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的猴子

最常出现在18世纪关于欧洲角度变换的亚洲文本形式，便是欧洲人有关亚洲人对欧洲人印象的报道。读者对天真的亚洲人对欧洲抱着荒谬想法的故事，即和对自己的智慧很有信心的乾隆皇帝或一板一眼撰写书信的泰米尔人完全相反的例子，总是感到兴趣盎然。同样，他们不管这是真实的事件，还是报道者自己的加油添醋。当一名越南南部的部长在1749年9月30日问一名法国外交官，欧洲有没有女人（当答复者恶作剧般回答没有时，他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或1793年秋季，当中国官员从远地赶往北京，参观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带来的一只据说每天会吃50磅煤块的母鸡，或1762年12月，当欧洲自然科学家在红海边让罗黑亚（Loheia）地方的酋长在放大镜下看一只虱子，令他陶醉无比，并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阿拉伯虱子，那只在玻璃下面的动物必定是只欧洲虱子”时——读者见到这些见识不高的东方人，便感到兴高采烈。他们似乎无法正确了解欧洲、欧洲人及他们的科技花招。

不管是可笑，还是怀有敌意，或两者兼有，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他们对欧洲的无知，或对欧洲的扭曲图像，正如大家所以为的那样，成了亚洲文明成员的特质。不过，并非所有的旅行家都玩弄着这种廉价的把戏。正是那位说出虱子故事者的卡斯腾·尼布尔，不断试图在其他的观看及行为方式下，来理解其中的含义。尼布尔是1761年1月7日从哥本哈根出发的丹麦阿拉伯远征队的一名成员，他们经过埃及、西奈半岛、红海，在1762年12月中抵达他们实际的目的地——也门。在他的五名同伴相继去世后，尼布尔继续前往印度，经过波斯、两河流域及叙利亚，于1767年回到哥本哈根。

在尼布尔详尽、没有欧洲那种自我吹嘘的随性报道中，不断出现那种插曲，只见欧洲人不仅观察、研究，并以自己的标准来判决异国文化的环境，而且知道自己是外国人，当然会被当地人如此观察着的事实。尼布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察觉到这种观察外人的角度变换游戏的发展情况。在开罗，这六名旅行家已察觉到在阿拉伯人中比后来更严重的敌意时，尼布尔则好好观察了一名埃及杂耍艺人的猴子：

对一只猴子来说，东方的长袍大概不太合适，因为它大多时候要靠四肢行走，于是在埃及，人们往往把训练成会跳舞的猴子照欧洲人的样子打扮。这给那些一般的穆罕默德信徒把我们比成猴子的机会，特别当他们见到一名昂首阔步、衣着光鲜的欧洲人，腰身挂着一把水平的长剑，从衣服间朝后伸出，就像猴子的尾巴时。

尼布尔并不拿猴子的欧式穿着，来证明顽固的东方人对欧洲一直抱有所谓的敌意。他找出一种出于实际的功能性合理因素让大家都能了解的解释：宽大的马裤并不适合跳舞的猴子。尼布尔并未责怪这些“一般的”，也就是和欧洲人少打交道、没什么教养的埃及人，拿这一点对欧洲人做出有点讨喜的模拟。

有些其他的旅行家也怕遭到这种愈来愈普遍、把亚洲人一概而论——特别在19世纪后期——的偏见及仇外指控，而寻求其他理由来解释这种敌视欧洲的行为。1777年，一份耶稣会报道问道，当欧洲人抱怨被中国人欺骗时，不是往往对谁开始欺骗谁只字不提吗？1826年，一名英国外交官肯定暹罗人对欧洲人的印象来自他们自己有葡萄牙血统、在暹罗社会中没有显赫身份的臣民身上；这种印象也移转到其他欧洲人身上，尤其是英国船员们的闹事斗殴，更常证实暹罗人最糟的偏见。就连1835年以军事顾问身份被派至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人一点也不友善的普鲁士军官、后来的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也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理所当然对欧洲人没好印象，因为他们只认识骗子。

1775年秋，瑞典医生及自然科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在日本唯一允许外国人活动的港口长崎观察到，日本人讶异于“欧洲人往往对自己人不太友善讲理，粗暴咒骂殴打，并用其他残忍手段对付自己的水手”。日本人瞧不起欧洲人，既不是难以理解，也不是毫无道理，尤其是荷兰人上至国外商行主管全都积极投入走私之际。桑伯格抵达不久后，就发现“头人”（Opperhoofds）及船长十几年来以特制的大礼服运送走私品。日本人这时十分奇怪，荷兰人看起来缩成了一般正常人的身体大小。除了安格贝特·坎弗那部经典作品外，桑伯格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及一本18世纪权威的日本报告的作者，并未想到指责日本人仇外。他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立场。

回到卡斯腾·尼布尔，他总在尝试解决僵化的东西二分法，并给予他人观点应有的评价。尼布尔在一份历史笔记中指出，1738年也门的摩卡港遭到法国战舰炮击时，当地居民绝未对欧洲人采取一概而论的敌视防御态度，反而让英国人及荷兰人在城中不受骚扰地生活下去：那种常被强加在穆斯林身上敌视所有“法兰克人”的敌意，压根无影无踪！尼布尔这种去东方化的常识的另一个例子是：1826年，率领一个英国外交使团前往缅甸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在那里碰上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人的财富一定源自炼金术——这种信念在他看来当然可笑荒谬。克劳福德以他那时典型的方式来看问题。尼布尔则不然，他在1763年3月听到也门人说，当地居民以为丹麦及德国的研究旅行家有制造金子的能力。尼布尔说，这十分理所当然，因为对至今只认识欧洲商人的阿拉伯人来说，事实上不得不感到奇怪，“我们千里迢迢而来，却什么事都不做”。这些外国人花了许多钱，却显然没在赚钱。这总得有个解释，制造金子的推测绝不荒唐，很接近也门人的认知层次，甚至说来还是个蛮合理的假设。

从他不断努力从他们的思维中去理解他所遇见的非欧洲人对世界的解释来看，卡斯腾·尼布尔一定不是他那个时代典型的旅行家，但他也不是特例。环球航行的德国人乔治·弗斯特、1795年以英国公使身份出使缅甸的迈克尔·西莫斯（Michael Symes）、1783年至1784年前往西藏南部的塞缪尔·特纳及1808年前往阿富汗的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瑞典人桑伯格（1775年至1776年前往日本），还有1799年至1804年展开美洲之旅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他们和尼布尔一样，代表着和他者保持对话态度的人物，并不把欧洲人永远有理当成公理。他们也尊重其他民族对欧洲的认识。一部分——或许是大部分——旅行家嘲笑未到海外旅行的亚洲人对欧洲事物一概无知之际，在这种对立的传统中，总是有像塞缪尔·特纳这样的人，对藏族人丰富的地理知识讶异无比：扎什伦布寺（Tashilumpo）的一些僧侣对欧洲大国的相对位置有模糊的概念。按照欧洲的科学标准，他们的观念粗浅，但从十分有限的信息渠道及缺乏迫切的实际必要性来看，能掌握住关于欧洲的地理知识，已让人肃然起敬了。

但不是所有认同当地观点的行径，都和深入的文化好感有关。1793年，担任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节团军需官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可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嘲笑他们访客的紧身衣饰和脸上的粉妆：

我们当然没理由就这样瞧不起或取笑中国人或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只因他们在衣服及举止等小地方和我们不同，特别当我们见到他们和我们在疯狂和荒谬上差不了多少时。

但要小心！不可把巴罗解读成度量宽宏的文化相对论者，而必须正确解读他。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小节上不同，这对他来说恰好微不足道且可轻易克服，因为基本上他认为中国文明比较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