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情境视角

一、媒体补偿理论

为什么在线沟通、网络合作与线下沟通、面对面的合作没有本质差异，甚至经常前者的效率高于后者？为什么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在网络上有着相似的沟通模式呢？已有的网络沟通理论对面对面沟通与网络沟通的特点做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并没有相对完整地、深入地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罕图拉（Hantula）等专家基于进化论的观点提出媒体补偿理论（media compensation theory），从八个角度分析人类网络沟通与线下面对面沟通的异同（Hantula，Kock，D’Arcy，& DeRosa，2011）。媒体补偿理论的八个观点如下。

第一，媒体沟通的自然性。已有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进化模式都是通过本地协同地、同步地沟通来传递信息。面对面的沟通方式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来的最为“自然”的沟通交流方式。任何一种媒体若要有效地实现沟通效果，都要与面对面的沟通有着相似的模式，以表现其自然性。自然性的媒体会降低人们沟通时的认知努力、沟通模糊性，增加生理唤醒。媒体的自然性体现在五个方面：①本地协同性，沟通者之间可以相互看到或听到彼此的信息；②同步性，沟通者可以及时地接收和反馈信息；③ 面部表情可传递性；④身体语言可传递性；⑤声音可传递性（Kock，2005）。这五条满足得越多，媒体的自然性越强。

第二，内部图式的相似性。由于人类的沟通是从新生代开始出现，并一直进化至今，因此不同种族、地域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沟通内部图式。内部图式相似性原则认为，媒体仅是改变了沟通的外在特点（跨地域、跨时间），但是没有改变沟通的本质特点。

第三，学习图式的差异性。该原则认为人类的沟通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习得的，并且人类的个体差异是学习的结果。因此，人类对媒体的使用也遵循这一特征。个体觉得更多使用的媒体使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此外，人类媒体沟通也存在文化差异。

第四，进化任务的关联性。“现代”与“古代”的相似程度是与行为进化模式的激发程度和感知行为的自然性关联的。例如，狩猎和采集食物是人类长期进化的行为方式，因此研究者发现人们网购时也会像猎食者一样。由于人类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对欺骗行为的经历，这会影响人们在网络上与他人谈判时对他人的看法，即将对手视为更狡猾、更不可信赖的。

第五，媒体的补偿性。尽管人们使用的各种沟通媒体会对面对面沟通的某些特征产生抑制，但是人们并不是被动接受这种信息损耗。人们会在网络沟通时付出更多的努力（如做笔记、回顾聊天记录等）来补偿信息的损耗。

第六，媒体的类人性。由于人类的社会属性，人与人沟通时也会采用一种社会化的方式，以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在与一个“人”说话。在网络沟通中，媒体的类人性就是指媒体与另一个“真实沟通者”或“人”相似的程度。媒体类人性越强，给用户体验到的自然性越强。

第七，线索的过滤性。相对于那些不提供相关线索的媒体，人们对那些提供大量线索却又阻碍了人们从这些线索中获取信息的媒体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一原则解释了为什么电视会议或者视频教学的效果不良。因为，电视会议或者视频教学尽管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视、听），但却阻碍了人们从中获取信息。相比于单纯的电话会议（只有声音），人们从电视会议中获取信息更困难。

第八，讲话的重要性。这一原则来自于，那些具有高昂代价的适应对人类的意义更为重要。人类在沟通进化中对讲话的适应付出的努力和花费的代价更大，因此讲话对人类沟通的意义更重要。研究发现，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和文本沟通三者比较，被试报告称，电话沟通并不是处于中间位置，而是与面对面沟通更为相似。这一原则说明，媒体要是可以传递语音信息，则对用户的意义更大。

综上所述，媒体补偿理论从进化的视角分析了人类网络沟通的特点，以及什么样的网络沟通媒体是有效的沟通媒介。这一理论也很好地回答了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

二、网络行为的进化理论

进化心理学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视角可以与许多心理学分支结合。一些研究者尝试将进化心理学与新兴的网络心理学结合，并试图从进化论的视角分析人类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网络自我呈现、网络使用偏好、网络人际关系的建立等网络社会行为都可以通过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为其“追根溯源”（吴静，雷雳，2013）。皮亚扎（Piazza）和博灵（Bering）在分析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进化网络心理学（evolutionary cyber-psychology）的观点，从配偶寻求与性竞争、亲子教养与亲缘关系、信任与社会交换和个人信息管理四个领域为人类的网络社会行为搭建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框架。在四个领域内皮亚扎和博灵又针对具体的网络行为分别提出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

（一）配偶寻求与性竞争

1.配偶寻求中的性竞争与性别差异

H₁a：相比于女性，男性更愿意在聊天室中寻求激情，其最终目的是满足性需求。

H₁b：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愿意在聊天室中与人调情，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

H₁c：相比于女性，在寻求网络性接触或为发生性关系而安排线下约会时，男性会降低他们在吸引力上的标准以求扩大资源。

H₁d：相比于女性，男性更愿意报告称将聊天室看成是一种性变化的输出口。

H₁e：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愿意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告诉她们的网络伙伴，并将此视为一种寻求关系承诺的策略。

2.同性竞争

H₂a：年轻男性会比年轻女性在网络中突出自己的技能与资源，而年轻女性则更愿意突出其外貌和名誉。

H₂b：年轻男性比年轻女性在网络中有更多的贬损同性能力的行为，而年轻女性会比年轻男性在网络中有更多的贬损同性外貌和名誉的行为。

H₂c：网络受欺负者往往是那些在同伴关系中处于边缘化的个体。

H₂d：青少年网络关系攻击经常由具有高地位的青少年发起。

H₂e：相比于面对面交往，在网络交往中，青少年挑战高社会地位同伴的比例更大。

3.关于嫉妒的性别差异

H₃a：相比于女性，男性对伴侣的网络性行为有更多的嫉妒体验；而女性则比男性对伴侣在网络上与他人分享情感秘密而感到更多的嫉妒体验。

H₃b～d：不论网络第三者是否认识，地理位置是否接近，抑或关系是一次的还是反复的，他（她）们的出现都会激发男女对网络不忠行为的反应。

H₃e～f：相比于女性，男性更不能容忍网络性背叛行为，一旦发现男性更会选择与其断绝关系。

H₃g～h：相比于男性，女性更不能容忍网络情感背叛，一经发现更会选择与其断绝关系。

（二）亲子教养与亲缘关系

1.亲子教养

H₄a：相比于不确定的父子关系，在父子关系更为确定的时候，男性对子女的网络行为有更多的监控行为。

H₄b：在总体上，女性比男性对子女的网络行为有更多的监控行为。

H₄c：在工业社会中，相比于低阶层父母，高阶层的父母对儿子的网络行为有更多的监控行为。

H₄d：在工业社会中，相比于高阶层父母，低阶层父母对女儿的网络行为有更多的监控行为。

2.亲缘关系

H₅：成人更愿意选择高消费、宽带（电话、视频）的沟通方式与那些远距离的亲属（子女、父母）沟通，而不是与朋友或熟人沟通。

（三）信任与社会交换

H₆：在网购时，客户的消极反馈会给网店店主带来不信任感。

（四）个人信息管理

H₇a：网络流言会起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威慑，并激发亲社会行为。

H₇b：即便网络上有隐私安全设置，个人也不愿意在网络上公布个人隐私。

H₇c～d：对听众和隐私的感知会影响个人的网络自我表露，当个体感知他们的网络沟通是在与亲人或密友进行时，会有更多私密信息的表露。

尽管上述假设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所有网络行为，甚至可能也存在争议，但它们却为我们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三、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一种用来模拟用户如何接受并使用某种技术的信息系统理论（Davis，1989）。该模型认为，当出现某种新技术时，许多因素都会影响用户对如何以及何时使用它的决定，这些因素包括感知到的有用性和感知到的易用性。感知到的有用性是指个体相信使用某种特殊系统可能提高他们工作表现的程度，感知到的易用性则是指个体相信能够轻松使用某种特殊系统的程度。

技术接受模型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其中感知有用性源于期望模型（Robey，1979），该模型认为，如果一个系统不能帮助人们提高工作表现，那么这个系统将不会被人们喜欢。感知易用性则可以认为是源自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班杜拉区分了自我效能判断和结果判断。自我效能类似于感知易用性，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而结果判断则类似于感知有用性，它是指一旦很好地执行了某种行为，那么就会得到良好的结果。

技术接受模型被广泛使用。有研究者（Shin，2007）以该模型为概念框架，分析了消费者对移动互联网的态度。结果表明，用户对移动互联网的感知与他们的动机显著相关，尤其是感知到的质量和感知到的可用性对用户外在和内在动机的影响显著。研究者（Shin，2010）还将TAM做出修正以研究MMORPGs（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玩家的游戏行为，结果表明游戏玩家的态度和目的受到感知到的安全及感知到的乐趣的影响。

温凯特希（Venkatesh）等人在结合了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接受和使用的综合模型（图2-4）（Venkatesh，Morris，Davis，& Davis，2003）。模型认为个体的表现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促进条件通过个体的行为意图可以影响个体的技术使用。同时这一影响过程还受到性别、年龄、经验和使用主动性的调节作用。表现期望类似于感知有用性，指的是个体对技术使用可以提高工作表现的预期；努力期望等同于感知易用性，指的是技术使用的容易度；社会影响指的是感知重要他人认为他们会使用新技术；促进条件指的是个体认为有组织的或技术性的基础设施的存在会帮助他们使用新技术的程度。

图2-4 技术接受和使用的综合模型

四、生态技术—子系统理论

发展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是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这一理论由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用以解释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儿童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包括：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

生态系统理论产生于互联网出现之前，而随着电脑和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在儿童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地解释电脑、互联网等电子媒体如何影响儿童的发展，约翰孙（Johnson）和帕普兰帕（Puplampu）（2008）对生态系统理论做了补充，提出了生态技术—子系统（ecological techno-subsystem）。如图2-5所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儿童的发展嵌套于多层次的环境模型中。处于最内层的是技术—子系统，主要包括电脑、互联网、手机、录像机、电子书、电视、软件、电话、随身听等电子媒体。电子媒体的使用对儿童的影响是通过技术—子系统来调节的。第二层是微系统，指的是与儿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环境，主要有家庭、学校和同伴。家长对于儿童使用电子媒体的陪伴、同伴对电子媒体使用的分享、学校老师引导的电子媒体的使用都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第三层是中系统，指的是微系统之间的联系，当家庭与学校微系统对于使用电子媒体态度一致时，儿童才能更好发展。第四层是外系统，指的是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中是否使用电脑会间接影响到儿童家庭是否安装电脑。第四层是宏系统，指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例如，宏系统决定了人们更愿意把电脑看作学习工具还是产生社会偏差的工具。最外层的是时间系统，它关注的正是人生的每一个过渡点，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发展，如网络应用能力变化与人生中过渡点（如入学）是有关的。

图2-5 生态技术—子系统

生态技术—子系统强调了技术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并未详细解释技术是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约翰孙提出生态技术—微系统用以详细解释网络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如图2-6所示，生态技术—微系统是由两个相互分离的环境维度构成的，这两个维度分别是网络的功能与网络的使用环境。网络的使用功能包括交际功能、信息功能、娱乐功能、技术功能等。网络的使用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儿童并不是被动接受网络的影响，儿童的认知、情绪、社会、身体发展都与网络的使用功能和使用环境产生交互影响。

图2-6 生态技术—微系统

五、网上偏差行为的线索滤掉理论

关于网上偏差行为有几类理论解释，其中的一类理论从互联网媒介层面入手，认为网上偏差行为的出现是因为网络自身的特征所致。在这类理论当中，线索滤掉理论（cues-filtered-out）最有代表性。线索滤掉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在场、社会线索减少和去个体化。

有研究者曾提出社会在场理论，认为不同交流媒介会传达不同水平的社会在场，而社会在场决定了交流者是否能够得到交流对象的视觉、听觉甚至是触觉的信息（Short et al.，1976）。他们指出，在以电信技术为媒介的交流过程中，由于交流双方看不到对方而导致了很多视觉线索的缺失，如交流双方的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等反应都无法知晓。这些视觉线索让沟通者能够了解彼此的态度，如果缺失了这些视觉线索，就不能获得社会人际信息，会导致沟通的双方产生更多的争论（Joinson，2003）。

社会线索减少理论认为，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有限的网络交流中，有限的网络带宽导致了交流过程中社会线索（包括环境线索与个人线索）的减少。而社会线索的减少又进一步减少社会规范与限制对个人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反规范与摆脱控制的行为（Kiesler et al.，1984）。

去个体化指的是个人在群体中没有个体化的时候，该群体成员很有可能会减少内部约束（Posymes & Spears，1998）。去个体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匿名、感觉超负荷等情境都可以导致去个体化，并使人表现出去抑制、敌对的行为（Zimbardo，1969）。去个体化是由匿名、缺少自我关注和他人聚焦以及较低的自我控制引起的（Spears & Lea，1992）。

根据线索滤掉理论，由于网络超空间的特征，网上交际首先是以身体缺场为前提的，因而导致网络人际互动缺少了很多线索，这使得个体在互动情境中对判断互动目标、语气和内容能力的降低。而且，由于网络匿名性和不完善的规范，导致网络空间中个体对自我和他人感知的变化，从而使得受约束行为的阈限降低，就会出现更多的去个性化行为和去抑制性行为，也就是网上偏差行为。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观点从网络自身的特点出发，认为网上偏差行为是由于网络的特点造成的，然而它夸大了媒介的作用，忽视了个体在网上偏差行为过程中的主体性。

六、网络成瘾的ACE模型

研究者（Young et al.，2000；Young，2001）提出ACE模型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网络中的性成瘾行为。ACE 模型中包含了三个变量A、C、E，分别指的是匿名性（anonymity）、便利性（convenience）和逃避性（escape）。她认为这是导致用户在网络性成瘾的原因。

首先，虚拟环境中交流的匿名性允许用户秘密地参与色情聊天，而不会被伴侣发现。匿名性为用户控制表达的内容、口吻以及在线经历的特点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匿名性的交流使得用户在跟他人交流时更加开放和真诚，使得用户可以与他人分享一些私密的感受。其次，在线交流的便利性使得用户可以更加容易地约会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一旦用户在私下约会了网友并发生了激情关系，就会对之前或稳固或岌岌可危的婚姻爱情关系产生极大的威胁。最后，这种网络中的私密性交流可以给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孤独的用户提供一种逃避的机会。一个空虚婚姻中的孤独女性可以躲进网络聊天室里，通过与多个网友谈论私密的事情以得到满足。

国内的研究者将ACE模型引入网络成瘾的解释（陈侠，黄希庭，白纲，2003），认为这三个特点同样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的主要原因。匿名性是指人们在网络里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用户在网络里便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用担心谁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研究者指出，互联网的匿名性跟网络欺骗、偏差甚至犯罪行为相关，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环境让那些害羞和内向的个体在其中交流时感到相对安全。便利性是指网络使用户足不出户，点击鼠标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如网上聊天、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网上交友的服务都很便利。逃避性是指当碰到倒霉的一天，用户可能通过上网找到安慰。情感需要使网络用户发展出适应性的在线人格，这为用户提供了从消极情感（如压力、抑郁和焦虑等）、困难情境和个人困苦（如职业枯竭、失业、学业麻烦和婚姻失败等）中暂时逃避的机会。这种即时性的心理逃避跟虚幻的在线环境联系在一起成为强迫性上网行为的主要强化力量（Young，Pistner，Mara，& Buchanan，1999；Young & Klausing，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