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些学者认为，汉唐经学是“五经”体系，宋代经学则已转入“四书”体系。这种说法，误解了朱熹所谓“《四子》，《六经》之阶梯”^[1]一语的真实内涵，一方面简单地将理学形态完全等同于经学形态，另一方面笼统地将南宋后期几十年的典范转向等同于整个宋代，与宋代经学的基本面貌并不吻合。

事实上，传记研究（主要是新起的“四书学”）虽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本经研究仍然是宋代经学的主体。^[2]其中，易学和春秋学堪称宋儒最为看重的两门学问，诗经学和尚书学依旧是宋代经学的重要内容，周礼学和礼记学成为宋代经学的新变焦点，仪礼学不太为宋儒所重视；由《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及其解释构成的“四书学”是宋代经学最具时代特色的新学问，当然孝经学和尔雅学也不容忽视。

1. 易学

据清儒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宋代易学著述近600种，为专经研究之最。^[3]与汉唐易家的繁复歧解不同，宋代易学逐渐回归“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的起点。拙见以为，这一时期的易学主流为义理派、图书象数派和兼采派，程颐《伊川易传》和邵雍《皇极经世书》分别是前两派的代表作，而朱熹《周易本义》《周易启蒙》则是兼采派的集大成之作。

义理派易学，以魏晋隋唐易学为背景，尤重王弼（224—249）《周易注》，变玄学老庄易为儒学孔孟易，与当时士大夫所关切的道德性命、天下国家相结合。北宋胡瑗《周易口义》率先讲明君臣礼义，稍后王安石《易解》、张载《横渠易说》、苏轼《东坡易传》讲天命人事，至程颐《伊川易传》讲天理人心、日用伦常，理学化易学基本成型；南宋以下义理派易学多受程颐的影响，张栻《南轩易说》偏重言理，杨万里（1127—1206）《诚斋易传》偏重徵史，杨简《慈湖易传》专讲心性之理。图书象数派易学，以汉代易学、道教易学为背景，或取河图洛书，或通历法算术，或仿炼丹图，或演《太玄》，然亦有经世致用的取向。北宋陈抟《易龙图》《先天图》率先讲天地之数、先天之图，刘牧（？—1042前）《易数钩隐图》讲太极八卦之图、河图洛书之数，邵雍《皇极经世》讲先天心法和元会运世，司马光《潜虚》讲“万物祖于虚”，晁说之则兼综邵氏、司马氏之说，图书象数学逐渐成熟；南宋以下图书象数易学多受邵雍的影响，其中张行成（？—？）、蔡元定有传承邵氏易学的相关著述，也有一些易家流于术数。而兼采派易学，融通图书、象数、义理诸家，北宋周敦颐（1017—1073）《太极图说》讲“阴阳太极”之理，朱震《汉上易传》以周程之学兼采汉宋象数；南宋朱熹《周易本义》以象占为本义而兼重义理，后来各派易学多受其影响。南宋末年，董楷（1224—？）将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周易本义》合编为《周易传义附录》，标志着宋易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易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五个内容：一是有关易图和先天之学的争议，比如易图授受源流、先天后天之学、河图洛书之数。二是有关古本《周易》的复原，其中吕大防（1027—1097）、晁说之、吕祖谦、程迥（？—1189）、吴仁杰等人均有贡献。三是有关《易传》的质疑和崇信，比如欧阳修、叶适质疑“十翼”非圣人之言，程朱理学家倾向以《易传》解《易》乃至群经。四是有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考，比如北宋儒者由此推衍性命道德之学，南宋儒者由此渐成穷理致用之学，涉及理学的重要观念。五是《太玄》学的展开和消融。北宋诸家致力于注解《太玄》，南宋《太玄》学与邵雍象数学趋于合流。

2. 春秋学

据《经义考》，宋代春秋学著述近400种，在专经著述中仅次于易学作品。汉唐《春秋》三传之学，在中唐时期出现了舍传求经的新变，宋代春秋学大体趋势是“变专门为通学”。^[4]拙见以为，这一时期的春秋学回归孔、孟所讲的《春秋》大义，其主流为褒善贬恶派和经世传心派，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胡安国《春秋传》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作。^[5]

褒善贬恶派春秋学，在扬弃汉唐《三传》之学的基础上或舍传求经，或会通诸传，以义例、史法来讲褒贬，视《春秋》为鉴古知今之书。北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率先以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强调《春秋》无褒，尔后刘敞“春秋五书”舍传求经、权衡褒贬，孙觉（1028—1090）《春秋经解》、苏辙《春秋集解》分别偏重《穀梁传》《左传》，崔子方（？—约1128）《春秋本例》则会通三传，义例褒贬之学颇为盛行。南宋以下，叶梦得（1077—1148）“春秋三书”辨三传是非，吕祖谦《左氏博议》、陈傅良《春秋后传》偏好《左传》，史法史论之学影响较大。^[6]此外，表谱、图例、编类之书视《春秋》为史书，亦可附于此派。经世传心派春秋学，以程颐之学为宗，在汉唐诸传之外视《春秋》为史外传心、经世大法之书。有关此派的源流，张九成尝说：“近世春秋之学，伊川开其端，刘质夫广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说大明。”^[7]程颐《春秋传》率先讲“百王不易之法”，刘绚（1045—1087）《春秋传》继之，胡安国《春秋传》专意“正人心”来讲经世大典。受程颐、胡安国的影响，南宋以来理学化春秋学蔚然成风，比如吕本中《春秋集解》、高闶（1097—1153）《春秋集注》、吕祖谦《春秋讲义》、戴溪（？—1215）《春秋讲义》、家铉翁（1213—约1297）《春秋集传详说》等。在朱熹的倡导下，门人后学有意融通两派，把《春秋》当作经史兼备之书，张洽（1161—1237）《春秋集注集传》、吕大圭（1227—1275）《春秋或问》颇有代表性。由于朱熹无《春秋》专书，吕祖谦经解又拘泥于《左传》，宋代春秋学没有形成成熟的典范文本，元初诸儒惟以胡安国《春秋传》充科举标准。

这一时期春秋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五个内容：一是有关正统和尊王的论述。基于晚唐五代之变乱和辽金元各争德运，宋儒从春秋大义上重树正统观念，高扬尊王思想，其中欧阳修、孙复、司马光、苏轼、朱熹用力最深。二是有关攘夷和复仇的主张。宋朝外患频仍、国破家亡，宋儒讲《春秋》比较重视华夷之辨和复仇观念，其中胡安国、家铉翁的经说堪为典型。三是有关天理、人欲的思考。程颐引入“天理”观念来讲《春秋》大义，胡安国专意于天理、人欲之辨，展开了春秋学的理学化进程。四是有关《春秋》科目置废的是非。王安石因视《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罢《春秋》科，道学群体则自始至终偏好《春秋》而复置科目、讲说大义。五是如何用春秋书法编纂史书。宋儒编定战国以来的史书，莫不用春秋书法，比如欧阳修《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范祖禹《唐鉴》、吕祖谦《大事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3. 诗经学

据《经义考》，宋代诗经学著述近200种。汉唐诗经学从重视三家《诗》转至独尊《毛诗》，《毛诗》《郑笺》成为《诗》说据依。至宋代，诗经学转而遵循孟子“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之法，以孔子“思无邪”（《论语·为政》）之标准来敷说儒家诗教。笔者同意，这一时期诗经学的主流分为传统派和疑古派，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是各自的代表作。^[8]

传统派诗经学，在《毛诗》《郑笺》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尤其是《毛诗序》）基础上回归孔孟来敷说诗教，时亦断以己意。北宋王安石父子《诗经新义》偏好随字生义、分章析句而成为新学派典范，程颐《诗说》、范祖禹《诗解》以推崇“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之教开启了理学化诗经学的进程；南宋而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陈傅良《毛诗解诂》、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以理学折中汉宋诸家，惟有范处义《诗补传》属于袒护《毛诗》之作，南宋后期传统派诗经学比如戴溪《续读诗记》、严粲《诗缉》莫不受吕祖谦的影响。疑古派诗经学，质疑和非议以《毛诗》、《郑笺》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尤其是《毛诗序》），或循人情物理，或拘天理王道来敷说诗教。北宋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循人情怀疑《诗序》，南宋吴棫（？—1155）《诗补音》不满汉唐旧音，郑樵（1104—1162）《诗辨妄》、王质（1135—1189）《诗总闻》谓《诗序》全不可信，朱熹《诗集传》甚至不信孔子删诗之说，杨简《慈湖诗传》完全以己意解《诗》。南宋后期疑古派诗经学莫不受朱熹的影响，比如辅广《诗童子问》拘守师说，王柏《诗疑》更有删诗之举。南宋末年，《诗集传》成为“诗经宋学”^[9]之典范，元初遂立为科举标准。

这一时期诗经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有关《毛诗序》的争论。宋儒对于《诗大序》《小序》有不同程度的修正甚至否定，由此形成宋代诗经学的种种新气象。二是有关《诗经》体制的讨论。包括“六义”（即赋、比、兴、风、雅、颂）内涵的衡定、诗经音乐的探究、诗经篇题的辨析、诗经篇次的编排等问题，颇为宋代儒者所关注。三是以理说《诗》。由于宋儒坚持“温柔敦厚”和“思无邪”的诗教原则及标准，《诗经》的解释呈现出理学化的趋势。四是以诗人说《诗》。从“诗言志”（《尚书·尧典》）和“兴观群怨”（《论语·阳货》）入手，宋儒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贯彻人情解经、诗艺解经的精神，《诗经》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展现。

4. 尚书学

据《经义考》，宋代尚书学著述有200多种。汉唐尚书学在今、古文之争渐归《伪古文尚书》的背景下大体属于随文释义之学，至宋代才真正走上帝王经世的轨道。^[10]拙见以为，这一时期的尚书学以“二帝三王之道”^[11]为中心，其主流有义理经世派和道统心传派，王安石父子《尚书新义》和蔡沈《书集传》是各自的代表作。

义理经世派尚书学，视《尚书》为二帝三王法度之书、帝王致治之书。宋初诸帝及儒者已讲《尚书》帝王法度，后来王氏《尚书新义》偏于刑名法术之说，苏轼《东坡书传》长于治乱兴亡之迹；南宋叶梦得《书传》推原帝王之治，史浩（1106—1194）《尚书讲义》发明君臣精微之蕴，义理经世观念广泛流行。道统心传派尚书学，在义理经世的基础上视《尚书》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心之书。北宋胡瑗《尚书口义》始讲皇极和大中之道，二程继之提倡尧舜三代道统传心之论，开启了尚书学的理学化进程。南宋以来，郑伯熊《敷文书说》（约1124—1181）、张九成《尚书详说》、袁燮《絜斋家塾书钞》、钱时（1175—1244）《融堂书解》、黄度（1138—1213）《尚书说》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二程的影响。其中，林之奇《尚书全解》以讲理义人心而自开一派，吕祖谦《书说》、时澜（1146—1212）《增修东莱书说》、夏僎《尚书详说》均为之辅翼；朱熹虽无《尚书》专著，但门人习于此经者不少，蔡沈《书集传》堪称程朱尚书学的集大成之作。此外，《尚书》专篇研究比较发达，比如北宋流行《洪范》学时有胡瑗《洪范口义》、王安石《洪范解》、晁说之《洪范小传》以及宋仁宗《洪范政鉴》之类的演范之书；南宋流行《禹贡》学时有程大昌（1123—1195）《禹贡论》、傅寅《禹贡说断》。南宋末至元初，在朱子后学的努力下《书集传》逐渐成为科举标准。

这一时期尚书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有关《洪范》治世的讨论。北宋诸儒拈“皇极”二字来讲“大中之道”，影响及于宋代政治文化和理学思想。二是有关今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书序》的怀疑。从宋初诸家厘定今古文《尚书》，到吴棫《书裨传》始疑古文，朱熹进一步质疑古文和《孔传》，最后王柏《书疑》疑及今文。三是有关《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崇信。二程率先拈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视“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至朱熹《中庸章句序》将“十六字心传”作为道统心传的根基，“人心道心”之论成了宋明理学的重要观念。

5. 周礼学、礼记学和仪礼学

《汉书·礼乐志》语及：“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12]宋代三礼学在汉唐注疏和本朝议礼的基础上面目一新。据《经义考》，宋代周礼学著述有100余种，礼记学著述120余种（除《大学》《中庸》二篇注解之外），仪礼学著述约40种，与汉唐时期相比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和特点。

汉唐周礼学大体是训诂典制之学，而宋代周礼学的主流转入了经世致用，在三礼学中最为兴盛。大体来说，北宋周礼学以新学派影响最大，南宋周礼学则以永嘉学派为主力，王安石《周官新义》和陈傅良《周礼说》是各自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开新学派重《周礼》的先声，至王安石《周官新义》以新政变法而立为官学，影响了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周礼学。此外，张载《周礼说》在理学派周礼学中最具代表性。南渡以来，新学衰微，洛学中兴，永嘉学派成为理学化周礼学的代表，有薛季宣《周礼释疑》、陈傅良《周礼说》、郑伯谦《太平经世之书》。此外，黄度《周礼说》、叶时（？—1213后）《礼经会元》也有一定影响。此时周礼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周礼》作者和文本的疑信。其中，只有张载等少数学者笃信为周公之书，欧阳修、苏辙、胡宏等众多学者不断质疑，朱熹则是折衷疑信的代表人物。^[13]二是有关《周礼》致太平的讨论。北宋王安石变法多出于《周礼》之制，围绕新法形成经义和政治争议；南宋永嘉学者亦以《周礼》治国，成为浙东学术的重要特点。三是有关“冬官不亡”说的是非。自南宋俞廷椿《周礼复古编》行，引发了《考工记》即《冬官》之争；有关《考工记》的研究，以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较有影响。

汉以来儒者视《礼记》为传记，有关注解相对不多。自唐初《礼记正义》立为官学，《礼记》的经典地位得到提高。至宋代，礼记学呈现出既兴盛又多样的状况。北宋礼记学的主流为新学派和理学派，虽然《礼记》通论诸篇受到重视，丧服诸篇的重要性下降，但是《礼记》全解仍为主体。^[14]宋初多守《礼记正义》，仁宗朝以来刘敞《礼记小传》始变风气，稍后新学派礼记学有陆佃、马希孟（？—1085）、方悫三家《礼记解》和陈祥道（？—1093）《礼记讲义》；与此同时，理学派礼记学有张载《礼记说》和吕大临《礼记解》。南宋礼记学的主流基本上沿着理学化的方向，虽然还有《礼记》全解之作但是单篇选解成为主体。其中，全解重要作品有魏了翁《礼记要义》、卫湜《礼记集说》、王炎（1137—1218）《礼记解》，单篇重要作品有张虙《月令解》、吕祖谦《少仪外传》、杨简《孔子閒居解》，而《大学》《中庸》单篇注解转入了新的四书学领域。此时礼记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有关《礼记》单篇的偏重和争议。宋初颇重《礼运》和《儒行》，真、仁之间渐重《大学》《中庸》和《乐记》诸篇，这对于宋代经学的基本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是有关《礼记》通论诸篇的理学讨论。从《学》《庸》《乐记》《表记》等注解中发挥性命道德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形成发展。

汉唐仪礼学丰富多样、成就卓著，相比之下宋代仪礼学的发展相对缓慢。这种状况，与宋儒积极参与制礼作乐、专注于通礼学著述很有关系。宋代仪礼学的主流也是新学派和理学派，陆佃和朱熹分别为各自的代表人物。受编修各类《礼书》和王安石废罢《仪礼》取士的双重影响，北宋仪礼学著述虽然比较少，但从刘敞《仪礼小传》始变风气后，陆佃《仪礼义》、陈祥道《仪礼解》成为新学派的重要作品，同时张载、程颐等道学家也很重视《仪礼》的讲说运用。在道学新典范建构的背景下，南宋仪礼学逐渐崛起，张淳（1121—1181）《仪礼识误》、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魏了翁《仪礼要义》颇为代表。特别是，朱熹以《仪礼》为本经来编修《礼书》一事，对于南宋后期仪礼学影响甚大，李如圭《仪礼集释》、黄榦《续仪礼经传通解》、杨复（？—约1236）《仪礼图》《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等都是这一活动的重要成果。^[15]此时仪礼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有关《仪礼》作者和文本的怀疑。宋初乐史（930—1007）始疑《仪礼》，后来者或疑汉儒伪作，或疑非高堂生之书，或疑原书非十七篇，更有甚者如王安石废罢《仪礼》。^[16]二是有关《仪礼》文本的校定。南宋乾道年间，张淳较早校定《仪礼》文本；绍熙以来，朱熹及其门人后学持续校定，大大推进了《仪礼》的整理研究。三是由《仪礼》而引发的今礼、古礼之争。比如，二程、张载本《仪礼》推重古礼，而司马光《温公书仪》、朱熹《家礼》以《仪礼》为本斟酌今、古诸仪。

6. 四书学

据《经义考》，宋代四书学各类著述500多种，其中南宋专门《四书》著述约60种。汉唐时代，有作为经学的论语学、礼记学和作为诸子学的孟子学。在经学典范和理学形态建构的推动下，《论语》《孟子》两书和《礼记》之《中庸》、《大学》两篇在宋代渐成新的“四书”文本体系。从宋初起，论语学在汉唐旧说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孟子学由诸子学升入经学之列，《大学》《中庸》之学逐渐脱出《礼记》一书而自成新学问，孝宗朝朱熹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刊刻《四子书》标志着四书学的成熟。

（1）《大学》《中庸》之学

据《经义考》，宋代《学》《庸》之学著述约160种，为单篇经传研究之最。宋初以来，《礼记》通论诸篇颇受重视，《中庸》《大学》即在其中。天圣五年（1027），仁宗命讲《中庸》，自此轮赐新进士《中庸》《大学》二篇；元祐五年（1090），哲宗命训《大学》。这一期间，宋儒视《大学》篇为“入德之门”，视《中庸》篇为“孔门传授心法”，单篇注解成为一时风气，其主流基本上属于理学派。^[17]北宋胡瑗《中庸口义》、司马光《大学中庸广义》首开风气，周敦颐、张载亦重《中庸》，自后性命道德、正心诚意之说不绝于耳。程颢、程颐厘定《大学》文本，解说《中庸》义理，门人如吕大临、杨时各有《中庸解》，《学》《庸》之学与宋代理学的形成发展相始终。相反，新学、蜀学诸派对《学》《庸》二篇缺乏足够的重视。受道学典范建构的影响，两宋之际出现了大量的《学》《庸》注解，吕本中《大学解》和张九成《中庸大学说》颇具代表性。孝宗乾、淳之际，朱熹先后编过《中庸辑略》《大学中庸或问》《大学中庸章句》，在经筵进讲《大学》一篇，他有关《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之说和《中庸》“道统传心”之说深刻影响了南宋后期的经学典范和理学形态。理宗朝真德秀进讲《大学衍义》，《大学》成为“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18]，格物穷理之学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学》《庸》之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有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明德至善、道德性命、未发已发、中和中庸、诚明明诚、尊德性道问学等方面的讨论，涉及理学的基本观念。

（2）论语学

据《经义考》，宋代论语学单行著述近200种，为传记研究之最。在四书学中，论语学的历史最为长久。然而在孔孟道统建构的影响下，论语学在宋代才出现解释的转向。^[19]随着朝野对孔颜学统的推重以及孔孟道统的建构，《论语》成为经学各派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拙见以为，宋代论语学的主流为新学派和理学派，王雱《论语义》和朱熹《论语集注》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作。

宋初诸儒多重《论语》，邢昺《论语注疏》有守旧开新之影响。仁宗朝以来，《论语》在经学和科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各家均有相关解说。熙宁以来，王雱《论语义》、陈祥道《论语全解》先后面世，成为新学派论语学的重要作品；哲宗元祐间，程颐、范祖禹等人经筵进讲《论语》并各作《论语解》，成为理学派论语学的奠基者。自此而下，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焞、胡寅、张栻各有《论语解》，理学相关问题也得以开展。乾、淳之际，朱熹撰作《论语精义》《论语或问》和《论语集注》，集理学派论语学之大成，南宋后期论语学作品比如黄榦《论语通释》、蔡节（1184—1254）《论语集说》均受其影响。此外，其他流派论语学作品比如苏轼《论语说》、叶梦得《论语释言》、吴棫《论语义》等也有特色。这一时期论语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以《论语》来“治天下”。宋儒以《论语》来治国，常讲“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修己安人”之类；二是以《论语》来讲解群经、阐明理学。宋儒讲贯群经，往往以《论语》中的孔子思想作为解经标准；同时，宋儒通过《论语》来讲理学的重要观念，比如孔门仁学、克己复礼、忠恕之道、性与天道、孔颜乐处、圣贤气象。

（3）孟子学

据《经义考》，宋代孟子学著述有一百余种。汉唐孟子学基本属于诸子学，至宋代才真正升入经学之列。尽管存在疑孟与翼孟之间的角力，但是宋儒多视孔孟为道统，以仁义为旨归，其中理学化孟子学是主要方向。拙见以为，宋代孟子学的主流仍为新学派和理学派，王雱《孟子义》、朱熹《孟子集注》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作。

宋初，孙奭刊正《孟子音义》，以《孟子》说经渐成风气。仁宗以来，疑孟思潮随之兴起，李觏《常语》、司马光《疑孟》、苏轼、晁说之、郑厚（1100—1160）颇有影响。然而，当时诸儒多有《孟子》注解，新学派王雱《孟子义》在北宋后期颇有影响，理学派张载《孟子说》、程颐《孟子解》、吕大临《孟子解》开启了孟子学的理学化进程。哲宗元祐五年（1090），范祖禹等人在经筵始讲《孟子》，所编《五臣解孟子》成为元祐学术的重要典范。^[20]稍后，苏辙《孟子解》也有特色。南宋以来，杨时《孟子义》、尹焞《孟子解》、林之奇《孟子讲义》、张九成《孟子传》、张栻《癸巳孟子解》、余允文《尊孟辨》都是理学派孟子学的重要作品。其中，朱熹《孟子精义》《孟子或问》《孟子集注》为集大成之作，南宋后期孟子学作品多受其影响。这一时期孟子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怀疑和非议《孟子》。南宋中期以前，疑孟乃至非孟思潮颇有影响，集中在孟子不尊周王、不合孔子、不符史实等议题上。二是以《孟子》讲解群经、阐明理学。宋儒非常看重孟子对于群经的评判，这种立场影响了宋代经学的很多方面；同时，宋儒通过解释《孟子》来讨论理学的重要问题，比如王霸义利之辨、性善论、四端说、仁义观、经权观、知言养气说、存心养性说、仁政说等。

归纳起来，北宋四书学大体是《论》《孟》《学》《庸》各自为学，二程有关“四书”的经解、语录较有代表性；南宋前期，四书学真正开端，道学诸儒各自为说，朱熹《四书》诸经解集其成。在朱熹刻《四子书》、撰《四书章句集注》后，四书学迅速发展并很快成熟，随之朱子学也成为南宋后期四书学的主流，其中黄榦《四书纪闻》、辅广《四书答问》、真德秀《四书集编》、蔡模（1189—1246）《论孟集疏》、赵顺孙（1215—1276）《四书纂疏》、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较为知名。南宋末至元初，《四书章句集注》被立为经学典范和科举标准。

7. 孝经学和尔雅学

据《经义考》，宋代孝经学著述有50余种。汉唐诸儒颇重《孝经》，视其为传记之冠，相关注解比较多。至宋初，邢昺《孝经注疏》总结汉唐旧说；仁宗朝以来，《孝经》仍有较高的地位，重要作品有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孝宗朝以来，朱熹在今古文的基础上改定《孝经刊误》，黄榦继之作《孝经本旨》，理学化成为南宋孝经学的发展方向。据《经义考》，宋代尔雅学著述仅6种。与汉唐时期相比，《尔雅》不太为宋儒看重。宋初，邢昺《尔雅注疏》也是汉唐旧说的总结之作；伴随诗经学的开展，陆佃《埤雅》、郑樵《尔雅注》较为知名；至乾淳之际，罗愿（1136—1184）《尔雅翼》成就卓著。

总的来说，宋代经学著述有两千多种，其中要籍一百多种，在著述数量、体式多样、义理解释和学派构造等方面都超过汉唐，不输明清。^[21]从经传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来看，《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路径是宋代经学的最好写照，程朱经学典范也由此而走向成熟。在基本面貌之外，经解体式、经传组合和解经类型也是宋代经学中最值得深究的议题。

[1] 《朱子语类》卷一〇五，第2629页。案：朱熹眼中的《四子书》有子书的性质，还没有取得经书的地位。在朱熹后学的推动和理度朝廷的提升下，《四书》不仅具备经书的地位，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

[2] 有关“本经”和“传记”的论述，参见拙作《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第三章第一节。

[3] 目前有关宋代经学著述的全面研究并不多见，《经义考》所载缺漏、错讹之处很多。笔者正在主持的“宋代经学佚著辑考汇释”项目包括宋代经学著述考证的工作，将会有新的统计。

[4] 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页。案：即使偏重某传，也已非汉唐专守一家之流。

[5] 程颐《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见《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收入《二程集》，第583页。

[6] 刘敞“春秋五书”即《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春秋说例》和《春秋文权》五部作品。叶梦得“春秋三书”即《春秋谳》《春秋考》和《春秋传》三部作品。

[7] 《经义考》卷一八五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51页。

[8] 有些学者将宋代诗经学分作尊序、反序两派，此说其实不够谨严，因为大多数反对《毛诗序》的学者只是涉及具体诗义有新的解释而并非反对《毛诗》的诗教精神。笔者采用冯浩菲先生的分派说法，参见氏撰《〈诗补传〉提要》，夏传才、董治安主编《诗经要籍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9] 见洪湛侯《诗经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2页。

[10] 张载尝说：“《尚书》最难看，难得胸臆如此之大；若只解文义则不难。自孔安国以下，为之解者殆不下十余家，随文释义，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纲理世变者，盖不知其何如也。”（转引自陈亮《郑敷文书说序》，见《陈亮集》（增订本）卷一四，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259页）案：此言前贤均视为张载之语，《朱子语类》卷七八引为程子语，张、程语录之混可见一斑。前一句见于《经学理窟·诗书》，或为张载语；后一句不见张、程诸书，据语脉和文风当为陈亮评语。若是，点校本宜订正。

[11] 蔡沈《书集传序》，见氏著《书集传》，钱宗武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2] 比如，绍熙五年（1194），朱熹《乞修三礼札子》开篇便引用这一句，可见宋人仍然非常重视制礼作乐。

[13] 参见汪惠敏《宋代经学之研究》第六章，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89年，第215-224页。

[14] 《礼记》各篇依刘向《别录》之说可以分作九类，通论诸篇即《檀弓》《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外加《乐记》），丧服十一篇不具列。

[15] 比如，朱熹《乞修三礼札子》说：“《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见《仪礼经传通解》卷首，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关于朱子编修礼书，可参阅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年第4期）、戴君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与修门人及修书年岁考》（收入氏著《梅园论学集》，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0年）及拙文《朱子及其门人编修礼书补考》（收入桥本秀美编《朱熹礼学研究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熹礼学研究——以祭礼为中心”项目成果，2012年）。

[16] 参见汪惠敏《宋代经学之研究》第六章，第233-235页。

[17] 分别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上（收入《二程集》，第277页）和《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收入《二程集》，第411页）。

[18] 朱熹《大学章句序》，见《四书章句集注》，收入《朱子全书》第6册，第1页。

[19] 比如，程颐尝说：“《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矣。”（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收入《二程集》，第44页）

[20] 详参拙文《〈五臣解孟子〉与宋代孟子学》。（在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宋代学术与思想国际研讨会”上发表，2012年12月）

[21] 有关北宋的情况，参见拙作《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第三章第一节，第90-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