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

《越绝书》是一部十分奇特的地方史著作，由于未署作者姓名，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成书时代和作者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自明代杨慎根据所谓隐语分析，认定是东汉袁康、吴平所作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据此法而定。此后，许多著作遂相沿袭。笔者在1983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也采用了这一观点。此后，笔者通过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该书性质、内容的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很值得怀疑，尤其是方志学界把它说成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更为不妥。因此，对《越绝书》究竟是地方史还是地方志，以及成书时代及作者，很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笔者出于这种考虑，特作此文，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越绝书》十分奇特，不仅表现在它不署作者姓名和成书时代，而且更表现在体例上的与众不同。它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虽然有些类似《国语》或《战国策》，但又不尽相同，因而使历来目录学家在分类上无所适从。从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和五代、宋初所修《两唐志》以来，人们多认为该书作者为子贡。不过前者称《越绝记》，以后则多称《越绝书》。直到宋代，陈振孙才对其成书时代和作者表示怀疑，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中说：“《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附益之耳。”余嘉锡对此说十分赞赏，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广征博引，将有清以来所有考证该书作者的观点一一加以辨证后说：“自来以《越绝》为子贡或子胥作者，固非其实，而如《提要》及徐氏说（引者注：指徐时栋在《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三云袁康作，吴平删定），以为纯出于袁康、吴平之手者，亦非也。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姓名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书录解题》卷五云：‘《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斯言得之矣。”这实际上是说，该书不是东汉人所作，著之者非一人也，成之者非一世也。汉人是在前人已作的基础上附益而成。究竟是谁所作呢？余氏同意《外传本事篇》所云，是吴越贤者所作，并指出“古之《越绝》，虽袁康、吴平辈，已不能确指其人，吾谓当以吴越贤者所作近是”。此言自然是相当有道理的。而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伍子胥”条中说：“审其文字，当即杂家之《伍子胥》书，而余为后汉袁康作也。《文选注》、《太平御览》并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当为《兵法篇》之佚文。”看法虽与余氏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提出原书并非袁康、吴平所作。这些考订，尤其是余氏所论，应当说是颇为精详，言之成理的。可惜至今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各类著作，仍都相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定之说。笔者以为陈振孙和余嘉锡所言比较准确。该书实际上正像《战国策》一样，是当年一些政治家游说吴越国君，由战国后期人追记汇编而成，直到东汉还有人“附益”，因而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

该书内容，杂记吴、越两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等人活动事迹，反映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史实。其材料来源，主要取之于民间长期流传的关于吴、越两国之事的传说，再参之于《国语》、《左传》和《史记》的有关记载编纂而成。有些问题的记述，还可以补充正史之缺漏（必须注意的是，由于该书写法与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相类似，故其虚构、夸张成分亦在不少，使用时应当审慎），其性质显然属于地方史，历来学者也一直将其视作一部史书。自《隋书·经籍志》将它与《战国策》等书列入杂史，此后公私书目便都相继列入杂史。如上引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亦即列于杂史之首，位《战国策》之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入载记。当然，也有些目录学书将它列入古史。总之，一直都视之为史书。直至明万历年间所修《绍兴府志》卷五八云：“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之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明确提出《地传》两篇是“地志之祖”。而到清代毕沅和洪亮吉便分别在乾隆《醴泉县志序》和《澄城县志序》中直接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于是后来许多方志学家遂相沿其说。尤其是朱士嘉先生在《宋元方志传记序》中说：“《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而洪焕椿先生又在《浙江方志考》中将该书列为浙江方志之首部。因而，当前方志学界对此说更是深信不疑，似乎已成定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应当看到，万历《绍兴府志》所云只是该书两篇。研究一部书的类别，不能以一两篇来定全书之性质。正像《汉书》中有《地理志》，不能说《汉书》就是地理书；有《艺文志》，也不能说就是目录学书；即便该书共有十个志，同样也不能说是政书体，道理是一样的。一部书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决定全书的性质。至于还有人说该书是方志定型之作，更属无稽之谈。因为方志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直到宋代，方志才趋于定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拙著《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版）中已作了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越绝书》加以研究，则无论从其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诸方面来看，它都与方志无共同之处。只能说它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

首先，从著书宗旨来看，该书作者明确表示是拟《春秋》而作。首篇《外传本事》曰：“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意义，览史记而述其事也。”又说：“《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与此之时，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而在卷末《篇叙外传记》又说：“圣人没而微言绝”，“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如此不厌其烦地声称《越绝书》是继孔子《春秋》而作，因为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故决意“览史记而述其事”，因此，清人俞樾在解释“越绝”之时才说，即《春秋》绝笔于获麟之绝，其意在记吴越之事以续补《春秋》，而重点更在于越，故曰“越绝”。应当指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史家作史，一般都不敢自比孔子作《春秋》，更不敢说续作。司马光等编修《通鉴》，所以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即缘于此。刘恕曾当面请教：“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关于这点，清代史家王鸣盛还曾作过评论，说：“司马光《资治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以为周不能守名器，故托始于此，盖借此以立议论，示鉴戒，为名教防闲，其实公本意则不敢上续《春秋》，但续《左传》，而始于此。”可是《越绝书》的作者却毫无顾忌地声称他是在续补《春秋》，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春秋》原是一部史书，被推崇为经，乃是从汉代开始，这一思想倒可以为研究《越绝书》的成书时代提供重要线索。因此，《越绝书》绝不是汉以后社会的产物，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只不过后人作了一些“附益”，当然它的真正作者也不是袁康与吴平。即使是作些“附益”，也还是隐姓埋名，这与当时其他著作相比显然不同。

《春秋》既是史书，续补者自然也是史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那么既是写越国之事的史书，为什么要称《越绝书》呢？《外传本事》曾对此作了说明：“越者，国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齐、鲁，皆以国为氏姓，是以明之。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并且又自问自答说：“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勾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背叛，于是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作此者贵其内能自约，外能绝人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其实这样来解释书名，仍旧含糊不清，还是俞樾所说，能使人得其要领。特别是联系到作书之旨，再看俞樾之说，更觉其言之有理。总之，从著书宗旨来看，《越绝书》与方志全然不同，没有一部方志公开声明要续补《春秋》，因此笔者认为它是一部欲申明《春秋》大义的史书，而不是方志。

其次，从著作体例来看，《越绝书》也不像方志。该书既有经传之称，又有内外之分，这是任何一部方志也不曾有过的一种体例。《外传本事》对此解释曰：“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复载，或非其事，引类以讬意。”其实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明问题，“论其事”与“道其意”有何区别？从现存文字来看，并无两样。如《计倪内经》与《外传计倪》两篇，同是记勾践与计倪论政，只是所谈内容不同，并无形式区别。或许原来亦在仿《春秋》经传的形式吧。据《崇文总目》载，该书原有25篇，“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今文题阙舛，才二十篇”。可见在宋代已经缺佚，今传者尚有19篇，首尾两篇实属叙、跋之性质，真正记事者仅中间17篇。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列篇目如下：（1）《外传本事》，（2）《荆平王内传》， （3）《外传记吴地传》， （4）《吴内传》，（5）《计倪内经》， （6）《请籴内传》， （7）《外传纪策考》， （8）《外传记范伯》、《内传陈成恒》， （9）《外传记地传》， （10）《外传计倪》， （11）《外传记吴王占梦》， （12）《外传记宝剑》， （13）《内经九术》、《外传记军气》， （14）《外传枕中》， （15）《外传春申君》， （16）《德序外传记》， （17）《篇叙外传记》。

该书现传的版本分卷颇不一致，有分14卷，有分15卷，也有分16卷，而内容均为上述19篇。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任何一部方志的体例都与它无相似之处。

再者，从编纂形式来看，《越绝书》也不是方志。除《外传记吴地传》与《外传记地传》两篇外，基本上都是采用问答形式，首尾两篇为自问自答，其余皆为勾践与计倪、大夫种等人论政，与《战国策》相类似，而每篇又多有特定的目的和要求，双方论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展开。关于这点，《德序外传记》篇末曾有自述：“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荆平》，能知信勇之变；观乎吴、越，能知阴谋之虑；观乎《计倪》，能知阴阳消息之度；观乎《请籴》，能知囗人之使敌邦贤不肖；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观乎《兵法》，能知却敌之路；观乎《陈恒》，能知古今相取之术；观乎《德序》，能知忠直所死，狂通拙。”在这17篇中，每篇自具首尾，单独记事，不相连属。这种形式，更多地与《战国策》相似，而与早期地记“编记杂说”、“人贤物圣”的特点并无相同之处。

还有，从记载内容来看，《越绝书》也不是方志。全书除《记吴地》与《记越地传》两篇主要记载吴越山川、地理、城邑外，其他都是谈论治国、用兵之道。所以张宗祥在为该书校注本所写的序中说：“越自勾践归国，行计倪、范蠡之术，覆吴报仇，霸于中国。其道在富民贵谷，古所谓‘民为邦本，民食为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越尽行之，此其精神，详于《计倪内经》、《外传枕中》两篇之中，最此书之要旨也。”这一段话，将该书的中心思想做了简要的概括。虽然钱培名将它称为“复仇之书”，其实也离不开上述内容和思想。既是复仇，必然要讲两国交兵。而要取得复仇成功，就得首先富国强兵，方能达到目的，进而称霸中原。因此，中间既要谈治国富民，又要讲兵法权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文纵横蔓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中如《计倪内经》、《军气》之类，多杂术数家言，皆汉人专门之学，非后来所能依托也。”

综上所述，从多方面考察，《越绝书》只能是一部地方史，而绝不是地方志。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未将此书收入，看来绝非出于偶然。所以谭其骧先生1981年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提出批评，指出：“《隋书·经籍志》列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于霸史，这几种汉晋著作显然都是地方史。近代有人把它们目为地方志是不对的。”谭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家，而方志与历史地理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的，故他的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