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认为，宋代经学的变古创新可以上溯到唐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有一段话表述得很清楚。他说：“到了唐代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疏，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到了宋代，这个倾向极度发达，学者自称从遗经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全部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成为一时风尚。”^[1]而这种风尚的形成，是在天下秩序重新构造和新型士大夫群体崛起的大背景下，由传统经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刺激、学校讲习活动的内在变化等多重因素促成的。^[2]如果放眼整个汉唐学术，正是通过总结旧注疏、开掘新议论，宋代经学成为了汉唐经学的自然延续；也正是通过高扬儒学、融通释道，宋代经学在汉唐经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在超越。

元明以来，学界对于宋代经学的发展脉络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如果从典范生成的历史演进来看，宋代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学术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太祖建隆元年（960）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一百余年，为经学新典范的尝试阶段；第二个阶段，从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徽宗宣和七年（1125）近六十年，为经学新典范的初定阶段；第三个阶段，从钦宗靖康元年（1126）至宁宗嘉泰二年（1202）七十余年，为经学新典范的重塑阶段；第四个阶段，从宁宗嘉泰三年（1203）至帝昺祥兴元年（1279）七十余年，为经学新典范的再定阶段。^[3]

1. 经学新典范的尝试阶段

晚唐五代，从藩镇割据到天下分崩，武人治国和战乱频仍导致学校凋敝、斯文扫地。建隆元年宋太祖赵匡胤两幸国子监，宋代儒学的复苏正是从崇文兴学、尊师重道开始的。^[4]由此而来，儒学经典的学习整理、讲授运用成为一时风气，以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和孔颖达（574—648）《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典范逐步转移。

从太祖建国到真宗立制六十余年，朝廷恢复和发扬唐朝国子监校书讲学、进士诸科取士的传统，开经筵召名儒讲读，设馆阁请名士编书，兴学校延名师讲学，重视孔、颜先圣及历代先贤先儒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大致形成了尊经隆儒的新气氛。在聂崇义、李昉（925—996）、孔维（928—991）、李至（947—1001）等人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经学以讨论制礼作乐和校刻汉唐注疏为起点，议礼成果主要是《新定三礼图》《开宝通礼》，校刻对象重点则在《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和《四经疏义》上。^[5]特别是邢昺（932—1010）重定《三经新疏》，孙奭（962—1033）刊正《孟子音义》，使“五经”“九经”体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批师儒在经筵、王府和国子监讲解经义，悄然改变旧说、缓慢增益新说，孙奭《五经节解》《经典徽言》为官方讲义的代表作。不仅如此，孙奭本人甚至被视为孔、孟、扬、韩之后传经第一人，对仁宗朝的学术生态也颇有影响。^[6]在科举之外，陈抟（？—989）、种放（956—1015）为代表的隐逸化用经书道理劝导帝王治国平天下，影响了宋儒的治经路数和为人品格。在注疏之外，柳开（947—1000）、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文臣倡导古文，探求经旨，以宗经明道、道德仁义为依归，影响了后来的经学旨趣和古文革新。随着前代硕儒的黯然逝去和本朝新儒的不断成长，探索经学新典范之志趣粲然可见。故朱熹（1130—1200）尝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此说未透在。”^[7]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朝廷和新型士大夫以“祖宗之法”、“三代之旧”为据依，继续完善经筵讲读制度，积极改革贡举法，扩大各类学校规模，重视孔孟学统的新塑造，至庆历、嘉祐间经学新典范的尝试成为一时潮流。这一时期，旧的汉唐注疏备受质疑，新的讲义注解迅速流行，经学名家和经学社群也应运而生。如果说宋初经学家生于北方者居多，仁宗朝经学名家却以南方人士为主体。^[8]比如，范仲淹（989—1052）、胡瑗（993—1059）为代表的苏湖群体，孙复（992—1057）、士建中（998—1058）、石介（1005—1045）为代表的山东群体，欧阳修（1007—1072）、李觏（1009—1059）、刘敞（1019—1068）为代表的江西群体，黄晞（999—1057）、陈襄（1017—1080）为代表的闽中群体。^[9]从探索经学新典范来说，被誉为“太学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最为突出，稍后的刘敞、陈襄也有较大的贡献。景祐二年（1035），孙复在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中说：“执事亟宜上言天子，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复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大出王（弼）、韩（康伯）、左（丘明）、穀（梁赤）、杜（预）、何（休）、范（宁）、毛（苌）、郑（玄）、孔（安国）之右者，重为注解。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复矣。”^[10]孙复“讲求微义”“重为注解”的呼声，正是庆历新儒改造汉唐注疏、尝试新典范的写照。天圣以来，胡瑗设教苏湖二十余年，其学遍于东南。庆历之际，胡瑗由范仲淹推荐而入讲太学，朝廷取其经义、治事分斋教学之法为天下规矩。此间，胡氏《五经口义》在学校、科场颇为流行，所倡导的“明体用之学”影响了嘉祐、元祐学术，他本人也被誉为“文章事业望孔孟”^[11]。当然，囿于汉唐典范的经筵讲章比如杨安国（？—1060）《五经精义》、贾昌朝（998—1065）《群经音辨》仍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这种新旧交涉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英宗朝。

2. 经学新典范的初定阶段

随着新讲义如胡瑗《五经口义》、新注解如刘敞《七经小传》的影响不断增强，汉唐注疏的典范意义已经动摇。同时，由于新的讲义注解之间有较大的学术分歧，各方学者统一经训的呼声异常强烈。^[12]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1021—1086）入侍经筵，标志着经学新典范转入初定阶段。

神宗在位十八年，在“祖宗不足法”“法先王之意”的变法背景下，朝廷在经筵、科举、学校、职官、礼仪、农商、兵法等制度改革中贯彻“经术者所以经世务”^[13]的理念，推行进士科罢诗赋、试经义以及废罢明经科的新政策，学校实行三舍法，提升孟子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新学”成为本朝第一个官方新典范。从入侍经筵、参知政事起，通过排抑老成持重之辈，起用新晋科第之人，王安石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很快拥有了一支包括吕惠卿（1032—1111）、王雱（1044—1076）、陆佃（1042—1102）等人在内的“新学”群体（即“新党”）。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受到过贾昌朝、胡瑗和刘敞诸家的影响，治经以崇尚解字、牵合释老、委曲推理、尽出己意为主要特征。熙宁八年（1075）、元丰五年（1082）“新学”代表作《三经新义》（《诗义》《书义》《周官义》）和《字说》先后颁行天下，“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于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14]当时经筵、科举和学校最重《三经新义》（尤其是《周官义》）和《字说》，升《论语》《孟子》为兼经；然而由于《易》无口义、《春秋》《仪礼》罢废、《礼记》辍讲，旧有的“五经”“九经”体系变得面目不清，“三经”独尊的学术格局形成。应该说，“新学”典范既有折衷诸说、断以己见的一面，又有排斥异己、流于异端的一面。^[15]

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士大夫在避居西京（今河南洛阳）和外放州县的过程中逐渐汇合成一支强大的学术力量。比如，司马光（1019—1086）、吕公著（1018—1089）、邵雍（1011—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为代表的西京群体，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2）为代表的蜀学群体，张载（1020—1071）、吕大临（1046—1092）为代表的关学群体。^[16]从熙宁四年（1071）起十五年间，司马光及其同调通过著述讲学也在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经学典范。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新党诸公相继离朝，司马光入朝主政；元祐元年（1086）起，司马光等人尽变神宗朝的政治和学术，开启了所谓“元祐更化”。这个“元祐学术”群体（即元祐党人），推尊仁宗法度和庆历正学，在经筵、科举和学校中恢复并弘扬仁宗朝的学术理念，贬抑《三经义》，禁用《字说》所代表的“新学”典范。然而，由于有着不同的学术渊源和治学特点，“元祐学术”群体本身很快分化成若干流派，主要有范祖禹（1041—1098）为代表的主流派，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及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17]他们在经筵、学校和其他场合大讲《论语》、《孟子》，恢复进士科参用诗赋和经义，由《论》、《孟》渐进“五经”、“九经”体系。此时，学校、科举标准兼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元祐经学典范的建构处于磨合期。

哲宗绍圣至徽宗朝三十余年，新党再次执政，一切以神宗为法，“新学”重新树为官学典范。这一时期，进士科再罢诗赋、专经义，学校三舍法继续推行，《三经义》仍立学官，除引《字说》之禁，增印王安石《洪范解》、王雱《论语孟子义》，诏王安石父子配享孔庙。龚原（1039—1105）、蔡卞（1058—1117）为代表的“新学”群体在应对“元祐学术”的同时强化了“新学”典范的官学地位，注解《三经新义》、《字说》之书也大行于世。^[18]除了徽宗即位曾短暂调停熙丰、元祐之外，元祐党人及其学术持续遭受打击，元祐经学新典范的建构由此也加快了步伐。朝廷禁用元祐政事、学术，诏毁元祐党人文字，禁绝程颐聚徒传授。这一时期，程颐尝撰《五经解》，“元祐学术”迅速形成了以程颐、吕希哲（1039—1116）为中心的若干道学群体。^[19]比如，以谢良佐（1050—1103）、杨时（1053—1135）、游酢（1053－1123）为代表的二程门人群体，以陈瓘（1057—1122）、邹浩（1060—1111）为代表的元祐私淑群体，还有其他元祐党人子弟群体。他们扬弃《三经新义》，反对《字说》，特别重视《易》《春秋》《论语》《孟子》为重心的经学体系，以二程、张载、邵雍及其道学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经学典范。此外，苏氏蜀学以及刘安世（1048—1125）、晁说之（1059—1129）的经学，在元祐学术中也颇具影响。

3. 经学新典范的重塑阶段

“新学”行世六十年，至钦宗即位出现转机。自靖康元年（1126）“元祐学术”解禁后，王安石误国的观念开始弥漫，“最爱元祐”很快成为朝廷国策的大致方向。^[20]通过与“新学”的角力，推尊程颐及洛学的道学群体成为“元祐学术”的主要代表。由此，宋代经学也迎来了重塑新典范的时代。

钦宗、高宗两朝三十余年，正值北宋灭亡和南宋中兴。朝廷推崇元祐政事学术，重振经筵讲读，恢复元祐科举法，重建并扩充太学，御写群经并刻石于国子监，诏士大夫以孔、孟为师，孔庙罢享王安石父子而改享司马光，道学群体在困难和曲折中提升程颐及洛学的官方地位。当然，由于“新学”典范长期立为官学，在朝廷和士大夫中影响极深，故而洛学与“新学”之间的角力非常复杂。南渡以来，道学第一代以杨时、胡安国（1074—1138）、朱震（1072—1138）、尹焞（1071—1142）为代表，杨、胡二人成为南宋闽学和湖湘学的先声。道学第二代以吕本中（1084—1145）、张九成（1092—1159）、胡寅（1098—1156）、胡宏（1105—1161）、胡铨（1102—1180）为代表，吕、张二人成为南宋婺学和象山学的先声。^[21]这一时期，洛学诸儒在经筵、科举、学校和书院倾力推动道学的发展。绍兴初，胡安国上奏说：“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载有《正蒙书》，颐有《易》《春秋传》；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22]在此背景下，洛学诸儒竭力排抑“新学”典范，以致于《字说》禁用，《三经义》备受质疑，其中杨时《三经义辨》、《字说辨》是这方面的重要例子。同时，他们大讲《易》《春秋》和《论语》《孟子》，着重解说《大学》《中庸》，各类讲义注解再度流行，道学新典范已见刍型。在“新学”和洛学的交融中，学校内外基本上形成了“六经”（《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加《论》《孟》的经学体系。^[23]

孝宗朝至宁宗嘉泰间四十余年，朝廷先是大量起用道学人士，在经筵、学校和书院大讲《四书》和“正心诚意之学”，道学各派迅速成长并形成影响，出现了“乾淳之盛”。^[24]然而，随着张栻（1133—1180）和吕祖谦（1137—1181）的殒落，朱熹岿然道学宗主，道学群体在对内辨论和对外抗争中陷入了“庆元党禁”。^[25]高、孝之际，汪应辰（1118—1176）、林光朝（1114—1178）、林之奇（1113—1177）等人延续着道学第二代的事业。乾、淳以来，张栻在潭州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朱熹在建宁府沧洲精舍、武夷精舍和南康军白鹿洞书院讲学，吕祖谦在婺州吕氏家塾、丽泽书院讲学，陆九渊（1139—1192）在信州象山精舍讲学，湖湘学、闽学、婺学和象山学成为东南最为重要的几个学派。此外，浙东地区颇具影响的社群还有以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和叶适（1150—1223）为代表的永嘉学术，以史氏、楼氏家族圈为代表的四明学术，以陈亮（1143—1195）为代表的永康学术。在道学整合思潮的背景下，乾淳诸老以二程暨北宋五子为标准，沿着南渡洛学的方向来推进道学典范。^[26]一方面，他们以多种形式整理道学前辈的作品：经解代表作有《太极图说》和《伊川易传》，语录代表作有《二程遗书》和《近思录》，经说集成之作有《论孟精义》和《中庸辑略》。另一方面，他们以道学前辈为榜样创造富有个人和流派特色的经学典范，其中吕祖谦和朱熹两位最为突出：吕祖谦以道学为宗，融汇汉唐注疏和庆历元祐经解，大体承袭高宗朝形成的《六经》加《论》《孟》的经学体系。^[27]可惜吕氏不幸早逝，门人或拘守师说，或转入朱门，道学新典范建构远未成型。而朱熹专宗周程，兼收道学诸子，与张栻、吕祖谦、蔡元定（1135—1198）等人相商最多，以《四子书》（特别是《大学》）为要而推及《四经》《三礼》的治经取向非常明显。^[28]朱熹以孔子整理群经为楷模，偕其门人同道在程朱经学新典范建构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4. 经学新典范的再定阶段

嘉泰三年（1203）“庆元党禁”解禁后，在以朱熹后学为主体的道学群体推动下，程颐、朱熹及相关理学家的官方地位不断提升。在推尊朱熹、和会诸家的过程中，程朱经学新典范逐渐取代汉唐注疏和“新学”经义，使宋代经学转入新的再定阶段。

宁宗嘉泰至嘉定二十余年，朝廷除伪学、伪党之禁，逐步崇奉朱熹，追谥北宋五子及乾淳诸老，经筵、科举、学校和书院均出现专重《四书》和“格物致知之学”的趋势。这一时期，朱子学者积极和会象山学、浙东学术，催生了大批经学名家和经学社群。以黄榦（1152—1221）、陈淳（1159—1223）、辅广和蔡沈（1167—1230）为代表的朱子门人群体，继续朱熹遍注群经的事业，讲解并传播朱熹经说，树立朱熹经学和理学的典范意义。^[29]以晚年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术群体，虽然尊重朱子学但仍旧坚持《六经》加《论》《孟》的经学体系，对于《大学》、《中庸》和道统也有不同看法。以袁燮（1144—1224）和杨简（1141—1226）为代表的象山学群体，虽然大讲“本心”但在经学体系上却倾向浙东学术。最可注意的是，朱子门人后学竭力建构自尧舜三代圣王，中经孔孟，延及程朱的道统。^[30]尧舜以来道统心传的根基在《四书》，程朱道统心传的核心在《四书》授受，于是《四书》及其解释成了程朱经学典范之枢要。嘉定四年（1211），李道传（1170—1217）在一道有名的奏疏中说：“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太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31]虽然当时只有《论孟集注》被列为学校讲学依据，但是朱熹《四书》加《四经》《三礼》经学体系的影响与日俱增。

理宗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诏赞《四书章句集注》、御书《道统十三赞》，命经筵进讲《大学》，令北宋十子、乾淳诸老从祀孔庙和学宫，罢黜王安石从祀，颁《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天下，理学师儒在经筵、学校和科举中统合庆历、元祐和乾淳诸儒之学，逐步确立了程朱经学典范的官方地位。宁、理之际，以真德秀（1178—1235）和魏了翁（1178—1237）为代表的理学名臣，在完善程朱理学及其经学典范方面贡献很大。其中，真德秀最尊朱子学，经筵进讲《大学衍义》，编定《四书集编》，实践以《大学》为纲、《四书》为要的程朱经学典范；而魏了翁宗朱子、合洛蜀、融诸派，所著《九经要义》在“七经”（合《仪礼》于“六经”）加《论》《孟》的经学体系基础上删略汉唐注疏，为程朱经学典范的成熟保留了拓展的空间。^[32]随着朱子学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经筵、学校和新旧书院成为理学诸家的讲学场所。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诏云：“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33]自此，以性理书解释《四书》成为程朱经学典范的内在理路，天下士子“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34]这一时期，程朱新典范渐为道学各派所认同，朱子学传人有以何基（1188—1268）、王柏（1197—1274）为代表的金华群体，以饶鲁（1193—1264）为代表的江西群体；而以刘克庄（1187—1269）、林希逸（1193—？）为代表的闽中道学群体，以包恢（1182—1268）、汤汉（1202—1272）为代表的江西象山学群体，也都有附膺朱子学之势。

度宗朝至宋亡，朝廷继续表彰朱熹及理学，经筵进讲《大学衍义》，太学讲习《中庸》，升司马光、邵雍从祀学宫。这一时期，在朱陆合会的背景下，朱子学者继续完善程朱经学典范，以黄震（1213—1280）、王应麟（1223—1296）、金履祥（1232—1303）为代表的浙中群体贡献最大。咸淳六年（1270），度宗“诏《太极图说》《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35]这样，由性理书而及于《四书》加“七经”的经学体系逐渐替换高宗朝“六经”加《论》《孟》的经学体系，在北方失地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由于国破家亡，程朱经学典范的最后成熟留给了元初诸儒。

综上所述，太祖建隆以来，宋儒在汉唐注疏的基础上总结并转移典范，以新兴的经义体式来建构新典范逐渐共识；神宗熙宁以来，“新学”经义迅速上升为官方典范，围绕“新学”经义的是非和道学经义的发展成为宋儒关注的焦点；钦宗靖康以来，宋儒在超越“新学”经义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道学典范，以“六经”为体、《四书》为要的治经倾向显现出来；宁宗嘉泰以来，朱子学成为道学主流，由性理书而及于《四书》加“七经”的程朱经学典范取得了官方地位。

[1] 黄约瑟译，内藤湖南《概观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页。

[2] 关于学校讲习内在变化的讨论，参见拙文《略论国子监学者与唐代经学史的内在理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274页）。

[3] 所谓“经学典范”，主要是由经学诠释类型、经学注解体式和经学文本体系三部分构成的。其中，经学诠释类型是指训诂、考据、义理、经济等不同的诠释路径和面向，经学注解体式是指传记、章句、传注、义疏、讲义、论说等不同的注解方式和文体，经学文本体系是指“三经”“四经”“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四书”等不同的文本偏好和组合。

[4] 从制度文化视域来讲，宋代儒学的历史发展集中体现在经筵、东宫、翰苑、馆阁、台谏、史院、学校、科举、孔庙、礼仪、乐律、乡里、宗族等制度及其运行方面，包括经筵讲读、文馆编书、科举习业、学校讲论、孔庙祭祀、制礼作乐等相关活动。

[5] 《经典释文》所释除了《老子》《庄子》外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和《尔雅》“十二经”。《五经正义》的“五经”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左氏传》，《四经疏义》的“四经”即《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合称“九经”。另，《三经新疏》的“三经”即《孝经》《论语》和《尔雅》，《四经疏义》与《三经新疏》又合称《七经疏义》。

[6] 比如，明道二年（1033），石介在写给孙奭的一封信中说：“阁下潜心于仲尼，适于尧、舜、文王，明于天、地、人之际。潜心于仲尼，适于尧、舜、文王，则为正道；明于天、地、人，则为真儒。然则，圣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于阁下也。”（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五《上孙少傅书》，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3页）案：石介之言或有抬高之嫌，但孙奭在真宗朝经学的代表性是无庸置疑的，仁宗朝经筵、学校师儒像冯元、贾昌朝、杨安国也多出于孙奭之门。

[7]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85页。案：前贤以为“宋初经学，犹是唐学，不得谓之宋学”（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0页），此说似有未安。从朱熹读《种放集》时所发的评论来看，宋初经学与仁宗朝经学是渐进发展、紧密相连的，详参拙作《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第五章第一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8] 比如，清儒全祖望（1705—1755）尝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来，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师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之邵），实开范正献公（范祖禹）之先。”（见《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252页）。案：前举宋初十位经学名家都是北方人士，而庆历之际经学家除齐鲁、关中之外均为南方人士。此外，庆历之际的学统与晚唐五代的学术地理关系密切，此不赘述。

[9] 苏湖和山东两群体即前贤所谓南系、北系，参见钱穆《初期宋学》（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另，李觏归入江西群体，参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第十一章《江西学派》（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10] 孙复《寄范天章书二》，见《孙明复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一三《寄赠胡先生并序》，（宋）王安石撰，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页。

[12] 比如，嘉祐二年（1059），王安石在写给友人王回（1023－1065）的信中说：“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则吾友庸讵非得于人之异论如此，可叹可叹。”（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二《答王深父书三》，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769-770页）熙宁元年（1068），程颢也上奏说：“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请修学校尊师取士札子》，收入《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8页）案：有关经筵与宋代经学的关系，参见拙文《北宋经筵讲经考论》（《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

[1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宋杨仲良撰，李之亮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045页。

[14]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50页。

[15] 比如，元祐元年（1086），宰臣刘挚赞许道：“故相王安石经训经旨，视诸家议说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迪多士。”（见《忠肃集》卷七《劾黄隐》，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6页）而宰臣司马光却奏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一《上哲宗乞置经明行修科》，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75-876页）

[16] 西京群体中，司马光虽非籍出洛阳，然其学术之大成却在洛阳，余者均常居洛阳。

[17] 范祖禹为司马光门人、吕公著之婿，在元祐经筵讲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讲义注解影响也最大，与洛、蜀两派交谊均厚，堪称元祐学术的主流派，详参拙文《〈五臣解孟子〉与宋代孟子学》（在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宋代学术与思想国际研讨会”上发表，2012年12月）。

[18] 当时学校讲义莫不以王氏父子之学为依归，比如徐君平为《三经新义》作音注，唐耜为《字说》作解。

[19] 有关程颐学术的传播，全祖望按曰：“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大忠、大均、大临），其入楚也以上蔡（谢良佐）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行己）、刘（安世、安上）、许（景衡）、鲍（若雨）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苹）。”（见《宋元学案》卷二九《震泽学案序录》，第1047页）而吕希哲以家学为主，转益多师，虽尝向程颐执弟子礼但决非程门弟子，杨时、谢良佐视其为师，在河南、两淮、江西等地从学者众多。

[2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89页。

[21] 美国学者田浩将朱熹卒前的南宋道学分为三个时期，大体高宗朝为第一期，吕祖谦卒前为第二期，朱熹卒前为第三期，颇有见地。但他并不视杨时、胡安国为南渡道学第一代，而是以张九成、胡宏为第一代，与事实和逻辑均有出入，详参氏著《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2] 见《河南程氏遗书》附录胡安国《奏状》，收入《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9页。

[23] 据据《要录》卷一五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玉海》卷四二等记载，绍兴间，高宗御写《六经》加《论》、《孟》，国子监又刊刻监本《六经》，郑樵作《六经雅言图辨》。乾道中，杨甲编《六经图》。此处“六经”包括《易》、《书》、《诗》、《周礼》、《礼记》和《春秋》。

[24] 黄震尝说：“乾淳之盛，晦庵、南轩、东莱称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讲学最久，尤为集大成。”（见《黄氏日抄》卷四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比如，周密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余蕴。必若是，然后可以言道学也已。”（《齐东野语》卷一一《道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6] 比如，绍熙元年（1190），刘光祖奏论：“方今道学，伊洛为宗，实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学》之记载。大学之教，明明德为先，其间举诗人之言，遂有道学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然则臣所谓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者，又在于切磋之、琢磨之。”（见《道命录》卷六《刘德修论道学非程氏之私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27] 案：他的经学著述有《古易音训》《书说》《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左氏类编》及门人所编《丽泽论说集录》，基本上属于课业、教学之范本。至于其学术特色，如《乾道五年规约》所云“讲求经旨，明理躬行”。

[28] 比如，庆元元年（1095），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说：“古之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辙、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见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案：朱熹尝刊刻《四子书》《四经》并乞修《三礼》，生前所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等经解，可窥其经学新体系之端倪。

[29] 比如，黄震尝说：“晦庵既没，门人如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号高第，独勉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负荷。”（见《黄氏日抄》卷四〇）

[30] 比如，嘉定间，黄榦有言：“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第12769-12770页）

[31] 见《道命录》卷八《李仲贯乞下除学禁之诏颁朱子四书定周邵程张五先生从祀》，第297页。案：朱熹逝后，《四书》完全进入了经书的行列，此所谓南宋后期的学术转向。

[32] 比如，刘宰在写给魏了翁的信中说：“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伥伥然无所归，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论既未免误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诱学者于无，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漫塘文集》卷一〇《通鹤山魏侍郎》）案：《九经要义》的“九经”即《周易》《尚书》《毛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孟子》，是在“四经”、“三礼”基础上增添《论》《孟》而成，似乎揉合了“六经”加《论》《孟》与“四书”“四经”“三礼”两个体系。

[33] 《宋史》卷四二《理宗纪》，第821页。

[34] 《太学文变》，《癸辛杂识》后集，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35] 《宋史》卷四六《度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