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屈原考古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屈原及其作品是考古学、古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考古学作为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只是在近代才兴起并传入中国的（P.50）。

考古，虽然是一门有着明确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学科，但从它形成时起，就是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相结合的，在它的滥觞地欧洲，考古研究普遍具有与人类学和美术史相结合的特点；在我国，现代考古学一经传入，便与古代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即考古研究同认识古代、研究古代传统的历史研究密切结合（P.56）。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学迈出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P.63）。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P.1-3）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做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屈原研究学者）已经做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

屈原《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P.285）。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P.213）。

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P.414-415）

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P.409）

王国维又说：

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P.2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王亥、王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而《殷本纪》省去了王恒，由王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亥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

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张崇琛复据《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

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史记》既漏载王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王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王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王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P.119-128）。

第四，关于殷代先公王亥、王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

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P.52-53）

因此，江林昌提出：“楚辞里的许多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古史原貌，这些记载与先秦其它文献所载不同，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古史系统，甚至不见于其它任何文献，成为一种绝无仅有的逸史轶闻。”（P.313）所以强调通过楚辞去研究上古历史文化。

第五，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从考古学建立初期，就形成了以“上古史”研究为主要载体的传统。

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考古学的民族特征，决定了屈原与《楚辞》在考古学、古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而《楚辞》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则是与《楚辞》本身具有丰厚的上古史内涵分不开的；而《楚辞》为什么拥有如此丰厚的上古史信息呢？这还得从《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屈原的特殊个性与人生遭遇说起。

作为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同时又具有浓烈的近乎狂热的从政热情，加之“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P.38-76），极其短暂的从政经历与始所未料的挫折，给屈原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他自以为“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卜居》），满腔的悲愤与委屈，上下求索与君王不寤的无奈，“定格”在一生的倾诉与追求之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分析屈原创作目的，“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其次，屈原那敏感多愁、忧郁孤独而又富于狂飙式暴发、雷电式抒发的转换极快的个人气质，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隔膜，“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忧虑，郭沫若说：“他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他似乎是有失眠症的人。”“‘背膺拌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惜诵》）这大约是神经痛，不然便是肋膜炎。至于他有心悸亢进的征候，在他的诗里是屡见不一见的。”（P.145-146）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等。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P.47-50）。——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姜亮夫《屈原赋中的北学》曾列举十五例说明“屈赋所说到的许多史实（应当说传说），都与《诗经》、《书经》、《左氏传》相同或相似”，并说：“屈子所传殷的先公先王比北土所传翔实，孔子说夏殷之礼文献不足，而《天问》所传夏殷史实较儒家所传为多。”（P.6-7）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天问》：

这篇文字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极重要的一项资料，它替我们保存下了无数古代的神话传说，可惜直到现在有好些都还不得其解。……更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P.33-34）

孙作云通过十个例证说明，“做为史料的源泉，《天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贡献的”；“根据《天问》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可以恢复或部分地恢复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史，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甚至于一部分阶级社会史”；“《天问》中还有许多次要资料可以补充古书记载之不足”（P.22-34）。孙作云还自觉提出：“我很想把屈原所见楚宗庙壁画，恢复一部分（不可能全复原，亦无此必要），大约可以找到三十张图，使考古材料与《天问》相印证。”

林庚认为，《天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从中可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他指出：“《天问》之所以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则正因为它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传说中渺茫的远古史的再现世界中，这乃是《山海经》等记载所不能具有的一种魅力。”（P.1-13）赵浩如认为，中国文学的史前史，不存于《诗》而丰于《骚》。屈宋给我们提供的艺术形象的圭璧，是在三百篇之前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久远的初民生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反映的产物（P.117）。

面对《楚辞》丰富的古史信息，郭沫若、孙作云等前辈学者均已自觉意识到：应该用考古材料与《楚辞》相印证，以再现古史原貌，纠正文献记载的讹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正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所述，“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P.2）。

要之，屈原特殊的个性、气质、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

二、屈原考古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姜亮夫《楚辞通故·自叙》云：

然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需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

姜氏所述之“古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尤为学界所重，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屈原与楚辞，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即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

郭沫若《屈原研究》大量引用楚、徐、吴、越等地的青铜器铭文，说明“南方的江淮流域，在春秋以前，已经是有高度的文化”，尤其强调《楚公逆镈》（采用孙诒让说，以楚公逆为熊咢）“和周人的铭文并没有怎样的差别”（P.56）。这对屈原思想的渊源研究，极有指导意义。

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主张（P.312），于1958年对其少作《楚辞拾遗》重加校补，其《自序》强调：

自1940年长沙战国时楚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P.1）

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

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证发。（P.234）

基此，于先生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P.235）。

朱季海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等方面，对《楚辞》作研究，“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其有明文者，必征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何剑熏亦比较关注考古新材料，并及时采用来破释《楚辞》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畹，王逸注为“十二亩”，班固云“三十亩”，又有人说“二十亩”，莫衷一是。何氏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

汤炳正善于运用地下出土文物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为其治学之显著特征，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利用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铭文“岁鼎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推算屈原的出生时间，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批驳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怪论（P.426-428），利用包山楚简探讨《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据曾侯乙墓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之同异（P.48-57），据曾侯乙墓棺画研究《招魂》中的“土伯”（P.271-280），以及《天问》“顾菟在腹”别解（P.261-270），均新颖可喜，令人惊异。至于字义训诂之间，亦注重文物资料的佐证，也有不少创获，被有的学者称为“泰山不移”。

在中年学者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赵逵夫、汤漳平。赵逵夫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与屈赋比喻象征研究，唐勒赋残简校释与《远游》作者研究，以及泰安铜缶铭文、曾侯乙墓竹简与“左徒”研究，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与战国屈氏世系研究等。汤漳平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唐勒赋残简与宋玉作品真伪研究、两周金文与楚文学渊源研究等。

此外，还有萧兵运用马王堆帛画研究《楚辞》神话、曲宗瑜利用出土文物研究《离骚》、《哀郢》的产生年代，郭在贻以马王堆汉墓漆棺画考释《招魂》之“土伯九约”，刘信芳运用秦简《日书》研究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利用包山楚简研究《九歌》等，亦值得重视。又，黄灵庚公开标举“二重证据法”，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复取证于传世文献，著《楚辞简帛释证》，“发明前贤剩义”，在文字笺释方面，获得较大进展，对于学科建设，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屈原与《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因此只能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据陈桐生《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列出海内外学者著作论文，仅61种，其中还包括部分楚墓、楚简、汉墓、汉简、帛画的原始资料。

原因之一：姜亮夫、陈直、于省吾、朱季海、汤炳正、何剑熏等老一辈学者，功力深厚，具备多学科知识，但是：第一，大量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简牍帛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比如，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木简及帛书帛画，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西汉早期墓出土竹简，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战国墓出土竹简，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竹简，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竹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购入藏的战国楚简，以及超过万字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第二，整理出版比较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二十年。如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至今才出版三册：壹、叁、肆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目前才出三册。第三，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又在其后，比如，《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至2001年才出版。再如，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砖瓦厂战国墓出土竹简，至1995年公布，2000年出版研究成果。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三十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李学勤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自序》中说过：“我们生在这一新发现的时代，是应该庆幸的。”（P.1）

原因之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如考古学、古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而“古文字学”还包括甲骨文研究、青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牍帛书研究；而战国文字材料又包括金文、漆器等铭文、陶文、古玺、封泥、石刻、货币、简帛等（P.136-153），的确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

原因之三：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如关于“左徒”的考证，裘锡圭先生作了这样的推测：

左（？）徒、右（徒）——左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

对于裘氏的“疑”，汤炳正则予以确认，并推论：“左徒”即“左登徒”；“左徒”即“左登徒”之省称；赵逵夫又有所发挥，以为“左征尹”、“右征尹”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称谓，“左徒”、“右徒”是战国后期的称谓。楚之“征尹”、“（登）徒”即中原国家的“行人”。而事实上，这样的诠释是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对论证的前提资料——竹简，缺乏应有的辨认与考释。我的观点是，曾侯乙墓竹简的官名为“左徒”、“右徒”与“登徒”没有等同关系（见《屈原仕履考》）。当然，在楚辞学者中，汤炳正、赵逵夫二先生均是旧学深厚、治学严谨的专家，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果，至今似乎还无人能够超越。赵逵夫不仅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而且对出土文献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孙膑兵法〉校补》、《唐勒〈论义御〉校补》、《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等（P.1-61），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赵逵夫考释湖北随县涢阳出土的铜簠铭文，以为“赤角”即屈御寇之子子朱的名，这一结论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刘彬徽研究楚系青铜器，即采用、肯定此说（P.310），这一现象在楚辞学界还是绝无仅有的。

原因之四：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亦熟悉楚辞，他们也注意到出土文献与屈原和《楚辞》的关系、作用，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点到为止，有时仅仅是一种怀疑与推测，比如，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报告，涉及“唐勒赋”残简仅云：“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就这样一句话，引发了楚辞学界或唐勒或宋玉的长期争论，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意义（P.545-546.633-635）。郭店楚简出土后，任继愈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荆楚文化的竹简带有地区特征，如‘太一生水’，《老子》对水的重视，决非北方黄土高原的产物，楚地巫术盛行（北方也有巫术，那是有北方的特点，如燕齐文化的表现），与文学、宗教联系来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屈原的思想。”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横跨考古、历史、楚辞几大领域，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如鄂君启节出土后，李平心致信郭沫若，说：“铜简铭文共计三百四十余字，必能提供珍贵的史料，说不定对于屈原研究也可供给一点线索。昭阳（简铭作邵阳）与昭奚恤、昭睢等当为同族，昭、景、屈三闾关系值得研究。”于是，郭沫若撰写了《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一文，但涉及到屈原仅有几句描述性的话：“‘鄂君节’铸造的时期可能正是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期。楚怀王对于至亲楚君启都那样地防微杜渐，我们就更可以了解屈原为什么终于会遭到疏远和追放了。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才能而又很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