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中国人及泰米尔人的信

真正的亚洲人在欧洲文本中直接发声,亦可清楚呈现出变换角度的情形。这在近代早期特别少见。孟德斯鸠有理由嘲弄那种宁可相信旅行家的东方报道,也不听信其住民说法的态度。他的李卡在巴黎一个社交场合中遇见一位“十分自信的男人”,对任何事都有看法,亦包括波斯。这位来自伊斯法罕的李卡立刻发现,自己遭到夏尔丹和塔韦尼耶这两位伊朗旅行家的作品的“驳斥”。Montesquieu,Perserbriefe (1988),第134页及第135页(第72封信)。亚洲人的话要听,因为每位旅行家和研究者都少不了当地的消息人士,但在欧洲的文本中,我们很少听到他们发声,而且几乎都无最后的决定权。

在欧洲人抱持近乎谦敬的态度接触亚洲文明之处,最早听到这种真实的声音。这适用于部分耶稣会的中国报道,但这种报道少得可怜。例如,尽管耶稣会的中国报道包含了翻译中国文献,却很少见到生动的对谈。1773年,声势如日中天的中国乾隆皇帝,答应接受耶稣会教士米榭·班乃特(Michel Benoît)(蒋友仁)那次出色的访谈,同时也让裘塞波·潘奇(Guiseppe Panzi)(潘廷章)教士绘制肖像,算是唯一的例外。我们无法验证文句的真实性,不过这场谈话看来可信,绝不能视其为耶稣会为了宣传而加以虚构的产物。这次访谈的特殊之处,在于角色的对调,因为是由皇帝发问,教士回答。Societas Jesu,Lettres édifiantes (1780-1783),第24册,第330~376页。

乾隆是他那个时代最老奸巨猾、最成功的权力政治人物之一,可以和同时代的腓特烈二世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相提并论。他向传教士详细打探欧洲的政治情况。皇帝问道,在那些从欧洲带来的铜版画中,有些在夸耀你们君主的胜利:他们是击退何种敌人,才取得这些胜利的?Societas Jesu,Lettres édifiantes (1780-1783),第24册,第334页。在这些公侯中,难道没有一位能够维持和平的?一个欧洲国家一跃而统治其他所有国家的机会有多大?欧洲君主透过婚姻结盟而有亲戚关系,如何还能互相交战?现在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如何?现在有法国学者在圣彼得堡的宫廷中吗?之后,这位亚洲最强大的君主放得更开,问这位法国教士,耶稣会能不能从欧洲把葡萄酒运来,能不能在中国酿制他们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健康等问题。Societas Jesu,Lettres édifiantes (1780-1783),第24册,第375页。一般亦参阅Kästner,Gespräch (1997)。

班乃特教士的访谈一定在巴黎耶稣会中心遭到了彻底修改。文中幽默地勾勒出一位十分理智的政治家,虽然对欧洲所知不多(至少像当时一名欧洲统治者对中国所知的程度),却正好问出所有事情的关键。这篇文字没有运用任何异国风味的疏离手法。乾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可以看出他世界观的文化局限。皇帝绝非目光短浅的世故之人。他所说的,一点也无“典型中国人”的味道。没有任何人类学上的障碍,把这位同他宫中耶稣会教士侃侃而谈的中国皇帝,和登载这篇文字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欧洲读者隔开。然而,其成效一如孟德斯鸠和尤斯蒂透过其他方法所达成的一样,仍是外在的惊奇与批评:读者会这样,(或许)也该这样反应,因为欧洲不断发生战争,而中国内部一直和平的这个问题并不太合理。伟大的莱布尼茨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吗?

18世纪能和直接访谈乾隆相提并论的其他亚洲文本,便是清教传教士巴塞洛缪·齐根巴格(Bartholomäus Ziegenbalg)在欧洲所出版的《马拉巴书信集》(Malabarische Korrespondenz)。K.Liebau,Malabarische Korrespondenz (1998),特别是编者前言。1706年至1719年,齐根巴格活跃于印度东南太平洋岸的丹麦小殖民地德伦格巴尔(Tranquebar)。那是根据1920年丹麦和当地王公纳亚克(Nayak von Tanjore)的合约建立的殖民地。全盛时期的面积约50平方公里。在《马拉巴书信集》出现的时代,这里住着大约不到8000人,其中约200名不同国籍的欧洲人,还有2~4名传教士。参阅Nørgaard,Mission (1988),及Raabe,Pietas Hallensis Universalis (1995),H.Liebau,Indienmissionare (1995)。他的作品包括99封南印度人的信,是1712年到1714年间应传教士的书面问题而回答撰述的。这些信由齐根巴格的同事约翰·恩斯特·格林德勒(Johann Ernst Gründler)从泰米尔语翻译评注——根据一份在哈勒虔信派传教中心再也无法重构的修订——并于1714年及1717年在“哈勒报道”的框架下分两卷出版。多数信件的作者看来是丹麦贸易公司的高级翻译及巴塞洛缪·齐根巴格的泰米尔语老师阿雷帕(Aleppa)。让阿雷帕信奉基督教的各种尝试全都失败了。在他的信中,尽管经由各种过滤,我们还是听到印度教“异教”的声音。

这些信基本上涉及宗教问题,其次是泰米尔社会的共同生活。传教士试图厘清泰米尔的神祇世界、创世神话、历史观、仪式程序、日常生活及当地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在最后这个问题中——只从这丰富的材料中举个例子——通信者以坦白保守的态度回答。在第二卷第十五封信中,他在赞扬基督教教义后,深入批判这个针对他的问题——“异教徒对基督教徒法律、教义与变迁的看法”:

至于基督教徒让人无法接受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许多坏习惯。例如,他们不刷牙,他们上茅房时不清洗,他们不在圣池净身。女性在分娩后不洗澡。他们乱吐口水。当他们接触过受鄙视的性别后,也不会再清洗。他们抱怨并诅咒所有东西。当他们领圣餐时,他们说面包是圣体,并饮基督的圣血,这是我难以理解的。他们许多行径都不洁净,包括吃牛肉。如果他们没有这些行径的话,所有的马拉巴人便会信奉他们的宗教。Ziegenbalg/Gründler,Malabarische Correspondenz (1714-1717),第2部分,第902页及下页。谢谢利鲍(Kurt Liebau)先生提供他自己这部作品的版本。

在另一封信中——第一卷第二十六封——通信者彻底分析了传教活动,起先相当不满这些丹麦哈勒传教士认为泰米尔人“邪恶愚蠢”,接着就进行反击:

虽然我们有许多地方值得批评,也普遍有许多不该有的恶行及不公,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们是异教徒,有完全不同的礼拜仪式,就意味着我们之中完全没有好人及善行。不过,我们有许多好人,做着各种不同的善事: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有圣洁的人,找不到任何罪行。难道一个弃绝所有罪行,追求良善的法律,会是个让人无法成圣的恶法?每个民族都有在其他民族眼中看来荒谬的特殊服饰、风俗与法律。宗教也是如此。神的造物和神的行径是多样的,因此也受到多样的礼拜。……

此外,我们可以同样在从欧洲来到我们国家的基督教徒中,发现许多可议之处。要是我们从宗教行径来判断的话,我们根本找不出基督宗教有什么优点。因为我们发现他们没什么正义及贞洁行为。他们没做什么善事,不太施舍,不会忏悔,喜欢收礼,爱喝烈酒,折磨活的动物并拿来做成食物,根本不重视身体清洁,鄙视他们身旁的其他人,十分小气、傲慢,并易动怒。Ziegenbalg/Gründler,Malabarische Correspondenz (1714-1717),第1卷,第456页及下页。

齐根巴格和格林德勒在哈勒的传教主管及他们在哥本哈根的政策赞助者,并不以冷静客观的科学精神把这些文本看成民族志的文献。这是消息来源,有助于马拉巴海岸的传教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也是宣传材料,让期望提供财物资助的家乡民众看到刚起步的传教计划——于1706年展开——的机会与难处。齐根巴格和格林德勒这两位杰出的宣传家,为达到这个目的,比他们在中国、印度或加拿大的天主教同事,更凸显出当地的反对声音。没有其他的游记达到这种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