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计划与市场融合实验的十年

南方谈话

北京，1992年。那是晚冬里寒冷乏味的一天。从我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整个城市看上去十分灰黄并且平坦。没有人能想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巨大的建筑工地会向四面八方蔓延，吞没这里所有的低层建筑。我的办公室坐落在世贸中心，一座其时形只影单的现代高楼。十年以后，世贸中心却在林立的高楼之中显得矮小了。

但在1992年的时候，这栋世贸中心大楼几乎都是空着的。我当时在为香港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孖士打律师行（Johnston Stokes & Master）”工作，刚被调离了老挝和越南，被安排去重开北京办事处。我的任务便是重新建立起他们在内地的业务。

盯着这扇被煤烟污染，被灰尘弄脏的窗户，我试图去想象如何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这里没有外国投资者，其他的那些公司只在保持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这里连商业的一点影子都没有。突然，我的思绪被我的香港秘书打断了。她急匆匆地推开了我的门，像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然后担心地对我说：“一些中国官员在前台等着见您。他们自称是您的‘朋友’。”

我走下楼，看见余晓宇（音译）坐在蓝色的公共沙发上，看上去这就像是他的地盘。他还有两位陪同的官员。余晓宇是个魁梧的北京人，但却有着纽约人的自信与不拘小节。他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主任的秘书。

体改委是总理的智囊团。由于他们有着监督其他部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深远权力，因此是中国政府里最具权力的机构之一。

余晓宇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着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低声地说改革者已经意识到了外商投资是必需的，市场经济也是必要的。

1992年1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紧接着，邓小平宣布中国将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之前，中国官员连“市场经济”这个词语都不敢说，而如今，他们有了深化改革的绿灯。

邓小平随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位政界巨头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改变了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也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偶像，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从那一刻起，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的干部，都积极踊跃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之中。海外投资大量涌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随之而来。改革开始在全国推行，很快一切都变了副模样。

中国“姓资姓社”的这场意识形态辩论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后被深深地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