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差异

这本书会试着采取其他途径。那些不假思索被标示为亚洲“图像”的东西，多半都出现在文本中。透过文本，我们可以努力挣脱困境。之所以从文本出发，并不是因为“文化”本身可以被理解为文本，因此可在文本解释中实现文化史的目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比文字更好的史料，可以将异国文化的印象与幻想输入我们自己的认知与思想脉络中。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本应该是他们学科中的基础；对历史学家来说，文本则是社会范畴中个人创造的结果。我们感兴趣的，应该先是文本的形成过程。个别的文本出现之前，都先有经验、意图、认知、想象、观看、听闻、既定风俗及革新意志等过程。虽然多数文本是研究时不可或缺的材料，但其本身却是许多复杂过程中很晚才出现的结果。第三章至第七章便是在处理这些勾画出“异国图像生成逻辑”的过程。这种逻辑中包含了旅行及许多殖民所需的知识，包括“行动观察家”与异国文化环境的实际接触与互动，包括整个学者世界及他们自己的认知兴趣和判断标准，最后也涵盖了依循“利用与竞争”法则的文献市场。

因此，欧洲人的亚洲文本不该被视为自行衍生的静态“代表”，而应该置于社会实践过程中相当具体的共同脉络之内。如此便可观察到文本在真实情况和虚构、教导和娱乐间不断变动的现象。若将异国文化的本体架构及外部图像视为泾渭分明的对比，并仅仅着眼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或只是探究文本的经验正当性，势必将忽略近代早期的重要亚洲记述之多元意义。正是这种多元意义赋予了文本持续的魅力。若无此魅力，文本恐将只是欧洲人自我陶醉的表达方式，或仅仅是来自已有认知的先入为主的肤浅之见。文本同时具有两种意义：既是欧洲人想象力的草图，亦是以当时的认知工具去了解真实的各种尝试。

共同脉络化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将个别叙述置入论证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也就是论述分析的“论述”之中，即在使用这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时，不采纳源自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架构。亚洲事物以多重姿态成为欧洲人辩论之际的论证：蛮荒与文明、进步与堕落、统治与正义、国家的富裕与贫穷、女性的权利与幸福、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辩论。本书后半部分会处理一些这方面的辩论。本书不是图像史，而是“理解的历史”及其工具的历史：包括了概念及构成概念的各种惯用语，或思想史学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所谓的“语言”。

这种理解的对象便是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差异并不是从头到尾完全不同。提到亚洲常常是欧洲的“异类”，只是老生常谈。不过，在个别作者眼中，这些差异到底在哪？如何评价这些差异？如何针对各个亚洲文明进行比较，看出它们以何种特殊方式有别于欧洲，并且彼此之间产生差异？粗略的“二元对立”思想，例如一概将自我和异国视为对立，只会让人更难理解这种微妙的认知差异并确认差异何在。“异国风格”不是一个清楚绝对的范畴，而是一个相对且变化多端的范畴。来自17或18世纪、将欧洲与亚洲结合在一起的个别文本陈述，都需要重新衡量这种文化差异。史学家的任务在于重新建构这种测度方式。为什么要如此做呢？欧洲在18及19世纪界定自己为非亚洲。现在有趣的并非此事已经发生，而是如何出现了这种情况。满足于一个倒置世界中的简单思考模式的时代，早已过去。在具体的个案中，哪里可以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特殊差异？这种差异会被视为优越或低下吗？这种差异是可以跨越的，还是自然生成、无法改变的？我们该如何尝试克服差异所带来的惊恐？是透过抵制来排斥异国文化，还是试图同化接纳、合理妥协，又或者是以殖民方式来控制，以西化改革来消弭不同之处？

是否这无数个别的差异，会积累成一个重大的思想史发展过程，并纳入欧洲人的意识变迁史中，则是这些问题当中最难回答的一个。本书最后一章会试图提出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