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移民与锡哷图库伦商业

锡哷图库伦设旗之前，该地属于蒙古察哈尔万户兀鲁特（Uruγut）部的游牧地，但随之而来的后金与察哈尔之间的战争以及部落民的迁徙等原因，锡哷图库伦地区一度成为人烟稀少的政治真空地带。17世纪30年代初，在漠南蒙古土默特、巴林、喀喇沁和今辽宁省法库县一带传教的阿兴喇嘛，呈请皇太极将今日库伦旗东部一隅划为自己的宗教领地，前来居住，从此该地有了“曼珠希礼库伦”的称号。随着阿兴喇嘛驻锡，库伦地区便开始建造起寺院，并且有计划地从漠南蒙古诸部选派喇嘛生徒移住锡哷图库伦，成为阿兴喇嘛的沙毕（徒弟）。到囊素喇嘛在任时，清廷又从漠南蒙古诸旗抽调蒙古牧户移住锡哷图库伦，作为喇嘛的沙比纳尔（属民），主要在今库伦旗哈尔稿（Qara goo）、白音花（Bayin quwa）一带从事农牧业生产，供寺院之需。^[15]而这批蒙古人又成为喇嘛旗设立之前首批迁住该地的蒙古居民。喇嘛旗设立之后，康熙十六年（1677），又将原游牧于义州的原布尔尼所属一百户察哈尔人迁住锡哷图库伦，作为寺院属民，居今库伦旗察哈尔（Čaqar）、卜金黑（Büüngqei）、达汗（Daqan）、保力巴逊（Bolbasun）、乌兰岗（Ulaγanγang）、喇嘛稿（Lama-yin goo）、公绍（Gongšiy-a）一带，^[16]成为今库伦旗察哈尔蒙古人的主要来源。

顺治三年（1646），西布扎衮如克喇嘛接任囊素喇嘛之职而开始执掌库伦地区政教事务，成为朝廷赐封的锡哷图库伦首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后，西布扎衮如克又连续督建兴源寺、吉祥天女神庙等格鲁派寺院。出于兴建寺院的需要，从冀、鲁等省招来大批汉族工匠，承担兴建寺院和铸造佛像的任务，工程结束，其中一些匠人就留居该地，以经商为生，居于今库伦旗皂户沁一带，成为锡哷图库伦最早的关内移民。可知，锡哷图库伦早期居民是由清廷为供养锡哷图库伦喇嘛而命住该地的属民组成的，与后期因锡哷图库伦商业活动的兴盛而经常往来于该地的关内汉、回商人以及移民的迁入有很大不同，后期居民则主要是由清廷逐渐对蒙古“封禁”政策的相应调整下迁入的。

入清以来，清政府为更有效地治理在其统治下的蒙古地区，制定了一系列治理蒙古地区的所谓“封禁”政策，其中一项就是限制蒙古地区与内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清政府规定：“口内居住旗（人）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17]以律令的形式严禁关内人民等自由往来于两地之间。再如“清朝的政策是保持蒙古人作为后备的军事力量。鉴于汉商渗入蒙古有损于这一目的，清廷曾想方设法限制汉商活动，尤其是在外蒙，但并无成效……”^[18]因为，蒙古人的牲畜及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为使牲畜及畜产品尽快交易出去，他们必须与进入蒙地的内地商人交易，以换取蒙古人所需的粮谷、布匹、茶叶等日用品，而这些日用品在蒙地又是极其缺乏的物资。随着蒙地大小寺院的相继建成及法会活动的日益兴隆，四方香客也越来越多，从而为关内商人进入蒙地经商提供了方便。最早在康熙末年，锡哷图库伦被“开放为牛马市”^[19]，并有少量汉商来此经商，为此还专门在寺院附近划出二顷地范围，租给关内汉商，专事商业之用。^[20]尽管对清初以来进入锡哷图库伦境内的关内商民数字无法做出统计，但根据一份道光元年（1821）仲夏初九日由理藩院下发至三座塔厅和锡哷图库伦噶布楚喇嘛罗布藏藏杰（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等的公文获悉，至道光年间，进入锡哷图库伦境内的关内商民情况还是可以窥见的。该呈文载（由蒙古文翻译）：

……我大庙之西开铺经商之民人（Irγen，关内移民）家眷愈发增多。是时，经呈报直隶总督转交朝阳县将其驱离，却至今未果。而（民人）擅自占据（寺院土地），在庙西设院起屋，不付地租，又人死埋于我处……如今，愈发增多，不迁往故地填埋，且宰牛羊售卖其肉（为生）……（商民）不交原定（寺院）地租……若不严查此事，秩序将大乱。恳请院部（理藩院）制定条例，纯净我佛门净地，以儆效尤。为此呈事。依照呈文，该案交由驻三座塔（Gurban suburγan，应为朝阳县衙）^[21]之县衙承办，并转告锡哷图库伦噶布楚喇嘛罗布藏藏杰等诸人。为此批转呈文。^[22]

可知，道光年间，进入锡哷图库伦境内经商的关内商民已形成一定规模，以致后来札萨克达喇嘛也无法有效行使其政教权力，约束他们，成为锡哷图库伦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在同一时期，黄河流域洪灾频繁，冀、鲁一带回民因天灾，遭受饥馑，与汉民一同进入东北及蒙地，垦荒求生。清廷也为解决难民问题，在蒙地实行“借地养民”政策，以安置灾民，成为清末山东、河北籍汉、回移民“闯关东”路上分出来后进入东部蒙古地区的部分灾民。^[23]至光绪年间，伴随蒙地“开禁”，与关内汉民一同进入锡哷图库伦的回民已不下百余户，并建有清真寺^[24]，到民国元年（1912），锡哷图库伦回民已达到二三百户，主要从事商业，而对于擅长经商的回族来说，锡哷图库伦不愧为经商的好去处。至1931年东北沦陷前夕，库伦旗回族人数已达2000多口，主要居住于今库伦旗政府所在地库伦镇。

随着锡哷图库伦商业的繁荣，其商民也由少而多，规模也逐渐扩大，至民国八年（1919），锡哷图库伦大小商铺已达三百家，^[25]商民中不仅有往来穿梭于蒙古地区的大小行商，也有通过租赁寺属房产后经营商铺的坐商，甚至寺院也开办商号，经营商业。由于锡哷图库伦较早成为蒙古地区宗教中心之一，“每年旧历正月、四月、六月十五日、及九月二十二日，为象教寺、福源寺两大喇嘛庙之会期。同时即为畜产及杂货之交易市集。市况极殷盛”^[26]。早在康熙年间，锡哷图库伦被辟为牛马市，成为东部蒙古地区主要的牲畜及畜产品集散地，为此在其境内又专门划出二顷地范围，专供商人经商客居之用。经营牲畜及畜产品的商号被称作牛马店或皮行，是专门经营蒙古人和关内商人集散到锡哷图库伦大小牲畜及畜产品的商号。历史上，该地有名的牛马店主要有复兴栈、裕生店、全盛店^[27]等，其货品主要销往沈阳、营口等市。

在清代，关内商人通常利用寺院、政府机构、交通要塞等人口相对集中，人员流动大等条件，设立商号，进行对蒙贸易，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地方人口逐渐增多，从而商贾荟萃、店铺林立，内部形成若干条人烟辐辏的街市。有清一代，锡哷图库伦以寺院为中心，形成了三条主要街道，虽然，最长的一条街道还不足二公里，然而就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却成为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东部和辽东、辽西地区主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库伦街”^[28]之名由此产生，而“库伦街”也代指曾经的喇嘛旗政教中心，即喇嘛王府所在地。当时，每条街道均商铺林立，热闹异常，至民国八年（1919），库伦街大小商铺已接近三百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喇嘛旗商业中心地带。

新中国成立前库伦街最大的商号为广升合，其主要经营百货，下设广合堂（药铺）、广瑞合两个支号，并拥有一处牧场，总职员共七八十人。此外末代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也经营多家商号，其中，公玉成为库伦街第二大商号，在海拉尔、沈阳、开鲁、奈曼均有支号。旗内回民也有多家商铺，较著名的有春发玉、广太永、正发永、德发永、广盛永等五大回民商号^[29]。库伦街各大商号自民国初年也成立了自己的商会，其会长及大小职官多以热河及山西籍商人担任。商会主要职责是主持库伦街商务事宜和内外协调工作，平时还负责街内及商务活动期间的安保工作，并承办每年一届的关帝庙会。

可以说，锡哷图库伦政教上层与旗内大小商号有着一定的互利合作关系。由于，寺院在库伦街拥有大量的寺产，故商号必须租赁寺属房产才能经营商铺。再者，商号可为寺院提供急需的日常生活物资，尤其对政教上层而言，他们为满足其奢侈生活，更需要这些商号提供的商品，故政教上层对商人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成为商人及商号的庇护者，甚至合作经营商号。1924年，末代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开办“公玉泉”烧锅，从山西招来50多名工人，由朱廷瑞等人管理生产，并在库伦街经营旗内第二大商号“公玉成”，又在海拉尔、开鲁等地开设了分号。于伪满康德年间（1934—1945），兑给张连升、王瑞卿二人经营，改称“瑞升号”。^[30]而这些均成为喇嘛上层与商号密切合作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