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宋代经学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和学术特色^[1]

吴国武^[2]

【内容提要】　宋代是传统经学变古创新、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如果从典范生成的历史演进来看，宋代经学的发展经历了新典范的尝试、初定、重塑和再定四个学术阶段：孙奭、胡瑗，王安石、程颐，吕祖谦、朱熹，真德秀、魏了翁分别是相应阶段的代表人物。如果从专经研究的具体情况看，新起的四书学虽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六经”仍然是宋代经学的主体，宋代学术史上的名家要籍、学派社群和思想观念莫不起于此时的经学。在天下秩序重新构造和新型士大夫群体崛起的背景下，宋代经学具有鲜明的经世指向、广泛的怀疑精神、显著的议论风格、精深的体用观念和强烈的道统意识等五大学术特色，以其独特地位和典范意义成为我国古典学术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关键词】　宋代 经学 典范 发展脉络 基本面貌 学术特色

赵宋王朝三百余年，是传统经学变古创新、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名家辈出、要籍丰厚、流派纷呈和义理深广著称，在我国乃至东亚古典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典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早期中国古典学术基本上是由王官学和诸子学两大形态构成的，“王官学”为传统经学的源头，“诸子学”一变而为后世的各种专门之学，“诸子出于王官”的主流意见大致解释了两大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3]汉魏以降，古典学术虽然逐渐进入了儒、释、道三教和经、史、子、集四部兼融并摄的时代，但是以儒教（国人习称“儒学”）和经学为主轴的学术格局一直延续到晚清。经过宗周礼乐文明的洗礼和周秦诸子百家的论辩，构成王官学的“六艺”类古书转换为早期的儒学经典。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确立和五经博士制度的设置，传统经学在汉武帝时代走向成熟，儒学经典文本也逐渐固定下来。^[4]西汉而下，汉代的章句训诂之学、魏晋的玄学化经解、南北朝隋唐的义疏学、宋明的义理学、清代的考据学成为传统经学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典范。其中，宋代经学既是汉唐经学的自然延续和内在超越，也是元明经学的渊源所自和清代经学的生成坐标。

[1] 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代经学佚著辑考汇释”（批准号12BZW07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代经学编年史：基于政治文化、社会流动和典籍传播的思想史研究”（批准号10YJAZH087）的资助。

[2]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3] 所谓“早期中国”，在西方汉学中指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先秦秦汉时代。在刘歆（约前50—23）《七略》和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类体系中，王官学是以“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类古书为基础的学问，附于“春秋”类的史书虽然列在“六艺”类但已具诸子学的性质；诸子学是以“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五类古书为基础的学问。

[4] 参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收入氏著《观堂集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78-182页）和狩野直喜《儒学与汉武帝》（收入氏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7-155页）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