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序

2009年，李孟智教授与我共同以中文编撰了《PBL问题导向学习之理念、方法、实务与经验》一书，后经Elsevier出版。在那本书的前言里，我详细地申述了“问题导向学习”的基本精神——它的震撼、魅力与教训并且毫无保留地将PBL震撼了西方高等教育界四十多年的能量喻为反传统创新的凝聚，把过气的传统教育思维喻为PBL的绊脚石。虽然，我的观点与思维在传统卫道之士的眼里似乎过于偏激并招惹侧目，然而，我们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中华文化中儒学教育思想及分析它的变迁，PBL的学习精神其实非常符合以孔子为首的先秦儒学教育思想。在完结篇中，我谈到PBL的后续发展与前瞻时，特别强调PBL的教育理念必须要延伸到传统中医药学教育中。

过去三年以来，我与中国大陆许多的医学院校将PBL引入医学教育中且建立起密切合作的关系，而在中医药PBL教育的互动则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犹为频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师团队赴台造访并举办各类PBL工作坊已高过六七次。如今，上海中医药大学“PBL教学团队”撰写出《PBL——我们的思考与实践》一书，反映出他们近期对一些中医药课程试行PBL的片段与反思，也显示出他们充满了勇气与决心迈向成功的一大步，更应验我对PBL在华人社会高等教育的前瞻与期待。

亚洲的医学教育PBL在西式主流医护健康医疗教育里（也包括牙医、护理、物理治疗、呼吸治疗等领域）现在已如雨后春笋并进行得如火如荼。西医与中医的内容思维与诊疗方法或许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医学教育层面上的宗旨与教学的理念和心态应是没有文化/政治的分野。

在中国大陆，整体而言，PBL的起步较慢，三年前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在薄弱基础上举办了APC-PBL（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PBL）就在平静的中国高等教育圈中激荡出一圈圈PBL的涟漪。一些重点大学的西医护院校亦陆续展开了对PBL的探索与尝试。中医方面大陆虽然有很多古老有名气的中医院校（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目前仅有上海中医药大学正在积极与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合作筹备建立教师培育暨发展中心并规划PBL的课程教材与师资的培训。在香港，除了两所大学的医学院之外，也有三所中医学院分别隶属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浸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副校长童瑶教授接任了香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之后也致力于尝试PBL在中医药教育之应用。也可能是受惠于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及牙医学院十年以上PBL的基础奠定其突破创新的信心。浸会大学中医学院亦正动员筹备PBL之引入。在台湾，目前设有中医学院的仅有中国医药大学（约50年）、长庚大学（约10年）及义守大学（2010年成立全台湾第三所中医学院）。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院也是台湾唯一一所中医学院自2006年就已开始试行PBL的实施。不过其PBL课程仍以西医为主、以医学院的教案为蓝图；真正隶于中医教育体系内的PBL教案仍属凤毛麟爪。目前在职的老师很多是专业的执行中医师，投入教学及参与教师培训方面的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制，这就有待行政体系及制度的加强，亦可让其他中医院校借鉴。

我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互动虽然仅有三年，每一年我可以感受到其“PBL教学团队”震憾的动力逐年倍增，每一次我也可以感受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领导与基层老师间深厚的默契。从这本《PBL（问题导向学习）——我们的思考与实践》，我见到了他们在黑暗中的探索及迷惑失落的彷徨，也分享了他们豁然顿开的愉悦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及满足。这本书虽然不是一本仅威性的中医药PBL经典手册，也不是针对PBL的教育研究结果，但它是一群“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迈向理想的一些“学以致用”的实践。它也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实践。以上的实践代表中医药PBL在中国迈出的第一步，更是中国中医药教育改革创新的第一座里程碑。我期望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将会令PBL在中国的成长更趋向成熟动人。

台湾中国中医药大学教授

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荣誉教授

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讲座教授

中国医药大学医学院首任教师培育

暨发展中心主任

PBL推动小组召集人

关超然

2014年3月于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