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释“俞”字的结构

西周金文习见“俞”及“俞”字旁,见《金文编》卷八“俞”字(606页)和卷十“愉”字条下(719页),但商代小臣俞犀尊铭文之D140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在“俞”字条下,附录中也未见。小臣俞犀尊见于《殷周金文集成》第5990号。小臣俞犀尊之“俞”应该是金文中所见最早的形体,但与《金文编》所收西周中晚期“俞”字形一脉相承,没有大的改变,只是西周中晚期增加了饰笔而已。

两周金文中的“俞”字,清末以来皆隶定为“艅”,释为“俞”。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师艅簋)说:“今案字乃从舟从D141D141即余之异文,余乃123-16之初字,玉笏也,字之较古者作D142,较晚者作D143,即123-16之正面形……D141则侧视形。”

“俞”字也见于甲骨文,据刘钊《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505页)“俞”字作D144D145D146D147D148D149等形。甲骨文也有“榆”字,见《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360—361页),作D150D151D152D153D154D155D156D157D158D159D160D161D162D163D164D165D166D167D168等形。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梌》有详细考释,也隶定为“梌”,释为“榆”。

周按,甲骨文D144,现在一般隶定为“艅”,释为“俞”。此形释为“俞”字,也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右边形体D169为何却很难解释。这个形体在甲骨文“榆”字中作D169,但多作D170D171等形,与商末小臣俞尊铭文D140字形体都接近。然而可以肯定,D141等形绝不是“余”字,甲骨文“余”字一般作D142,西周金文作D172D173D174D175D176D177等形,形体一脉相承,与“俞”字右部所从区别很大,二者绝不是同一个字。因此,郭沫若释西周金文“俞”字所从之D141为“123-16”之侧视形,以“余”字为“123-16”之正视形,以D141、余为一字,显然是不对的。当然,学者习惯将甲骨金文之“俞”隶定为“艅”,也是沿袭清末学者误认了金文中“俞”右部偏旁造成的。因为D141D142字上部相同,就隶定为“余”,现在看是错误的,不如直接释为“俞、榆”字,或隶定为“124-01124-02”字。

124-03从令的字凡两见,商末戍铃方彝作D181、西周穆王班簋作D182,前者因为是摹本,《金文编》未收,后者《金文编》收于“铃”字条下。校订《金文编》者也未对此条之D182做出任何评议。无疑学界认为D183形是“金”字之省,但实际上金文中的“金”字不可能省作D183形。此形应隶定作“124-04”,在流传至今的字中很难找到与它对应的字体。班簋铭文辞例为“赐124-04124-05”,“124-05”前一字皆释为“铃”,却并非从金的“铃”字。“124-04”所从与“俞”字所从相同可以肯定。

西周初年太保簋有D186,甲骨文也有D187字,有人认D188为“124-03”之省,D187也为“榆”字。商末124-06其卣有“榆”字作D190,与甲骨文D151字同形。D171省为D188形似不大可能。D151肯定为形声字,从木、D171声,古文字的形声字一般是不省的,D151如果省为D187D188就不可能读为D17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