏”衰微的观点，即使在楚怀王时期，屈氏家族还是人丁兴旺，身居要职，势力较大的；其三，揭示了屈氏家族鲜明而强烈的传统与家风，这就是忠君、爱国，为楚国、为楚王效力，自觉主动，无怨无悔，愿意献出自己的才能、热血乃至生命。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屈原的追求与苦恼，执着与渴望，以及用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源泉。

二、通过考古研究，可以论定屈原生平三大环节：从政、放逐、沉江的真实性。

屈原研究，自古以来是一个热点，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言人人殊、歧义纷纭的领域，更是一个奇谈怪论、异端邪说比较泛滥的舞台。通过实证研究，用事实澄清历史争端，从而扭转信口开河、随意编造、违背事实、标新立异的不良学风。比如，通过对屈原仕履、放逐、沉江的考证，不仅强调了屈原的真实存在，而且否定了屈原是一个“大巫”、“文学弄臣”等无稽之谈。尤其是第一次使用“左徒戈”铭文，使结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对风靡学界的裘锡圭、汤炳正二先生提出的“左徒”即“登徒”说予以质疑、否定，再次强调方法论的严肃性。由于弄清了屈原的身份、职业、生卒年、政治追求与人生选择，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读作品的内涵及其背景，进而全面认识与理解屈原的时代特色。

三、通过屈原与《楚辞》的参与和“援助”，推进“楚文化”的研究。

历史总是有遗憾的：我们期望考古发掘能够找到有关屈原本人的直接材料，期望考古发掘能够找到有关楚辞的更多材料，但目前还没有进展。退而求其次，我们也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屈原与《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

因此，我们只能利用屈原与《楚辞》的研究，来推进“楚文化”的研究。我们认为，楚文化应包括物质的（或称技术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或称意识的、观念的）三大层面（P.153-161）。没有屈原与《楚辞》，就没有丰富充实的“楚文化”。张正明认为，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青铜冶铸工艺；其二，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髹漆工艺；其四，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美术和乐舞（P.3）。王生铁亦指出：楚文化有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屈骚文学。罗运环从整体上探讨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四点之中，有两点是由屈原及其作品构成和“支撑”的。

所以，我们认为，屈原及其作品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屈原是楚文化中“精神文化”的集中代表，从《离骚》、《九章》等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中，可以抽象出屈原精神的内容与特征，比如屈原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等“四项全能”的追求，屈原力图将执着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其次，《楚辞》也是楚文化中“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依据。其中《天问》、《九歌》、《招魂》等作品，可以与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楚简互证，作为破译考古发掘成果的钥匙与内证。这对于从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角度研究楚文化，丰富楚文化的研究内容，破译楚文化的疑难，具有无法替代的学科意义与实践效果。所以我们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推进两个领域的同步发展。

四、通过考古研究，推进屈原与《楚辞》系列作品的研究，推进学术史的进展。

以往，楚辞学者常常强调屈原及其作品的精采绝艳，异峰突起，同时也慨叹缺少过渡，过于突兀，不可思议。但考古发掘的成就，则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是遗址、墓葬、遗物的发掘与整理，如江陵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王城、淮阳陈城、寿县寿春城、信阳楚王城以及村落遗址、大型建筑遗址、矿冶遗址等；而楚国墓葬发掘数实际已超过8000座（P.65），而且建立了西周晚期以后的楚墓年代学；还有大量遗物的发现，如青铜器、铁器、漆器、丝麻织物、竹简、陶器、玉器等。——所有这些，不仅全面展示了楚国社会的高度繁荣与发达，也描述了楚国绚丽灿烂的艺术盛况，而诗歌，尤其是屈原的诗歌，则是楚国艺术的骄子，楚国艺术的杰出代表。

至于出土佚籍的发现与整理，则更加令人振奋，必然将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三者沟通起来，李学勤提出，通过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认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这或许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P.2）。“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P.400）。

特别是与屈原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非常有利于我们将屈原与这些出土佚籍和文献信息进行比较、互证，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探索屈原的人生、屈原的创作、屈原的个性、屈原的价值。

当然，在出土文献的研究高潮中，在所谓的“简帛时代”，还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要防止仅仅局限于出土文献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更要防止蜂拥而上，盲目附会，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三个角度综合考虑，分别整理，小心求证，处理好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处理好文字材料与出土材料的关系，处理好传统视野与现代视野的关系，从基础工作做起，逐步寻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