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宏观经济改革

我第一次见到朱镕基的时候是1988年，当时他还是上海极具魅力的市长。在朱镕基当上市长之前，上海这座城市看上去对外国投资还很有敌意。上海的官僚体系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得到大量审批或删改，然而每个部门又拒绝相互合作。朱镕基的第一个挑战是吸引外国投资。他把所有部门的人召集起来，将他们放进同一个房间，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他把这称作“投资一条龙”。

我作为香港美国商会（Hong Kong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代表团的一员被邀请到上海，去了解这“一条龙”的工作原理。

朱镕基在一家老旧宾馆的接待厅接待了我们。那家宾馆有着暗红色的绸缎窗帘和艺术装饰过的椅子。朱镕基来得有些迟。他匆匆忙忙地走进来，直接鼓动人心地谈起了他这个一站式服务，没有浪费一丝多余的时间。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商业领袖注意到，朱镕基的西装裤下却是一双登山靴。这位商人轻蔑地低声说道，在中国，像上海这种重要城市的市长都不会得体地穿着。在会议结束后，朱镕基为他的迟到表达了歉意。他解释说，他刚刚从一个建筑工地赶来，这也是为什么他正穿着登山靴。

离开会场，这位有活力的上海市市长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震惊。当时没人能够想到，朱镕基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股极具影响力的力量。

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东欧剧变都是明摆着的教训，也是中国最不想得到的结果。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哈佛大学课堂上与中国毫无关联的幻想。在抛弃了休克疗法之后，邓小平谈到了渐进式改革，他称其为“摸着石头过河”。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层开始变得特别务实，专注于经济增长。我常常跟外国投资者解释称，中国的常务委员会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每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则是放大版的股东大会。很快我就想到了“中国公司”这个词，并写了一本以此命名的书（一本写给外国投资者的指南），由巴特沃斯-海涅曼出版社（Butterworth-Heinemann）于1996年出版，至今还能在亚马逊网站买到。在美国政界眼里，这个观点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最终还是被政客和记者所接受了。后来，费晓闻（Ted Fishman）用了我的书名，也出版了一本同名书籍《中国公司》。

与此同时，朱镕基将“经济特区”的概念提上了一个新高度。历史悠久的上海外滩曾是亚洲的“华尔街”。穿过黄浦江，外滩的对岸是一片平坦的沼泽地和一些毫无特色的村落。朱镕基决心在那里创建一个叫作“浦东”的国际金融贸易区。尽管整个想法在今天听上去有些普通，但在那时却是中国一个大胆的开创之举。

朱镕基让他的副市长赵启正在浦东创建一个超现代的新区。那时的中国远没有现在富裕，赵启正只能去吸引外国投资。我说服了瑞士的制药巨头罗氏公司（Roche）把亚洲研究发展中心从香港迁到了浦东。

1992年的春节，邓小平再度参观了浦东经济特区，那里已经变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建筑工地。邓小平确信，这里将会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1991年底，朱镕基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纪元开启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