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衙门中的“绍兴师爷”

幕友俗称“师爷”，由于清代绍兴一带的人做幕友的比较多，因而被人们统称为“绍兴师爷”。幕友作为衙门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同封建的选官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清代的情况来看，州县官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出身，通过考试，取得官职；二是通过纳捐、军功等途径取得官职。从前一种情况看，由于科举的主要形式是考“制艺”（即八股文），内容是四书五经；后一种情况则干脆是“问刑名，不谙（熟悉）律例，问钱粮，不识度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于管理地方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如刑法、会计以及基本的文书知识等甚少了解，有的甚至是一窍不通。这就给他们处理日常政务带来极大的困难，不仅会常常闹出种种“笑话”，而且会出现严重的工作差错，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清代名儒章学诚的《章实斋文钞》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却仅仅因为不懂衙门文书格式而遭罢免的“循吏”，他的名字叫李梦登。

李梦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出任湖州孝丰县知县。上任前去拜谒巡抚时，巡抚对他说：“你为人正直朴实，这固然很好，但不懂衙门事务，所以应当赶紧去找一个精通律例、能办理衙门公文的幕友来帮你。”谁知李梦登竟书呆子气十足地回答说，自己一年的俸禄不过20两银子，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请幕友呢。巡抚见他这么说，也只好一笑置之。李梦登上任后，勤勤恳恳，深得百姓的敬重和爱戴。然而，就因为他不懂衙门的文书格式，又不愿请幕友帮忙，结果仅仅做了3个月的知县，就因上报的案件审判意见不符合格式而被罢官。可怜他直到被罢官之后，也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被罢官，还在四处托人打听自己究竟错在何处。

因此，州县官为了能够处理好衙门中的公务，不得不借助在这方面有专门知识和才干的幕友的帮助。衙门中的公务，事实上也是由这些幕友处理的，正所谓“无幕不成衙”！

在州县衙门供职的幕友类型很多，如协助办理案件的“刑名”，协助管理赋税的“钱谷”，协助办理赋税征收事务的“征比”，以及负责登记“挂号”，负责书信往来的“书启”或“书禀”，负责管理簿记的“账房”等。而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前者负责协助案件的审理，后者掌管财政收支等事项，成为州县官不可缺少的左右手。

幕友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州县衙门的长官管理衙门事务，处理各种文书案牍。此外，还负有帮助州县官监督书吏的任务。汪辉祖在《佐治药言》“检点书吏”中说：

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募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盖官统群吏，而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吏无禄入，其有相循陋习，资以为生者，原不必过为搜剔，若舞弊累人之事，断不可不杜其源。总之，幕之与吏，择术悬殊。吏乐百姓之扰，而后得藉以为利；幕乐百姓之和，而后能安于无事。无端而吏献一策，事若有益于民，其说往往甚正，不为彻底熟筹，轻听率行，百姓必受累无已。故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当然，幕友最为重要的工作，还是帮助州县官处理案件。州县衙门的案件审理是由州县官负责的，从案件的调查、审讯直到作出判决或是判决意见，都是由州县官一人主持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州县官事实上对基本的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因此衙门中有关刑事及民事案件的审理，都是由幕友经办。一般来说，斗殴、凶杀、奸情、继承、婚姻等案件，归刑名师爷经办；争房产、钱债文易等案件，归钱粮师爷经办。但幕友并不是官，所以他不能直接参与审判，更不能代替州县官进行审判活动。幕友通常只能在屏风后旁听，了解案件的审讯情况。然而，州县官坐堂问案往往只是一种形式，对案件审理起主要作用的常常是屏风后听审的幕友。

清嘉庆年间，广西灌阳县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灌阳多山，县民以垦山为生。一个名叫王乙的人，单身一人从外地来此，依山筑庐而居。王乙有个名叫王大的族子，一年中也来此地两三次，每次来总是在王乙家中住上几天。时间一长，左邻右舍也认识他了。一天，王乙的邻居们发现王乙好几天没出屋子，便一起去看他，谁知推门进去，只见王乙的尸体赫然躺在床上，但头却不知到哪里去了。邻居们一见，不知如何是好，商量半天，决定大家凑钱安葬算了，不要去报官。不久，王大又来看望叔叔，邻居们便告诉他王乙因病离去了，并将安葬的地点也指给他看了，王大大哭一场后便离去了。几天后，王大又来了，并请邻居们吃饭，席间，他感谢邻居们做好事安葬了他的叔叔，但又表示想把叔叔的遗骸带回故乡。邻居们一听。便想阻止他，但王大坚持要迁葬。棺材一打开，只见里面躺着的是一具无首的尸体。邻居不得已，只得把实情告诉他。王大便要报官，邻居们非常害伯，想用钱来收买他，请他不要报官，但王大要价太高，邻居们拿不出这么多钱，结果事情闹大，被官府知道了。知县便下令将邻居们统统逮捕，严加拷问，那些熬不住酷刑的人，只好自己诬认杀了王乙，但又说不出死者的头到哪里去，于是这便成了一桩悬案。

不久，原知县离任，新知县杜某上任，他聘请一个名叫刘世澜的人为幕友。刘世澜是一个法律专家。他阅读了此案的案卷后，便对杜知县说：此案有疑，从王大这个人来看，并不像是有能力将王乙遗骸带回乡安葬的人，但他坚持要开棺，说明他已经知道尸体无首，谁又能说不是王大杀的呢？再说，死人没有头，又怎能肯定他是王乙呢？于是，杜知县召集邻居们讯问了有关情况，再把讯问的结果告诉刘世澜。刘世澜与杜知县商量后，教了他一套办法。

第二天，杜知县升堂重审此案。他先抬出了各种刑具，然后大声对王大说：“是你杀死了自己的叔叔，你要从实招来，否则就要动刑。”王大大惊，连连叩头，说叔叔并没有死。杜知县一听愕然，马上又追问人在何处，王大只得承认是在自己家里。于是，杜知县一面命将邻居们全部释放，一面派差役去王大家将王乙捉拿归案。差役们到王大家，出来开门的果然是王乙。王乙到案后，只得如实招供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那天有一个过客来王乙家避雨借宿，正巧王大也在，他见此人包裹中带有金银，便起了歹意，与王乙一起将他杀死，然后割下他的头藏了起来，并给他穿上了王乙的衣服。后来王大听说邻居们误认为死者是王乙而将其悄悄安葬了，他又想借此再“敲”邻居们一笔钱，没有想到反而败露了罪行。

案情真相大白，人们都称赞杜知县断案神明。但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刘世澜的计谋。他从案件的疑点中，推断出王乙必定未死，所以给杜知县设计了一套审讯方案。因此，此案事实上的审判官是这位在幕后出谋划策的幕友刘世澜。

不仅对案件的审理主要取决于幕友的意见，而且衙门中整个审判活动的程序，一般也是由幕友一手经办的。这些程序主要有：

第一，代批呈词（诉状）。老百姓打官司，首先必须递交诉状，而这些诉状总是先经幕友批阅后再交州县官审阅，所以诉状是否受理，实际上是由幕友决定。

第二，签差传唤拘提。呈词（诉状）批准之后，接下去便是要传唤当事人、证人，拘提被告人，这一工作通常也是由幕友决定。

第三，确定审讯日期。命差役传集当事人及证人，决定审讯日期，也是幕友的职责。幕友一般根据州县官的情况，确定审讯的日期和期限，但必须有宽裕的时间让州县官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不过日期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临时更改。对此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就指出：

听讼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专主，而权事理之缓急，计道里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示审之期，最须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宽然有余，则不至畏难自沮。既示有审期，两造已集，断不宜临时更改执。万一届期，别有他事，他事一了，即完此事，所以逾期之故，亦可晓然使人共知。若无故更改，则两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费用，荡财旷事，民怨必腾。与其准而不审，无若郑重于准理之时；与其示而改期，无若郑重于示期之始。

第四，参与审讯。审讯案件虽然是州县官的事，幕友不能亲自出面，但通过在屏后旁听，协助主人审讯，指点审讯要点，引导审讯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五，代拟判决文书。这是幕友最主要的一项职责，也是幕友操纵审判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凡处以笞、杖刑的轻罪案件，州县衙门的长官可以当堂做出判决；而徒刑以上案件，州县衙门只能拟定判决意见。但不论当堂判决还是拟定判决，都由幕友代笔，尤其是拟定判决意见，对上级衙门的复审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事实上对罪犯的判决很大程度取决于幕友。

乾隆三十年（1765年），浙江乍浦同知及参将捉获渔匪，为了邀功，竟然株连六七十人，此案交由平湖知县刘国煊审理。当时名幕汪辉祖正在县衙当幕友，经过审讯，查明仅林好一人有抢劫行为，其余16人有偷鱼窃网的行为，而另外数十人完全是被冤枉的。但参将为了邀功请赏，在总督面前夸大其辞，结果总督一面斥责刘国煊办事不力，一面以捕获江洋大盗上奏朝廷。朝廷令江浙两省的巡抚会审此案，两巡抚又令杭州知府邹应元亲自审理，汪辉祖向邹应元剖析事理，证明原审并无错误。而邹应元衙中的幕友见此案关系复杂，都托故不参与审理。于是邹应元又只得请汪辉祖代拟判决意见。汪辉祖不顾总督、巡抚的偏见，仍坚持原来意见，将抢劫犯拟绞刑，16名犯有窃盗的犯人分别判处流、徒、杖、笞刑，其余无辜被冤枉的人一概释放。案件报上刑部后，刑部同意按照汪辉祖所拟定的判决意见执行，数十人的生命总算得以保全，而汪辉祖虽然是以幕友的身份参与此案审理，但他拟定的判决意见对此案的审理结果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当然，由于具体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幕友办案时，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那就是所谓的“四救四不救”，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

救生不救死，这是因为死者已死，即使替他们昭雪，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死而复生；而生者（凶手）尚生，如果判处他们死刑，替死者抵命，那等于又要多死一人。所以他们宁可委曲求全，也要尽量保住生者（凶手）的生命。至于被害的死者含冤与否，那就不计较了。

救官不救民，是因为当事人不服原判而上控的案件，如果予以改正，那么原审的官员会因办错案而受到严厉处罚，他的前途也可能因此而毁了。为一个案件而毁了一个官员的前途，这样做不值得。相反，如果对上控案件维持原判，那么上控的当事人最多不过是以诬告反坐，判处流刑而已。至于原审官员是否真的枉断，那也就不去管他了。

救大不救小，是因为在官员办错案件集体承担罪责时，如果把过错推给上级官员，那么官位越高的，受到的处罚可能也越重，而且牵连受罚的范围也越广；相反，如果把责任推给下属，那么上级官员受到的责罚就可以减轻。至于下属是否应当承担这种罪责，也就不去管他了。

救旧不救新，是因为旧官已经卸任，如果把办错案件的责任加在他身上的话，使他不能尽快交卸职权，这样做得不偿失；而新官刚来，如果把责任加在他身上，一则他可以刚上任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敷衍一下，二则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办理。至于新官能否承担责任，那也不去管他了。

幕友的这种“四救四不救”逻辑，实际上是曲纵罪犯、袒护上司、推卸责任，而不是真正查明案情真相。在当时，幕友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四救先生”。

在幕友的这套“四救四不救”逻辑中，最主要的就是“救生不救死”。清代的名幕友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一书中说过，“求生”两字，是自古以来法官办案的要诀。虽然国家刑法对罪犯是否应当被处以死刑有着一定的标准，并不是幕友可以随意高下其手，但如果案情是介乎可轻可重之间，那么幕友笔下的只言片语，对罪犯来说就是出生入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设身处地，为罪犯求生着想，只要幕友心“诚”，总会寻找出一线生机的。

幕友的这种“救生不救死”，替罪犯“求生”的逻辑，从积极方面来说，能够谨慎办案，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尽量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汪辉祖一生做了数十年的幕友，在他手里经办的案件，真正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仅6人。尤其是有些大案，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询问，发现其中疑点，终于使无辜受冤屈的人得以平反昭雪。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按照“救生不救死”的逻辑，一味地替罪犯开脱，则会放纵罪犯，而使被害者的沉冤得不到昭雪，这对死者是不公平的。这不是公正执法，而是袒护罪犯。清代的张集馨就认为，这种“救生不救死”的说法完全是“劣幕”们的邪说，最足以造孽，它使得凶徒漏网，死者含冤，而罪犯则更加肆无忌惮。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姓余的人，做了40多年的幕友，他自认为是存心忠厚，从来不敢妄杀一人。然而，当他病危时，却梦见许多浑身是血的厉鬼站在床前，对他说：你知道残酷刻薄会招来怨恨，却不知忠厚也能招来怨恨，我们这些人无辜被罪犯杀害，含恨九泉，只希望你能替我们申冤，制裁罪犯，谁知你却刀笔舞文，替罪犯开脱罪责，使得凶残的罪犯漏网，白骨沉冤，可你还自诩为积阴德，我们这些无辜被杀害的人，不恨你恨谁！这位姓余的幕友醒来后，将所做的梦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并连连打自己的耳光，说：“我错了，我错了。”这则故事正说明了这种“救生不救死”的实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幕友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职业，其从业人员与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讼师是非常相近的。有不少幕友是从讼师转行的，也有幕友转行做讼师的。更有不屑于做幕友而做讼师的。如清末的著名讼师曹棣华，他少年时喜欢法律，并颇有见解，被一个老刑幕赏识，愿意收他为徒，并且免收学费，他父亲很高兴，但曹棣华却说：“人贵自立，彼学幕者，充其量不过得一幕缺，劳薪之优者，岁不过数百金，或至千金者，则已为绝无仅有之事。依人作嫁，老大徒伤，岂有志之士所当出此？”最终成为一代名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