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讲的“西汉中期”，具体是指从汉武帝晚年到汉宣帝前期这一时期。这是因为此时期的政局演变，与刘贺一生的命运息息相关。

至于阐述这一时期的政局演变为什么要以宫廷政治为核心，先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稿，题作《〈海昏侯刘贺〉书里书外的事儿》，文中对此已经做过说明。

2015年10月我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深入考辨了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以为自北宋时期的司马光起到现代中国秦汉史学界所持“路线斗争说”实际不能成立，即在汉武帝和卫太子之间并不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汉武帝晚年也没有幡然悔悟，改变此前奉行的“尚功”路线，转而“守文”，从而使汉代政治的发展出现一个重大转折；武帝至宣帝时期的政治路线实一以贯之，汉廷治国路线的所谓转折性变化，是发生在元帝时期，而不是汉武帝后期。

《制造汉武帝》的观点，与中国学术界的通行说法，或者说在很多学者心目中的权威说法，差距甚大，但却算不得是我本人性情乖戾，独发奇想，非要标新立异不可，实际上，中国国内秦汉史学者尊奉为重大学术创见的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折说，是早已被日本学术界弃之不顾的废旧观点。抛弃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不用通行的“路线斗争说”来解析当时的政治史，而以实际居于核心地位的宫廷政治斗争作为主线，来解析刘贺一生的遭遇，而西汉的宫廷政治，纯粹是对权力、地位和利益的控制与争夺。历史事实如此，容不得做出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这样做看起来好看，讲这样的故事更引人关注，而是因为这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现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虽然颇有那么一些人很喜欢看日剧、吃日本料理，却对日本东洋史学者的著述不甚留意，甚至留学东瀛，身居“倭国”，也未必认真阅读过相关的论著，并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撰文批评了我的看法。有人相与切磋，固然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但在我看来，在学术视野上，这些人观照的范围似乎不够全面，对问题理解的深度也就不能不受到限制。

因此，今天在这里讲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问题，既然是以拙著《制造汉武帝》一书作为论述的基础，首先就有必要向大家说明我对相关批评意见的认识。简单地说，我对这些批评文章的学术论述内容，已经认真拜读，并表示衷心感谢，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认同这些观点；或者说，我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