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优先：泛欧洲的全球化

在亚洲仍备受尊崇的年代中，亦不乏视欧洲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大洲的声音。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海路几年后，葡萄牙作家便否定了亚洲的优越地位。18世纪后半叶，欧洲优先的看法就定型成为不断重复的普通概念。地理学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格（Johann Georg Hager）表达得简单明了：“欧洲虽是世界最小的地域，却是最美好的。”1783年，那位学贯古今，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绝无敌意的旅行家及自然科学家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也是著名的乔治·弗斯特之父，认为欧洲位于一座“出色完美的顶峰上”。10年后，英国哲学家及无政府主义理论奠基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则把欧洲视为“世界最文明与最幸运的大洲”。1785年，收藏家和消息灵通的杂家安东尼·弗里德里希·比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并不是一流的原创人物——把同时代人的论点综合如下：

欧洲虽是地表上最小的大陆，却是最重要的：一，因为其他地区的植物栽培不如这里；二，因为欧洲比其他三大洲加起来还要强大；三，因为欧洲人对其余大部分地表保持谦卑的态度，或令其富饶，就像他们透过他们的航运、旅行和贸易将地球主要大洲绾合起来；四，因为欧洲数百年来是科学与艺术的中心；五，因为欧洲人，对真神及世界圣地的认识才扩展到地表其他大洲。

比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欧洲正处于工业化之初，尚无领先印度和中国这些高效率工商出口经济体的迹象。欧洲的经济优势仍在农业，亦即在“植物栽培”的质量上；在政治方面——约在旧王朝末期——还未取得高度的自由。欧洲真正的优势表现在其扩张的动力上：军事政权的扩张、殖民垦殖、透过“航运、旅行和贸易”创造出现代的世界体系、传播宣扬基督教。18世纪末，从生物学及民族志方面来解释欧洲的优势地位，几乎没人相信，只有哥廷根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麦纳斯在1793年看出“浅肤色及美丽的……民族部落”在世界史上享有特权。他成为后来种族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尽管在18世纪的评价中，亚洲是艺术及科学的发源地，但后来，正如比兴所言，欧洲成了艺术及科学的“中心”。1719年，修道院院长杜伯斯（Dubos）权威陈述出这个来自丰特内勒观念的想法：艺术与科学绝不可能远离欧洲，除非有人暂时提及，仿佛置身亚洲和非洲的南方海岸游荡一般。杜伯斯也把在希腊人及罗马人手上发展到完美程度的战争科学算入科学范畴中，爱德华·吉本后来把这一点和在亚洲受到忽视的政治科学，视为西方面对东方之际，一个权力政治上的重要加分。把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亚洲任意对立起来，仍然不足以让人心满意足。自由派政论家、后来的英格兰大法官亨利·布鲁厄姆，发现了欧洲特有的“在行政艺术上的完美知识”及一种缓慢朝公民国家与在君主专制政体公众控制中享有更大自由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导致这种过程的原因，不仅在于贸易的文明作用，亦可溯及印刷术所带来的知识与教育普及。18世纪愈是向前发展，欧洲的评论家就愈加明白，欧洲基本上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胜过亚洲。不过，到了19世纪初期，成功转化为控制自然的自然知识，才在欧洲——也只在欧洲——普及起来。地理学家马尔特-布隆是第一批表达出这个看法的人之一，并进一步把欧洲文明的胜利解释为科技的胜利：“我们的意志甚至战胜了令人畏惧的自然力。”重大的殖民工程计划时代即将来临。

比兴不容置疑的正确论点（第三点）——近代欧洲的优越性在于欧洲是唯一促使全球产生互动的文明，不该只被解读成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辩词。对眼前世界社会的形成过程，18世纪的作者要比19世纪的帝国主义理论家更敏感。在他们的许多文章中，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个发展过程的张力相当惊讶。除了当代最伟大的欧洲史学家及最佳的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没人拥有足够的机智与技艺从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对英国鲱鱼价格的影响来指出全球化的开端。不过，这个关联并不乏人清楚描述。让-雅克·卢梭认为贸易、旅行与征服，让各民族更加接近，也逐渐抹除他们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对许多同时代人而言，洲际的经济联系清晰起来：欧洲组织了一个黑奴与糖的泛大西洋贸易活动；欧洲消费着印度与中国的产品，而由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来支付。1754年，温德姆·毕奥补充了一个史学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再度发现的事实：世界贸易绝非和欧洲扩张一起开始；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即已在亚洲、非洲及欧洲间开展大规模的海上贸易。

不管是过度夸张，还是事先预知，有些作者乐见欧洲取得了世界政权。1801年，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前四分之三个世纪，修道院院长德·普拉德（Abbéde Pradt）这位对世界政治敏感的政论家，即已写下欧洲就像世界首都这样的话：欧洲发现了令其他人为其利益而工作并以“世界贡品”填满自己国库的秘密。其他人较不犬儒地认为，必须凸显出知识与良好风俗，也就是启蒙运动精神遍及全球的现象：欧洲的最新科学水平，已在加尔各答和秘鲁首都利马展现；各大洲之间互相交流着观念和时尚；由于船只愈益优良、可怕的海上疾病——坏血症得到成功抑制，加上在亚洲国家兴建旅店，长途旅行变得更为安全与舒适；全球教育质量也改善了许多。1772年至1775年，善于旅行的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在他儿子乔治的陪同下，与库克船长一起环游世界）便认为航运——不管是出于贸易目的，还是科学性地认识世界——是一条绾合人类的“纽带”：

有时在人类中开始疲乏的社交与爱情纽带，经由航运而更为频繁地交错在一起，也更精确地绾合起来。因为如果人们迫不得已要摆脱疏离的高傲心态，接纳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的帮助与殷勤时，那我们才会发现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并不只因他们自己，而且因为其他人与国家而存在，并互相帮助。

旅行，特别是“满足求知欲”的旅行，只对“有教养的民族”有意义，却只有欧洲已在全球活动。同样看出贸易逐渐联结起世界各大洲的伊曼努尔·康德，却对这种全新的交流结果抱持疑虑，也比较实际，不像热情洋溢的人类之友弗斯特。康德发现贸易往往在亚洲扩展成为侵略与殖民。在他后期的文章《论永久和平》中，他认同当时日本和中国政府有权限制他们国家的口岸，即便此做法抵触了人类、思想与商品自由交流的理念。正如孟德斯鸠、约翰·赖因霍尔德·弗斯特和许多其他对此问题发表看法的作者一样，康德也期望透过旅行和贸易，“遥远的世界各大洲能相互达成和平的关系”。不过，这位哲学家接着提出警告：

我们在此比较一下世界各个文明，特别是经营贸易的国家的冷淡态度，他们在造访陌生国度和民族（和他们的征服者同一模样）时所展现出来的不公，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他们来说，美洲、黑人国家、香料岛屿、好望角等，在发现之际，是无人拥有的国度；他们视住民为无物。他们透过贸易失败这种刻意的借口，把外国战士带到东印度（印度斯坦）来，靠着他们压制当地人，煽动不同的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导致饥荒、暴动、背信及一连串各式各样压制人类的暴行。和这种客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及日本，因此学聪明，虽然允许第一批，也是唯一的欧洲人——荷兰人进入，却不是登堂入室，而是把他们像犯人一样和当地社群隔离开来。

从柯尼斯堡观察世界的康德，和其他人一样认识到当时的全球化倾向。他见到启蒙运动和权力政治的矛盾，并设法透过法律规章，让欧洲所推动的世界一家能有益于所有人类和民族，且不发给欧洲人征服世界的特许证。康德因此建议一种可被理解为旅行与访问自由的“世界公民权”，但不是毫无限制的迁徙自由。他想在法律上隔离殖民主义——一种激进的主张，就连法国革命分子都会害怕。同时代的其他人，没人像康德那样如此彻底地思索着早期全球化和欧洲优势的难题。

欧洲启蒙运动史学家中最具洞察力的系统论者，哥廷根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并不像康德那样，以规范的意图来处理各民族间全球关系脉络形成的问题，而是采取如何将其纳入符合时代的历史写作的观点。施洛策尔并不想撰写颂扬欧洲在其他文明面前崛起的历史。除了罗马人及中世纪的日耳曼人外，在他的历史架构里主导并建立世界帝国的“主要民族”中，也算上中国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土耳其人。而希腊人及埃及人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只能属于“算是重要的民族”。施洛策尔的世界史架构在18世纪后期的经验范畴中，并非从目的论上建构一个欧洲化的世界。在之前的时代中，这个世界史已在寻求“国家与世纪之间的联系”，并“巧妙比较”不同文明中的历史现象或世界各个部分——如施洛策尔客观所言，借以发掘出发展过程中的一致与分歧。施洛策尔认为现代欧洲的成就，并不像比兴及更加果断的修道院院长德·普拉德所想的那样，在世界性的权力扩展上，而在如“罗盘、火药、纸、印刷术、眼镜、钟表及邮政”等知识成就上。“靠那些发明的帮助，我们发现了三个新的世界，并征服、掠夺、开发或蹂躏它们。”在启蒙运动后期的思想脉络上，施洛策尔提出了无远弗届且对现代来说仍值得思索的想法，即非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写作会是何种样貌。施洛策尔保有过去300年来欧洲文明进展的印象，并不足为奇；当时没有任何作者能声称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文化完全平等。

在18世纪，相信现代欧洲具有世界史优势并认为自己“有点文化”的人，也就是像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或荷兰等国的欧洲人，“让我们不仅胜过当代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也胜过古代最开化的民族”（施洛策尔），这并不必然会排斥与低估其他文明。施洛策尔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先有欧洲创造出来的全球性交换与沟通关系——一个现代的世界体系，才有可能促成超越任意组合的国别与民族史的世界史写作。欧洲的扩张，创造出一个能够纳入不同历史进程的全球认知架构。施洛策尔和由一批开明的英国作家撰写的、1736年至1766间出版的巨著《有史以来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即已详细描述了欧洲以外的历史，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一种含纳一切的欧洲中心论的可能性。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这位消息灵通的历史哲学家，结合了现代欧洲的价值优势和认真处理其他文明原有意义的人类历史计划。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身上，他是欧洲最成功的东方代言人之一。他翻译的书籍和促成的研究几乎涵盖所有亚洲文化的文学、法律及历史领域。琼斯从未质疑过欧洲的优越地位。他视欧洲的成就“辉煌卓越”，一生信守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美学标准，但仍能重视并喜爱波斯诗歌或印度梵文史诗。这种兼容并包的欧洲中心论自始至终是启蒙运动的特征，而局限在西方白人“文化世界”的排他性欧洲中心论，则是19世纪的注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