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窗外婆的电影

我立即感觉到，如果想拍牛窗外婆的电影，现在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她已经失去了意识，恢复的希望也非常小，所以让她谈往事的可能性很低。即使这时候把摄影机对准她，估计也拍不出来一部“从市井之人的视角看日本战时和战后的历史”的电影了。

但是，背负着历史的外婆会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呢？而周围的人，又将如何谈论她的历史，送她去另一个世界呢？说句欠妥的话，作为电影人的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或者不怕误解的话，可以说这刺激了我的好奇心。

所谓死亡，对于将要死的人来说自不必提，对周围人的人生来说，也是重大的危机。人的价值观受到考验，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赤裸裸的契机。这个时候人会说什么，选择什么，如何解决危机呢？我预感到仅仅是去记录这一切，都可以拍出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虽然我还完全无法预测将会记录到什么。

况且将要死的那个人是牛窗外婆。记录她的死也相当于去记录“充满战争记忆的人之死”。我在想，通过这个过程说不定会得到关于人类过去和现在的重要发现。

但是，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很不道德。牛窗外婆虽说病危了，但毕竟还活着。但我却以她将死为前提在脑中构想一部电影，突然觉得自己太无情了。

另一方面我又这样自问自答——包括我在内，人不管是谁都要死的，这是人类被生下来后唯一确定的宿命。那为什么以谁的死为前提来行动，就会被认为不妥呢。

尤其是已经活过了90岁的牛窗外婆，即使现在马上就去世了，也算是寿终正寝。外婆自身也曾在不断住院、出院时对着佛坛里的母亲牌位大声说：“妈妈，快来接我吧。”就仿佛她不只是预感到自己即将入土，甚至还怀抱期望一般。

但尽管如此，外婆周围的亲戚却有各种异议。基本上在她病危的时候，家人和医生、护士们都还是以“死是应当回避的恶，生才是善”为前提在进行治疗。病情突变时，只经过短暂的犹豫就给她戴上了呼吸器，也就是所谓的延命治疗。

亲人们希望她能多活一天算一天，这是理所当然的人情。我没有一点点批判的意思，真的非常理解。但是到了哪个瞬间，周围的人才能理解并且接受“是走的时候了”这件事呢？我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同时感觉到拍摄牛窗外婆最后日子的意义就藏在这个问题里。

回头想想，我在东京大学就读宗教学专业的时候，就总是抱有关于死亡的问题意识。大三时我选择了“巴厘岛的葬礼”作为研究课题。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无论如何都想亲眼看看葬礼的想法，于是自己主动去巴厘岛做了一个月的调查旅行。巴厘岛的葬礼并不是哭着追悼死者，而是用夸张的仪式欢快地将死者送走。我对该地的葬礼情况进行调查并写出了报告。

很多人说，思考死其实就是思考与其表里一体的生。如果把死当作禁忌来避开不看的话，就相当于也对生避而不见。因此，我想更仔细地凝视死亡。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这种意念。所以在接到牛窗外婆的病危通知时，关于生死的问题意识又重新浮现了出来。

我下定决心，同规与子谈了拍电影的构想。她以往都作为帮手，协助我拍每一部电影，那么对于要拍临死的外婆这件事情，她会如何反应呢？我预想不到。说不定会被她说“你真不是人！”然后全盘否定，我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后，对她说出了想法。

没想到她毫不动摇地这样说：“我希望你去拍。如果外婆还有意识的话，也会让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的。”

于是规与子给外婆的孩子也就是柏木的母亲、舅舅和姨妈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拍电影的想法。柏木的母亲和明法舅舅都回答说：“请你为我们拍吧。”周子姨妈虽有些犹豫，最后也同意了。但另一位姨妈却说：“电影什么的，太荒唐了，希望你能放弃。”

我犹豫很久，还是打包好摄影器材从纽约启程了。如果能见到让我放弃拍摄的姨妈，和她好好说明这个想法的主旨的话，说不定她就会理解呢。然后，到了冈山，我仓促地开始了拍摄。

那时我脑子里完全没想起韩国电影节 “和平与共存”企划的事情。为什么我都想到了“只要拍外婆就能拍出关于战时和战后历史的电影”，却没把这两件事情联想到一起呢？现在想起来都感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