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密码

1992年，我住在北京狭窄胡同里的一座古老的中式四合院里。这条胡同非常典型，两旁都种着树。人们（包括一些中国人）总会把hutong（胡同）和siheyuan（四合院）这两个词语混为一谈，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北京话里，“胡同”是巷子的意思。北京有句古话叫作“没名的胡同赛牛毛”，但现在，很多胡同都已经消失，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有一个四合院叫作Hao Yuan（好园），意思是“好的花园”。这个院子后来成为一个国营的宾馆，住客大多是外国专家。这里有着古色古香的魅力，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国家聘用的职工，他们对外国宾客微笑友好。

每个周日的早晨，我都会坐在院子里的果树下喝茶。看着四周灰尘扑扑的院子，我就会莫名想起刚讲到的那些东西。那是我唯一可以真正休息的时间。除此之外，我要么就在无聊的商业中心里谈着合同，要么就是在去工厂的路上。那时，中国的谈判方很多时候办事的方式是跟外国同行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再向国家报销。在这座北京四合院的安静时刻，中国建筑的力量与深度抓住了我的思绪。

在北京的四合院建筑里，我看见了中国心理的一面镜子。这些房子有着灰色的砖墙和雅致的拱形屋顶。然而在街上，你却无法看见里面。你只有仔细观察门上复杂的雕刻和两边古老门枕石的形状与大小，才能猜猜谁可能住在里边。

我意识到，建筑就是一种加密了的语言。

每座四合院都有一个曲折的入口，总是被一面雕刻过的照壁遮住。想要进入一个中国的庭院，从来都没有直来直去的走法。进入院子，中间那个花园便是所有活动的中心。花园里种着象征着繁荣的果树，其种子则象征着新生。院内所有的门窗都朝向中心，没有人能逃离这个封闭的家族圈子。谁住在哪里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主人、儿子、女儿和仆人的住所都要按照建筑物的比例与屋顶的高矮来分配。这都是按照严格的儒家学说里的秩序安排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该住的地方。

每个院子的某处都会有一扇隐秘的后门。

这与美国的住宅完全不同。美国的住宅大多处在一个大草坪的中央，街上的任何人都能看见里面正发生着什么。巨大的窗户将整个客厅暴露无遗。一进主门，通常会有一个直通卧室的楼梯，但所有人都在厨房里转悠。车库则会设计成至少能停两辆车的大小。

这个逻辑十分清晰：建筑是人们与他们所处环境的对话。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在权力走廊里游说政府，中国的一切都按照庭院建筑的规则运行。这有点像是中国文化的达·芬奇密码。在墙外，墙内的一切都是谜。前门几乎一直是关闭着的，只是偶尔才会小心翼翼地打开。当遇到曲折的事情时，你要知道，要进那扇门是绝没有直截了当的捷径的。一旦你进到内部，规则会因为你是其中一员而改变。如果事情开始变得复杂，那永远都会有后门可走（前提是你找得到）。

20世纪90年代，地价上涨，开发商将这些街区连根拔起。政府、开发商和银行达成了三角连环开发协议。在短短的十年里，北京的许多传统建筑遭到了破坏。令人悲伤和感到目光短浅的是，将邻里社区连根拔起，破坏传统建筑的行为很快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趋势。

我觉得唐纳德·特朗普在这里应该备受欢迎。

一天早上，好园亮红色大门的对面，开发商推倒了附近的整片胡同。伟大的中国历史建筑、迷人的树荫小巷、数千年的文化代表被推倒了，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华丽的法国宫殿式的建筑，闪闪发光的展厅里摆着法拉利和保时捷。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被一些中国人抛弃了，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标志，沉迷于重新定义他们的西方奢侈品牌。西方奢侈品牌已经变成了某些中国人的新“鸦片”。

这就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意义吗？

城市交通拥堵。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面前都会显得温文尔雅。穿着普拉达的人摆着一副傲慢和粗鲁的模样。街上的行人看上去都有着即将要被推下悬崖的压力。市政规划者把那些有着沧桑历史的小巷夷为平地，然后为豪车铺上新的马路，造成更多拥堵。那些豪车的行为总是让人觉得，越是名贵的车里坐着越是差劲的司机。在单行道上，豪车司机会去招惹那些走在正确方向上的司机，似乎名牌会给予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这都是金钱惹出的事吗？我们的当地文化与身份认同正经历着什么？

年复一年，我越来越容易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曾怀着一腔理想来到中国，想为这个国家走出贫困尽一份微薄之力。外资为中国带来了金融和技术，而我仍相信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错的。作为一名职业律师，我曾为埃克森美孚、爱立信、罗氏、拜耳、柯达、安达这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提供咨询，帮助它们获得市场准入并开展在华的初期业务。我其实算是这些跨国品牌全球化的雇佣兵，但我渐渐开始不太喜欢干这些事了。

完全从个人层面上来讲，我不接受现代化和全球化就要抹去当地文化、拆迁传统街区的观点。我认为，只要采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既保护当地传统文化又达到现在的发展水平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很多人都有不同意见。

于是我便思考着有没有可能发起一场街坊运动，做一些小生意，给邻里社区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我决心试一试。

在之后的五年里，我翻新了三座四合院，并在每个园子里做了一些小生意。政府非常密切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常常会有一些官员不打招呼就直接进到我的院子里，有时是带着怀疑的目光。但这个创意很快就流行了起来，人们纷纷效仿，并开始修复附近的院子。精品酒店和餐厅开始出现在老旧的住宅区中。当地官员还在不断视察这里的情况，只不过，那些曾试图阻碍我的项目进展的官员，现在倒开始考虑以此修复这些老屋，保护这些历史街区了。在王岐山当上了北京市市长以后，有些事情真的转变了。北京市人大下达指令，要求将这片街区作为历史遗产保护起来。我从没想过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但事实向我证明，实用主义是管用的。

有一天，在我指导修复工作时，我听到消息称，有人在北京郊外的村庄里找到了一扇古老的折叠屏风。随着他人的指引，我在农舍的地板上看见了这扇屏风。屏风上面盖满了北京黄色黏稠的尘土。它一定被抛弃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地方都已经损坏了。这扇屏风其实是一件雕刻精美的古董。在另一个世纪，它完全可能是富人家里的一件装饰品。卖家说，这个屏风是在开发商拆毁老屋时抢救出来的。

屏风的每一折都刻有一条中国传统价值观：善、道、礼、仁等。我后来才知道，这上面就是中国古代的几大核心价值观。

在发展的热潮中，人们奋力追求物质财富，文化财富却被挤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