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贺一生的重大跌宕起伏，不管登基为帝，还是废位成囚，都完全是由霍光一手造成的；即使是后来被汉宣帝远封海昏，也同样间接受到霍光操弄朝政的影响。诚可谓荣也霍光，辱也霍光，而霍光之所以能够权倾天下，操弄不止一位君主的立废，则由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安排直接促成。因此，要想清楚说明刘贺入居未央宫以及重归昌邑国故宫并最后命终于南荒海昏的经历，就不能不从汉武帝晚年西汉王朝的政治格局谈起，而在这一时期政治格局中所出现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太子刘据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所引发的未遂政变，这也就是著名的“巫蛊之祸”。

在我研究之前，中外学者对“巫蛊之祸”起因的看法，几乎众口一词，都说是太子据受江充栽赃陷害，说本是江充为搞掉刘据而指使人预埋桐木偶人于太子宫中，以防他继位登基，对自己不利。本着这样的认识，就很难合理地解释汉武帝临终前对皇位继承人的安排，也就不能从根源上清楚地说明，何以会出现霍光专权以致擅行立废君主的局面。

审视这些通行的说法，其文献依据，不过是《汉书·戾太子传》所记“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以及“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忘思之台于湖”这些浮泛的虚话，不少人仅仅依据这些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表述，就断定卫太子根本没有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

那么，在此前提下，汉武帝为什么在从卫太子死后直至他本人去世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却一直空缺储位，不再新立太子？而且，汉武帝临终前又为什么不让业已成年的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或者昌邑王刘髆继位，却偏偏要把这汉家江山交给年仅八岁的幼童刘弗陵？这些，就成了很不好解释的问题。

正因为对此颇感困惑，近人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中尝谓“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甚至以为“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亦即怀疑为霍光私自操弄所致，而不是出自汉武帝的旨意。但实际上武帝遗命刘弗陵继位，除了霍光以外，还有桑弘羊和金日一同在场，三人同知共闻，不可能是由霍光假传圣旨。特别是考虑到金日生前一直拒绝接受霍光伪造的所谓“封侯”遗诏，而一直以“侍中”身份随侍汉武帝身边的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还公开扬言：“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汉书·霍光传》）这意味着，对于金日来说，“封侯”的事儿是没来由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但刘弗陵继承帝位，是汉武帝的遗命，所以，他要承命辅佐。同样，对于王莽的儿子王忽来说，汉武帝临终前指示由刘弗陵继位做皇帝，这是他亲见亲闻，是真事；而封授霍光、上官桀和金日三人为侯的事，却是霍光等人私相授受，完全出于伪造。

综合分析当时各方面情况，我认为，促使汉武帝做出这一安排的直接原因，就是卫太子对他施行巫蛊并发兵反叛。

卫太子针对汉武帝施行巫蛊，肯定与其太子的地位不稳具有直接关系，但汉武帝是不是真的就一定会废除他而另立太子，却也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至少这一点是很不确定的。

刘据的太子地位不够稳固，首先是由于他的母亲卫子夫出身寒微且从来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特别的宠幸，卫子夫被册立为皇后，只是缘于她为汉武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纯粹是“母以子贵”。在嫔妃如云的帝王后宫，即使曾以貌以才深得其宠，冷落失宠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何况从未得到过宠幸的卫皇后了。

在卫子夫当上皇后仅仅几年内，就相继有王夫人、李夫人、赵婕妤等嫔妃受到汉武帝的热烈宠爱，而且还都为汉武帝生下了小皇子，刘据这个宝贝儿子也已经不再稀罕，而汉武帝对王夫人生的儿子刘闳、李夫人生的儿子刘髆、赵婕妤生的儿子刘弗陵，都明确表示过特别的爱幸之意。特别是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恩爱并没有随其去世而泯灭，因而就在卫皇后尚且在位在世的情况下，他就公然以皇后之礼对李夫人做了安葬，这也显示出汉武帝随时都有可能废黜卫子夫的后位，同时也会改立李夫人的儿子刘髆为太子。

刘闳和刘髆，在已有刘据早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年龄稍大便相继就封之国，离开了都城长安，这至少从体制上暂时解除了对卫太子的威胁，但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公开将其与上古的神圣君主帝尧相比，“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书·外戚传》）。这意味着汉武帝至少一度萌生过用刘弗陵顶替刘据为太子的想法，就像宋朝人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史赞评议》）

面对这样的局面，卫太子及乃母卫皇后自然是惶恐不安。然而，有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会转化成为现实。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向实际方向发展。

第一，卫太子虽然不像司马光依据《汉武故事》所写的那么好，那么符合儒家理想的皇太子或是开明君主标准，但也中规中矩，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过或是有什么不良行为，让汉武帝憎之恶之，以致非废除其储位不可。

第二，老父爱少子，这很正常，也很普遍。汉武帝是皇帝，同时首先也是个人，大多数人都这样。所以，因晚年得少子，喜悦中做出某些举动，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对帝位继承者的确定安排，不然的话，何不早些废黜卫太子以改立刘弗陵，甚至在卫太子去世之后空缺储位不补，而直至去世前两天才匆忙宣布把刘弗陵立为太子？

直到后来登基即位，刘弗陵也才只有八岁，他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即使再天赋异禀，也不会显示出多强的治国平天下本领；况且从他直到去世的实际作为来看，只能说是不像后来的刘贺那样痴憨，却绝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智慧和能力。

汉武帝兴之所至，一时随便说说，与其实际运作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需要结合其他记载，综合考察，才能识破历史的真相。

第三，汉武帝一意求仙，希图永生长乐，统御天下千秋万岁，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帝位的承续看作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即使对卫太子不够满意，即使深深属意于小皇子刘弗陵，也大可不必做出这种在他看来只具有形式上之象征意义的安排。

我们看“巫蛊之祸”发生前江充“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的情况（《汉书·戾太子传》），就可以明确，直到此时，汉武帝也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过废黜卫太子的意向，不然作为近侍的幸臣，江充何必会有这样的担忧？

然而，卫太子作为直接的当事人和可能的受害者，绝不能像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这样冷静，一定要对汉武帝易储的可能有所防范，有所应对，可是在汉武帝的严密控制下，又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小动作，只剩下了像当时的愚夫怨妇一样，针对汉武帝搞搞蛊术，发泄一下心火怒气。要是碰巧蛊术奏效，真的咒死了老而不亡的汉武帝，就能把天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再也不必担惊受怕。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所谓“巫蛊之祸”，也就发生了。针对仇怨者施行蛊术，本是当时十分通行的做法，若是没有江充介入侦缉，卫太子针对汉武帝施行的蛊术，也就仅限于他自己暗地里泄泄怨气而已。

然而，江充为除掉卫太子而进入太子之宫挖掘其施行蛊术的证据，使得局势骤然发生巨变。面对因希求长生不老而极其痛恨对其行用蛊术的汉武帝，卫太子走投无路，只好起兵拼死一搏，侥幸冀望硬闯出一条生路，而其结果却是身败名裂，满盘皆输。直至他嫡亲的孙子刘病已（刘询）登基做了大汉皇帝，本着“谥者，行之迹”这一根本原则，也不能不给他定以“戾”这一“恶谥”（《汉书·戾太子传》），以昭告天下万世他这一大逆不道且又“不悔前过”而发兵反叛亦即罪上加罪的重大罪行（《逸周书·谥法解》）。

在经历了“巫蛊之祸”以后，汉武帝对身边所有人的疑忌都愈加深重，各位成年的皇子，也不会例外。道理很简单，皇太子刘据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人已成年，而且有一批属臣宾客为其效劳，而这些成年的皇子，他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再行巫蛊，或是干脆直接起兵犯难，置自己于死地。

在其他几位皇子中，除了齐王刘闳早逝之外，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完全放心。我们看广陵王胥在昭、宣二帝时期屡有“使巫祝诅”的记录（《汉书·广陵王胥传》），再看史书明言燕王旦“为人辩略”且多“招致游士”（《汉书·燕王旦传》），就能够明白，对于一心祈求长生不老的汉武帝来说，确实很难对他们放下心来。

再具体到这几位业已成年的皇子身上来说，卫太子身亡之后，在普遍受到猜忌的基础上，广陵王胥因其“动作无法度”且行为“多过失”，没有当皇帝的气象，汉武帝根本就看不上（《汉书·广陵王胥传》《汉书·外戚传》）；燕王旦心急等不得，竟然不看脸色自己伸手要进京拿，竟惹得汉武帝一怒将其下狱（《汉书·燕王旦传》）；剩下的昌邑王刘髆虽然没有什么惹汉武帝心烦的事见于史籍记载，加上还有亡母李夫人的情分，本来或许还有一定的机会，而且在卫太子兵败自杀七个月之后的征和三年（前90）三月，刘髆的舅舅李广利和当朝丞相刘屈牦业已密谋向汉武帝举荐，要把他立为太子，孰知计划未及施行，刘屈牦和李广利即遭人举报“祝诅主上，有恶言”且“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汉书·刘屈牦传》），结果刘屈牦一家丢命而李广利亡命匈奴。这不仅是又一次动用蛊术危害汉武帝的性命，而且同时还要拥戴新的主子，犹如卫太子重世，直接触犯了汉武帝的大忌，哪怕刘髆本来是汉武帝的选项之一，从此再也不会予以考虑了。

这样一来，汉武帝亲生的儿子，就剩下了年幼的刘弗陵一人可以作为皇储而不受汉武帝的猜忌。尽管《汉书·外戚传》说他年五六岁就显得“壮大多知（智），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但五六岁的小孩子，再“多智”也多不到哪里去，而“生与众异”是说他晚产四个月之久，假如没有计算错误，这对他的正常发育，很可能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后来汉昭帝年仅二十二岁就早逝，说不定就与他先天发育曾受到损害有直接关系，表面上的体形“壮大”并不一定具有实质性意义。

总之，汉武帝之所以宠爱刘弗陵，实质上不会是因为他太好，而是因为他太小，还不会用蛊术去咒死老爹，当然他也还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于是，“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汉书·霍光传》），清楚表示出以刘弗陵为后继的意向。不过，仍然没有正式将其立为太子，这还是因为汉武帝幻想生命长存，帝位永在，不愿把可能的继任者看作实际的太子。

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在去世前两天才把刘弗陵立为太子的情况。这时，汉武帝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正视寿之将终的问题，迫不得已，只好做出这一安排，而刘贺其人荣辱浮沉的经历，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缘由；或者说，他的人生大戏，就是这样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