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

湘乡曾文正公，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卒，迄今已六十年矣。此六十年，为我国历史变化最剧之期。举凡学术思想，社会组织，莫不受西洋之影响，而根本动摇。我国旧有文化，处此危急存亡之秋，前途之命运如何，将继续存在发荣滋长欤，抑将为外来势力所摧残澌灭欤，此有识之士，所椎心泣血，劳思焦虑，以求一正确之答案者也。兹事体大，非末学如余仓卒所敢置答。虽然，有一义焉。一文化之能存在与否，当视此文化之有无价值而定。而此文化之有无价值，当视此文化所产生之人物有无价值而定。中国数千年来，旧有文化所产生之贤人君子，豪杰志士，史不绝书。最近复能产生曾文正公，道德、文章、事功，三者皆可不朽，文正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也。文正殁后，忽忽已六十年。流风余，不绝如缕。吾人撰文纪念，固不胜其感慨。然旧文化之确有价值，则观于文正人格之伟大，而益坚其信心焉。

一国文化，往往有其特性，而产生一特种之人物。吾国文化之特性，就大体言之，在理想与实际并重。与印度之过重理想，罗马之过重实际，均有不同。故所产生之优秀人物，往往为实际的理想家(practical idealist)，所谓有体有用之人才者是也。有体即是有原则有理想，有用即是有方法有条理。吾国教化与政治合一。教化属理想，政治属实际。政教合一，乃理想与实际并重之表现。国人向所尊崇之政治家，为有政治才能之道德家。西洋基督教兴后，政教分离，政治家未始不讲道德，然不若吾国人之更为重视。曾文正公以道德家而为政治家，合于吾国人之标准。李文忠事功有余，而德不足以服人，当时激起笃旧者之反对，益重用所谓洋务人才，如盛宜怀辈，人品日寙，流毒至今。袁世凯惟尚权诈，更远在李文忠之下。廿载以还，政治舞台上活动之人物，才识益卑陋不足道，心目中惟知有袁世凯，不知有李，更安知有曾。此国事之所以日趋败坏也欤。

我国数千年来之政制，虽号称为君主专制，而实际则为贵族政治。贵族有二：一则为世袭贵族，一则为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世袭贵族，惟恃血统。自然贵族，则恃才德。我国春秋时代，世袭贵族阶级已渐次崩坏，自然贵族代之而兴。孔子以匹夫而为百世师，自然贵族也。降及后代，科举之制兴，虽末流所至，弊端丛生，然其打破贫富阶级，由全社会中拔取自然贵族之功，盖不可没。自然贵族，昔日尊称之曰读书人，曰士大夫。其责任在为吾民族之领导人，为吾民族文化之继承者。遇有外侮或内乱，足以摧残吾民族，或吾民族所相依为命之文化，则士大夫中之优秀者，义愤填膺，投袂而起，执干戈，冒矢石，奋死以与此大敌，相斗于血渊骨狱之中。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而不灭亡者，赖有此优秀之士大夫耳。曾文正公，即此种优秀士大夫之一领袖也。今日之智识阶级，昔日之士大夫也。受国人之供养，享尽权利，而不肯稍负责任。外患内乱，相逼而至，袖手不救，是诚何心？吾民族果无复兴之望乎？吾念及此，吾益仰望想象文正公于无己也。

今日中国不能产生伟大之领袖，其故实由一般人太缺乏宗教性。吾所谓“宗教性”，即纯洁之动机，坚强之意志，与热烈之情感而已。今之国人，既无风□，复不严肃。非浮薄纤巧，轻举妄动之少年，即与时俯仰，世故极深之乡愿。文正为人，极富宗教性。故气魄雄厚，以身作则，运其人格感化之大力，以为一代之领袖。读其《湘乡昭忠祠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为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之效欤？

《与刘孟蓉书》：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及《复郭筠仙书》：

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即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返顾。

知文正之志节意气固有超出乎世俗利害之外者，此非宗教性之忠义血性，有以迫之使然乎。

文正气概志节，虽足上薄霄汉，然文正之伟大。仍在其平实处。其《复杨芋庵书》内，谓：

凡道理不可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

日记中所以自勉，及家书中所以告诫子弟者，千言万语，反复叮咛，要不外勤慎廉俭，习劳有恒诸义。近人好为大言，喜谈革命。一己之良善习惯毫不养成，日惟从事于打倒他人及改造社会之工作。崭新之革命家，一行作吏，其贪污无耻，远甚于昔日之旧官僚。今日此种新人物，满街皆是。以此辈而握政权，讲人治固谬，讲法治更谬。盖国人大多数不识不知清议舆论，既无甚大权威。则欲求法治，亦必须有领袖人物，克制自私自利之心，奉公守法，树之楷模，然后道一风从，人人皆以守法为荣，违法为辱，法治乃有始基可言。美国，法治之国也。然其开国诸人，如华盛顿、佛兰克林，皆私德卓绝者。华盛顿不为第三任总统，出于彼之谦退，然后后人奉之为不成文法耳。要之，文正过人处，在由平实以渐企乎高明。吾人效文正不成，犹不失为诚实不欺，忠于职务之健全国民，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

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至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要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夫就养成人品而言，我国文化，实有其特长。此非夸大之辞，客观之例证累累，皆可复按。中国人之所长，在意志之训练，所短，在智慧之运用。求智之虚心，每不敌其求善之热忱。近世西洋人，开发智慧，造乎其极，然此风实由古希腊人启之。苟无古希腊人之侧重智慧，西洋科学之有无，未可知也。为今之计，吾人一方当发挥固有文化之特长，一方当尽量开发智慧。君子时中，物穷则变之说，深中于我国之人心。苟非顽固悖谬，断无只死固拒科学文明之理。彼以提倡科学方法自命者，正不必相惊伯有，视旧文化为大敌，以为非摧毁甚好之旧文化，则更好之西洋文化不能输入。微论此说理论上不可通，事实上亦不可能也。且中国旧文化，向不藐视智慧。格物致知，慎思明辨，本是吾儒分内事。曾文正公，旧文化之典型人物也。然中国之新事业，如派遣留学生、创设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内译西书等，皆造端于文正。以基督教之绝对排斥理智，在西洋尚能与科学调和，并行不悖。孰谓素不蔑视智慧之中国文化，反不能与西方科学互相调剂，收截长补短相得益彰之效乎。此亦今兹曾文正公逝世六十年纪念中，吾人对于中西文化关系应有之认识，而不当视为迂阔之言者也。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3期，1932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