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已经有4000多年了。4000多年来，我们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单以史籍而言，已是浩如烟海，不仅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而且记载之连续、体裁之多样，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单是一部二十五史，就已经足以称奇于世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记录，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做贡献的见证。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不仅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特点，而且留下了优良的写史传统。

传统史学的特点

一、史书编修的连续性

中国史书的编著从《春秋》、《左传》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兴盛不衰的“显学”地位，得到历朝统治者的重视和关爱。许多帝王都亲自过问修史问题，足见史学与发展文化、巩固统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纪传体《史记》诞生以后，班固《汉书》整齐划一，断代为书，历朝相仍而不改。郑樵在评论司马迁所创立的这种史体时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赵翼也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虽然说不上是史家之“极则”，但它确实直接影响了2000年来“正史”的编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史家编写史书，确实都采用了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史体，并且因为它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被确立为“正史”。直到《清史稿》，正史就有“廿四史”、“廿五史”、“廿六史”之多。所以会如此连续不断，其实除了封建王朝统治者重视外，全国上下之士大夫无不重视史学。因为从史书中可以得到丰富的文化知识，更可以得到处世做人的道理。而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愿，更成为士大夫们精神之寄托。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流传着“国可亡，史不可灭”的观念，你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但必须保留这个国家的历史，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成为不成文法。元代学者许有壬在《题牟成甫作邓平仲传》就曾这样说：“国家得宋而天下始一，三百年道学之明、家法之正、人材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无与伦匹，其国可亡，其史不可亡。宋之史，我之责也。”又元翰林王鹗，曾为金官吏，被俘后，在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也说：“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可见修史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士人心目中是处于如此高的地位。所以也就形成了国亡史作的一个传统。元灭宋以后，修了《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这个道理。特别是清修《明史》时，黄宗羲本人虽然不愿意做清朝的官吏，但为了能够如实反映一代贤奸治乱之迹，他毅然同意其得意门生万斯同以布衣参与其事，并作诗以送其行，“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充分反映出封建时代士大夫们对修国史所产生的情怀。当然，连续性并不限于纪传体正史而已，其他体裁亦复如此。编年体自《左传》以后，先后产生了《汉纪》、《后汉纪》、《蜀本纪》、《晋纪》等书，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了自三家分晋至五代十国1362年的历史。南宋李焘写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元明清时期，续补《通鉴》的著作那就更多了。至于政书体，自《通典》以后，则先后产生了“三通”、“九通”、“十通”；纪事本末自《通鉴纪事本末》产生以后，亦产生了十多种，贯穿古今而自成了一个系统。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编修的连续性。

二、内容的广泛性与丰富性

中国传统史学的许多史书，内容都非常丰富，所记之事非常广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真可谓样样齐全，而不像西方史书那样单一化。就以人物而言，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探险家，并有不同类型的妇女，还有下层劳动人民、少数民族，乃至外国的相关情况也有记载，真称得上应有尽有。即使是编年体史书，内容也同样相当丰富。这仅是就一部史书而言。若是从记载内容各不相同的各类史书来看，就更足以反映出其内容之丰富多彩。我们先看《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就分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13类。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早期史学发展的情况，也是对封建社会前期史学发展的一次总结。成书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对封建社会晚期的史学发展又做了一次大的总结，并将史籍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大类。而在地理类之下，又区分有总志（指全国地理总结）、都会郡县（指府州郡县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辑、杂记、游记、外纪九类；政书类下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类：目录类下也有经籍、金石两类。如此众多的分类，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史籍种类的繁多，内容的丰富，自然也就无需多作说明了。

三、体裁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史书体裁的多样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其中许多体裁都是适应不同内容的需求而产生的，并且有些也是其他体裁所无法替代的。中国史书最早产生的比较规范的当然是《春秋》、《左传》，按时间先后顺序记事，这就是编年体史书，后来慢慢便形成了编年体系统。到了西汉，司马迁采用纪传体形式编写的《史记》产生以后，班固将这种体裁加以整齐划一，编写了首尾完整的西汉一代历史——《汉书》，首创了断代为史的先例，这就为以后每个朝代编修一部史书树立了典范，最后就形成了纪传体史书系列。《史记》有八书，《汉书》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和发展，变成十志，当然记事内容比八书也更为丰富。以后各代所修的正史之志，大都是依据《汉书》十志而加以损益而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志体。这种书志体又多为记载典章制度的历史，这又为典章制度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于《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著述有过重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纪传体史书虽然大多有志，但每部书不仅篇目不同，记载也各自为政，况且所记又多限于某一朝代，很难从中看出历代王朝典章制度因仍沿革情况。所以到了唐代，杜佑利用自身的各种有利条件，编写出《通典》一书，创立了典章制度史的专书著作。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若与纪传体的书志作一对照，这些门目，许多书志中都是早已有的，可见这种典制体（后称“政书体”）就是脱胎于纪传体的书志体，当然，它源于书志，而高于书志。南宋时郑樵编写了《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志》问世，典制体又成了系列。郑樵的《通志》，名义上还是一部通史，而实际上它的真正价值应当是在二十略，这是全书的精华之所在。后人将它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着眼点自然也就在这里。还有一种内容与此相近而专记一个朝代典章制度的“会要”，自唐产生以后，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等，最后也形成了一系列“会要”著作。所记内容往往是其他史书所不记载，如我在《五代会要》中得到一条长兴三年（932）下令各地按时编送图经的材料，对于研究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完成后，实际又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南宋朱熹著《通鉴纲目》，则又产生了纲目体系列。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又创立了封建社会最后一种史书体裁——学案体，这是专为反映学术流派的发展而创立的一种史书体裁，它与一般学术史全然不同。它与纪传体一样，有一定组成形式，一般以一个学派立一个学案，先有小序一篇，简介这个学派的特点、成员及渊源关系，其次是案主小传，传后乃是传主主要语录摘编。这三个部分，负担着各自不同的职能，有机地组成一种新史体。后来全祖望在续补《宋元学案》时，又在每一学案之前，先立一“学案表”，在表中备述该学派的师友弟子。最后又增设“附录”，载录学者的逸闻逸事和当时及后人的评论。因为这种史体一般史学史论著中均不论及，故多作点论述。最后介绍的一种史体则是史论史评，这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史书体裁。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是最贫乏的，并且说什么中国传统史学只注重微观，而不重视宏观。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居然也有一些人会出来与之相唱和。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并没有认真研究，对中国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史书不仅没有认真研究，许多著作连见都未见过，就来下如此结论，自然是出于无知。很简单，先秦诸子论著中那丰富的史论谁去认真研究和总结过？贾谊《过秦论》那么好的一篇史论为什么避而不谈呢？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反映黄宗羲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作，更是反映他历史观的代表作，书中所有结论，基本上都是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得出的，因此，不应当把它看作单纯的“政治专著”，实际上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论著作，又有多少人对它做过认真的研究呢？谈论起来，似乎中国只有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少得可怜的几部史论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史评类著录著作达120种之多，除了少数几部外，许多人连见都未见过，那又凭什么来说中国传统史学中史论是最贫乏的呢？连自己家底厚薄都不知道，而只是跟在外人后面嘁嘁喳喳，难道这也是在做学问吗？

综上所说，中国历史学家向来有着优良传统，许多历史学家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社会历史进行总结，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反映时代的要求，根据不同时代，创造出不同的反映形式。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史书体裁，也就造就了中国史书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所特有的民族特色。

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史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各类珍贵史籍，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而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珍视它们，认真加以总结和研究，有选择地予以继承和发扬。

一、据事直书

中国传统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非常强调从实而书，《左传》就曾记载了南史氏和董狐两位敢于抗节直书的史官，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唐代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直笔》中就这样写道：“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韦指三国时吴国史官韦曜，崔指北魏史官崔浩。韦曜主持修史，吴主孙皓欲将其父孙和立为本纪，韦氏认为不可，只宜入传，而不宜立本纪，两者相争，孙皓怒而将韦氏杀害；崔浩等修国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在死者百二十八人”。东晋史家孙盛作《晋阳秋》成，“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书中敢于直书桓温北伐时枋头之战失利真相，温以灭族相威胁，他仍拒不改写，诸子虽惧而改之，他另将原稿抄存于辽东。可见孙盛那种不为切身利益而改变历史真相的精神，确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家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至于司马迁的《史记》乃是用血和泪书写而成，早就被后人视作“实录”。刘知幾为了提倡史家敢于直书，特在《史通》中写了《直书》和《曲笔》两篇，对历史上那些敢于直书的史学家都加以颂扬和表彰，凡是曲笔者则一律予以贬斥。他和吴兢一道撰定《武后实录》时，以身作则，坚持据事直书，如实记载了“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来张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此时刘知幾已去世，吴兢面对张说，毫无畏惧之色，理直气壮地指出：“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吴兢在权势面前，敢于承担责任，不使亡友受诬于地下。“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兢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后来的郑樵和章学诚，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倡导直书，反对曲笔，希望作史者要将真实历史留给后世。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仍旧产生了许多身处逆境而专心修史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谈迁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家贫如洗，直到晚年，仍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他靠自己个人的努力，照样写出了一部108卷400多万字的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他所以要这样做，就在于要把有明一代的历史留给后人。再如万斯同，一生坚守志节，不食清朝俸禄，但为了修好《明史》，他奉老师之命，只身赴京，以布衣身份参与编修，不署衔，不受俸，住在总裁府中审阅史稿。修好《明史》乃是他一生精神之寄托。他曾讲述自己修史的心情时说：“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500卷之《明史稿》，最后孤身一人客死京师，可谓一生精力都倾注于这部书的编纂之中。其目的自然就是为了要让有明一代历史能够如实地存留人间，单是这种敬业精神，就值得人们的尊敬。总之，据事直书这一精神，在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始终，尽管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其精神都是一样。许多史家把“直书”视作比生命更为重要，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宁可冒灭族的危险，其催人泪下的修史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对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加以总结，有选择地加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在当今修志工作中，更应当提倡、发扬这一精神，将应当编写的内容，如实地写入新修志书之中。

二、文史结合

文史结合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一个优良传统。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而且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作者善于用简练的文句写出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用较少的笔墨把多样的人物性格生动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大家一致公认，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比较突出的一大特点。春秋时期几次大规模战争全都写了，并且写得都很成功。每次战争几乎都能抓住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的对比，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全书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言精练形象。特别是对行人辞令的表达，既委婉曲折，而又刚强有力。这种辞令之美，又为它的文学价值增添了光彩，因此，深得刘知幾的好评，认为该书的文字“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可见文史结合这一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和特色，正是由《左传》所开创。它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一优良的传统，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众所周知，《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鲁迅赞美它：“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善于用不同的笔调、不同的语言，去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和形象，使他们个性分明，神态毕露。他特别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史记》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与单纯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又因为司马迁能够抓住文学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根据历史事实，忠实地塑造了各类的人物典型，巧妙地使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了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所以刘知幾十分推崇《左传》和《史记》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高超的成就，认为两书在文史结合方面树立了典范，它们都能做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不料正由于《史记》的文学成就很高，竟导致国外有人怀疑，认为它不是一部史书，而是文学作品。于是国内也就有人从一知半解出发，莫名其妙地指责《史记》许多记载的可靠性。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实在是可笑又可悲。此后相继产生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除了史学价值外，在文学上也仍旧具有相当的地位。即使到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文学品位依然很高，所以清代史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自古以来，文史一家，所以刘知幾当日就曾说过：“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学术的变化，文史才逐渐分家，所谓“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在修史领域里，盛行浮夸雕饰之风，把文学著作的写作手法全部引入写史之中，于是修史中大多着意于文学技巧，润色文字，雕饰辞藻，“在逐文字而略事实”。特别是唐初所修诸史，执笔者大多是长于诗词文赋的文人，他们以骈俪相尚，因之四六骈体充满史书。对此，刘知幾当时就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指徐搞、徐陵父子和庾信，都是富体诗的重要作者，有‘徐庾体’之称）。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对于这种状况，刘知幾十分反感，指出：“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瑀字元瑜）、孔璋（陈琳字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他在《叙事》篇中又说：“史之为务，必籍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骛者也。”刘知幾认为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应该有所不同，虽然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写出一手好的文章，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必须具有文质并茂的特色，但它与专讲技巧、立意修辞的文学作品毕竟有别，不能因为讲求文字优美而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而文人所作之史，每每“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所以刘氏当时就提出文人不能修史。他同时又指出，史书的文字表述也十分重要，因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对于刘知幾这一观点，后来章学诚又加以发挥，他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中就曾明确指出：“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又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而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所以“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于己。……史文而出于己，是谓之无征”。可见自魏晋以后文史已分道扬镳，除“前四史”外，“二十五史”中就很少出现过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纪传体史书，虽说是社会发展分工所致，但仍不能不说是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如今史学著作之所以读者不多，重要原因之一自然是可读性不强。因此，今后的出路应当多注意可读性和通俗性，多写一些人人爱读、人人能读的史学著作。重走文史结合之路，这不是不可能的。

三、及时反映社会现实

中国古代的史书作者，在撰写史书时不仅记述了当时社会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而且很注意通过史书的编写，及时反映社会风情和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历史和社会提供许多直观的感性知识。《史记》、《汉书》也有表现，而比较典型的首推范晔的《后汉书》。此书通过《党锢》、《宦者》、《独行》、《逸民》等类传，反映出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众所周知，东汉社会政治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最高统治权，随着外戚、宦官之间的剧烈斗争，皇帝随立随废，简直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党锢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一斗争的延续和结果。东汉统治集团就是在这种相互倾轧中一天天腐烂下去的。范晔在《宦者列传序》中，即分析了宦官得宠的原因，又指责了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作威作福的罪行：“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作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由于宦官势力自中央一直延伸到地方，在政治上影响极大，因此《宦者列传序》中又进一步揭露说：“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指兴党锢之狱），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清代史家王鸣盛对此序十分称赞：“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在东汉社会中还有一批沽名钓誉的人物——“逸民”，他们放着官不做而愿意过隐居生活，东汉统治者对他们却非常重视，礼遇甚厚。政府请他们出来做官，他们却推辞不就。他们越是不出山，政府则越要征聘；越征聘，他们就越不出山，如此反复，自然就更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也从中得到好处。范晔在《逸民列传》中揭露这是东汉君主们所玩弄的政治手段，是为了通过那些戏剧性的征、聘、召、赐，以达到“举逸民而天下归心”的目的。以上这些，都反映了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色。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品题人物的风气，陈寿在《三国志》中有很多记载和反映，如记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等等。而陈寿本人对三国人物亦作了各种名目的品题，如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等等。这一做法，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时也与陈寿所担任过的官职有很大关系。他曾长期任职巴西郡中正，这是一种“定门胄，品藻人物”的官。这种品藻人物虽然并无多大历史价值，但毕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社会风尚。又如魏晋以来，佛教盛行，上自帝王，下至民间，都有极大影响，它已经不单是宗教问题，而是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了，同样对学术思想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佛教、道教虽于汉代已经流传，但影响不大，因而史书尚未有记载。到了魏晋，已经成全社会的问题。魏收在撰写《魏书》时，特创立了《释老志》，实现了编修历史要记载反映社会客观现实的历史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该志内容叙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发展情况，对于那些影响较大的高僧名字也一一都有记录。还特别介绍了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开凿龙门石窟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志通过对佛道在北魏时期盛行的叙述，揭示了由于寺院和僧尼数量的激增而出现的“寺夺居民，三分且一”这一严重的社会现象，这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寺院经济和阶级关系无疑是很有用的重要资料。僧、道虽然都是出家之人，实际上也脱离不了社会政治。南北朝时期佛道的流行及两教之间斗争的始末，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在寺院地主残酷压榨下的惨痛遭遇，在《释老志》中基本得到反映。至于六朝时期的清谈之风，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社会现象，而清谈的主题皆为老、庄，实际上是对两汉经学统治的一种反动。这一社会现象，在《晋书》和有关六朝史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众所周知，宋代产生的理学，也称道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明清两代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思想基础。《宋史》的编纂者特地创立了《道学传》，并置于《儒林传》之前，而对那些道学家还立了专传，详细叙述他们的生平及其思想，这自然也就反映了宋代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特色，为后人研究理学的产生及渊源创造了条件。

总之，中国历史学家向来就有注意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许多历史学家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反映时代的要求，这种反映有的是在纪传史体之内增设类传、专传加以解决，有的则是另外创立史体，因而数千年来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通过各式各样的史学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尤其是许多杂史、野史，它们虽然没有什么史体可以规范，却保存了其他史书不曾记载的宝贵史料，对于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个社会现象、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时，眼睛千万不能只是盯着正规史书，而忽略了这个特有的史书群体。

四、详近略远

中国古代史家写史大多注意详近略远这一特点，多写当代之事。对此，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就曾有过概括性的论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证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又说：“历观前史记载，每详近而略于远事，刘知幾所谓班书倍增于马，势使然也。”后来他在替毕沅为《续资治通鉴》一书给钱大昕写的信中，再以《左传》和《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史家详近略远，自古以然。即如《左传》一书，庄闵以前与僖文而后，不可一概为例；涑水身生宋世，其所阅涉，自详于唐而略于汉、魏以上，亦其理也。”可见在章氏看来，中国古代史书的编修确实都是详近略远，因此他认为这一优良传统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我们不妨仍以《史记》为例，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之人，而其书就有《今上本纪》，他能够把历史一直写到汉武帝。以朝代而言，夏、商、周三代各成一纪，到了秦朝，既有《秦本纪》，又有《始皇本纪》，至于汉代，从高祖到武帝，则每人各为一纪；在十表中，三代作《世表》，十二诸侯作《年表》，秦楚之际则为《月表》。全书130篇，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62篇，兼记汉代及秦代的有11篇。自天下并起而亡秦到《史记》成书约百年时间，这百年的历史，在全书分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几个时代的总量还大得多。这种重今思想，不仅表现在具体篇章数量的比重上，更主要的还直接反映在内容中。对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就已经大加称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我们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全书记载起自三家分晋，止于周世宗征淮南，共记1362年史事，分载294卷，其中战国秦汉622年，共68卷，约占全书的23%；魏晋南北朝369年，共108卷，约占全书37%；隋唐五代371年，共118卷，约占全书的40%。从这年代、卷数分配的比例来看，就足以说明司马光在史书编写上的略古详今思想了。当然，如果单从形式来看，似乎只有编修通史，这一思想才得以体现，其实不然。若是从一个时代来看，照样可以体现出来。只要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编修当代史的史学家特别多，往往一个国家的史书，就有很多史家在同时编修，其中晋书的编修最为突出，竟达十八九家之多。而宋代史学发展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亦就是整理、编写当代历史的风气很盛行，并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王称的《东都事略》就是典型的代表，这是一部私人所修的纪传体北宋历史，所记内容上起宋太祖，下迄宋钦宗，是本朝人所写本朝历史比较完整的一部。其他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亦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历史成功的著作。再如有明一代，由于两次政变和党争等一系列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不断发生，史事记载严重失实，特别是实录被一再篡改，于是民间自行写史的人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整个社会又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这就促使野史更进一步发展。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很快冲垮了明王朝的统治，起义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北部，于是围绕这次农民起义就出现了许多记载，有的是记载农民起义军在各地的斗争情况，有的则是记载明清两代统治者如何镇压农民起义军。随后由于清军入关，各地又掀起了大规模抗清斗争，于是以记载各地抗清斗争为题材的史书又纷纷出现。与此同时，南方还有偏据一隅的南明王朝，这个小朝廷的更替，也成为许多人记载的对象。总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封建政权失去了控制力量以后，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内容，编写野史的风气空前盛行。清代史家全祖望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表忠记》一文中就曾指出：“明野史，凡千余家。”史籍之多，可以想见。而这些史籍写的又都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正因为有这些史籍，如今我们才有可能对那些重大的社会变革从中理出一些头绪来，可见记载当代历史比研究古代历史更为重要。因为当代所发生的事情，若不及时加以记载，将来研究就无所凭据。所以史学理论家总是要求历史学家发扬古代史家写史中详近略远的优良传统，注意多写当代历史。当然，长期以来的历史事实也在说明，写当代历史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在古代有的还会有灭族的危险。司马迁是怎么死的？至今尚无结论，我一直在想，很可能还是被汉武帝治死的。他的《史记》一直写到当今皇上，其中还说了许多“坏话”，特别是开国皇帝刘邦，被写成一个“大流氓”，对这种大不敬，汉武帝能够容忍吗？因此，对司马迁下毒手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没有史料作为根据，当然也就无法下结论。尽管写当代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古代许多历史学家出于史家的责任感，他们还是尽心尽责，完成自己的写史任务。因此，我们对于这一优良传统，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为写好当代历史做出贡献。

五、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自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之日起，随着史书的不断增多，这一优良传统就一直伴随着传统史学的成长而不断在发展。《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称“臣光曰”等。这些论赞，自然都是属于史学理论。当然，也有在史书内容的叙述中间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议论，那就更加丰富了。除此之外，史书注释之中，书目提要之中，也都包含丰富多彩的史学理论，只不过长期没有人去专门加以总结、研究和探索而已。因而有些外国学者在未作深入了解和研究之前，就认为中国的史学没有理论，于是国内学术界也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随声附和。虽然1988年白寿彝先生已经对此加以批评，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自己下功夫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确实做得很少，自然就会让人们产生某些错觉。值得高兴的是，瞿林东先生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已经适当突出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这里笔者先从如下几方面做点尝试。

关于《史记》的史论，一般只是讲“太史公曰”，其实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史记》中还有序23篇、《太史公自叙》1篇，这些都是属于史论性质，特别是后者，乃是全书的总论性质。对此，章学诚早就指出：“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按照章氏的说法，这些序论，或“明述作之本旨”，或“见去取之从来”，总的都在述“百三篇之宗旨”，都是属于史论性质。我们随意列举，就足以得到证实。上文我们讲了《史记》编写是详近略远，他在《六国年表序》中有一段话正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由于司马迁的着眼点是在秦取天下，“世异变”，“成功大”，因而对那些不识时代变化而“牵于所闻”、以古非今的思想提出了批评。这段议论谁能说不是很好的史论呢？众所周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标。如何看待天人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提出要“究天人之际”，自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科学知识修养的学者，精通天文历法，他根据天文科学知识，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其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且必须按照这种规律去行事。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就说明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天道”不是永恒不变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之行，故长于变”，他强调的是天地的变化，这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对立的。我们再看他关于治理国家的理论，他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体，本身就在于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在《楚元王世家》中就这样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这就是说，只要“君子用而小人退”，政治就上轨道，国家就会兴旺；“贤人隐，乱臣贵”，政治必然腐败，国家肯定危亡。这充分表明人谋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很了解，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关切的，他在《史记》中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的专门篇章来论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两篇高水平的经济学论文。他试图从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可循，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方面说明社会的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各人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都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还力图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这难道不是史学理论吗？2000多年前能够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这样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确是罕见的。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还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认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谋求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他总结了“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社会现象。他还形象性地指出：“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针对当时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来抹杀人民物质利益的重“义”轻“利”思想，书中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可见司马迁把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放在首要地位，一个人如果连吃穿问题都无着落，你对他谈仁义道德自然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很含蓄地说：“何知仁义，已饗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有钱有势就有仁义，这是司马迁所发现的真相，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虚伪性与片面性的无情揭露。当然，司马迁所发现的真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适用。通过上述简单的评介，就足以看出，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史学理论，那些怀疑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中外先生们，这部伟大著作你们阅读过吗？

我们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通鉴》中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据宋衍申先生统计，前者为119条，后者为99条，两者总数为218条。其实除这两种形式外，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示自己的观点。限于篇幅，仅列举“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加以评介。司马光以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他说，“为国之要，莫先于用人”，所以他在《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信赏必罚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察。”他还反对以门第、族望、资历等为取人的标准，指出：“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弊而历代因之，莫之能改也。”而在用人的标准上，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的人，才称得上“贤”。所以他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在众多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的思想深处，是把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大臣，视为国家的无价之宝。这一点在他评论王猛谋杀慕容垂时所说的话中充分体现出来：“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为此，他在《进历年图·论序》中对选人、用人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辩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我觉得这个用人主张，即使在今天都非常适用。选拔时要广开门路，挑选时要慎重审查，选好后要分配以合适的岗位，使用时就该大胆放手，让他有职有权。他还告诫君主，对于有功之臣千万不要猜忌，“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如果“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司马光还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刑赏严明，持法公正，亲疏如一，“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在司马光看来：“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他还提出，要使法令行之有效，君臣上下必须执法如一。因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如此等等，单是用人方面的理论就十分丰富，其他方面的史学理论可想而知。

对于“史注”，在许多人看来，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史学理论。我认为这完全是对“史注”一无所知的表现。现以胡三省的《通鉴注》为例，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认真阅读过《资治通鉴》的人都知道，《通鉴》“胡注”，不仅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证前人注释的错误，考辨史事上记载的讹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都具有很高的史论价值。《通鉴》卷六四“汉献帝建安十年（205）”记载了“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胡三省即在注中评论说：“荀悦《申鉴》，其立论精确，关于国家兴亡之大致，过于彧、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悦未必能也。曹操奸雄，亲信彧、攸，而悦乃在天子左右。悦非比于彧、攸，而操不之忌，盖知悦但能持论，其才必不能辨也。呜呼！东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称，而彧、攸以智略济，荀悦盖得其祖父之仿佛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仅见于此书。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尚论其世，深味其言，则知悦之忠于汉室，而有补于天下国家也。”这200多字的议论，将荀悦一生言论、德行、立身、处世都作了概括。在胡三省看来，荀悦仅仅是位理论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作为，但其言论，对于君主治理国家却很有价值。又如《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28）”有这样一条记载：“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在这条记载下面，胡三省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也。”这里胡三省未用多少大道理，而是采用一般常理来推断其妄，并且很具有说服力。《通鉴》在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之谎言，封建帝王与封建国家的利益能够截然分开吗？对此，胡三省在注中曾加以无情揭露，指出“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我们再看一条，《通鉴》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记“上种麦于苑中，帅太子以下亲往芟之。”对于此事，胡三省在注中评论道：“种艺之事天有雨旸之不时，地有肥硗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异也。若人君不夺农时，人得尽其力，则地无遗利矣，岂必待自种而观其实哉！”这无异是对最高统治者矫揉造作之丑态的无情鞭笞和严厉谴责。历史事实正像胡三省所说，封建统治者若做到“不夺农时”，让人民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人都能尽其力，社会生产自然可以得到发展。

以上所举，虽然都是短小的议论，但毕竟都是史论，并且相当丰富。至于政书体，因记载多典章制度历史，因而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史籍都不过是些史料汇编而已，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史学理论可言。其实不然，只要读过这类史书的人都会发现，其中同样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就以《通典》而言，杜佑编写此书，目的在于寻求“富国安民之术”，所以书中辑录了许多治理国家的各方面理论。难怪瞿林东先生在《‹通典›评介》一文中将“重议论”列为该书三大特点之一，而“重议论”“在具体表述上有三种不同形式”。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知世人，中国的传统史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而中国的传统史学理论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那种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为了说明中国的史学理论表现是多方面的，因而“史论结合”这一问题讲得自然就多一些，只得请读者见谅！

六、传信存疑

传信存疑也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优良传统。自古以来，许多史家写史就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对于不太清楚的事件，宁可存疑，以待后人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确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尽管在当时，他已经被公认为“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杰出人物，但他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回答不知道，从来都不强不知为自知。他再三教导自己的学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平时就当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曾“问事鬼神”，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敢问死”，他又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请看回答多么干脆，不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对于历史研究，孔子抱着同样的态度，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足不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说，夏代的典章制度，他还能够说出，但是作为夏朝后代的杞国没有证据；殷的典章制度他也能够说出，但作为殷商后代的宋国同样没有证据。主要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有足够的文献，对这两个小国的历史文化，他照样可以解说清楚。可见，在没有足够文献证据情况下，他决不轻易发表看法，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具有的高贵品德。我们再看一直被后代史学家推崇为“实录”的《史记》，正是司马迁以传信存疑的态度所写成。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以后，并没有为史料所役使而随便引用，凡是采录的，都经过一番考订选择的工夫，有可疑的则存疑，写作态度十分审慎。“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既然不雅训，他就不采纳；“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自己不知道，就不随便写；“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许多古书记载的奇谈怪物，他更不随声附和。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对自己撰写本书的态度讲得十分清楚，“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旨在说明，三代以前，由于时间久远，尚无确切年代可记，诸侯都还无法按年代来为之列表（不可得而谱），因此，只好作《三代世表》。就是如此，尚有好多残缺不全，无法记录，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慎重起见，对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疑则传疑”。又如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再次申述了这个意思，因为即使是近代、当代之事，有时也未必都能了解清楚，故序文最后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始终，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尽管他想把这些诸侯得宠与废辱的始终都予以表述，但是仍“颇有所不尽本末”，再次表明要“疑者阙之”。如此审慎的著史态度，传信存疑，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后来班固著《汉书》，陈寿作《三国志》，亦都使用了存疑之法，限于篇幅，这里就从略了。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提出在方志人物传的编修中，应当设立《阙访列传》，把许多姓名可知而事迹不详的人物材料保存下来，以待后人进一步搜集和研究；同时对那些有怀疑、有争论而难以判断的人物，亦可列入此传，保存其材料，待后人搜集更多材料再行研究，以便得出公正的结论。为此，他在修《和州志》和《永清县志》时均立有《阙访列传》，如今还保留有《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和《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两文，收在《文史通义》一书中。文中一再强调，设立《阙访列传》是采用孔子《春秋》阙疑之意旨。章氏这个创意，无疑可以有意识地保存那些悬而未决的和一时很难作出判断的重要史料，待后人有了新的发现再作定论，这就可以避免许多草率论定而成为冤假错案，不愧为史学理论家的见解。

七、经世致用

中国的传统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良传统，即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一优良传统在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种“经世”思想，最早应当是从“殷鉴”发展而来。《尚书·召诰》就曾明确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意思很清楚，西周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时刻提高警惕，把夏、商的灭亡，作为一面镜子来警示国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史学价值在社会功能方面最早的体现。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意识就越来越明显了，当时许多政治家和史官在论及国家兴亡盛衰和当前政治时事的时候，既不是海阔天空的议论，也很少再援引天命或神意，而是列举他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为论据。他们还强调王者施政要以过去的历史为鉴。《国语·周语》下所引太子晋那段话可谓典型。他说，“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如此，在当时，历史著作也成为贵族们教育弟子的重要教材。楚庄王曾问申叔时，教育太子应当用哪些书籍，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西汉建立不久，汉高祖刘邦便命其谋士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东汉人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亦云：陆贾《新语》，“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稍后出现的贾谊《过秦论》，则更为典型。文中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原因，目的就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避免社会危机爆发的借鉴。文章指出，秦朝所以能够实现统一，主要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天下长期战乱，人民反对诸侯割据战争，要求统一安定，过和平安定生活；而秦的统一政策，正符合了广大百姓的要求，所以能够成功。而它的迅速灭亡，则是由于“赋敛无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繁刑严诛”，“仁义不施”。一句话，就是行暴政，失民心，因此“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陈胜只是振臂一呼，各地便纷纷响应。这就说明秦王朝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人心背向所决定。总结秦王朝兴亡历史，为的是汉朝施政有所借鉴，所以文中反复分析强调“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前车覆而后车鉴。治理国家，应当吸取历史经验。唐朝开国君主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曾明确提出，编撰史书，必须做到：“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实际上也就是唐代统治者修撰史书的指导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可见他对历史的重要性是何等重视。贞观十年（636），房玄龄、魏徵等上所修《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五部史书，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他们所以如此重视历史，都是为了通过了解历代兴亡的历史，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借鉴。历史学家吴兢在总结贞观年间一代君臣治国施政基础上，写了《贞观政要》，其中记载魏徵作于贞观十一年（637）的一篇奏疏，有几句话就是告诫君主应当借鉴何种历史：“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该书所载类似内容当然很多，足见这是为君臣们如何治理国家提供重要的论据。

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清代著名史家王鸣盛所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司马光著这部1362年的编年史，在于“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有选择地论述史事，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所以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就明确告知当今皇上，他写此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希望宋神宗“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之名，还是由宋神宗所定。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司马光进《通志》（《通鉴》之最初名称），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足见宋神宗对这部史书内容之关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史学评论家王夫之在读了这部书后，还专门著了《读通鉴论》。书中指出，编著历史，必须让人从中得到“经世之大略”，否则就失去著史的意义。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他在解释《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时，阐明“资治”两字的含义，对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提出“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这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仅在于“知治知乱”而已，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力行求治之资”。如果读了历史，而不起任何作用，那必将变成“玩物丧志”。但是，要从历史中得到“资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历史上的善恶是非、成败兴亡往往互相依伏，变化多端，必须用心推敲，以做到“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可见能否从历史上得到资治，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都能收到“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左右逢源、运用自如的效果。因为历史毕竟只是一面镜子，“照之者”还是在人，所以他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易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至于开一代新学风的顾炎武，不仅大力倡导学术研究必须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而且身体力行。他曾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把学术研究与对古今历史的探讨结合起来，密切关注社会状况与国计民生，这个书名就足以反映他研究的是天下郡国的利与病，企图从这些方面入手来了解明末衰弱的原因，以便针对“时弊”进行改革。他曾提出，“凡文不关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还认为，如果能够精通历史，就可以更好地洞察现实，了解现实。他说：“人苟遍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为此，他十分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乃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发挥与运用，既指出了史学研究如何经世致用的途径与方法，又指出了史学本身的作用与任务。他著的《日知录》，就是为了探讨吏治、赋役、典制等来龙去脉，“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他在《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中，讲述这两个府老百姓深受重赋之苦的情况。文章开头便说：“丘濬《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这些地方的农民赋税之重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文章又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亩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如此重的盘剥，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长此以往，哪有不起来反抗的道理！可见这位大学者的研究，面对现实，言行一致。因此，他在该书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中大声疾呼：“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这就告诉人们，研究学术，撰写文章，必须注意社会效益。我们今天社会风气如何？离此要求看来相差还很远呢。众所周知，浙东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主张学术必须经世致用。作为浙东史学殿军的章学诚，他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从理论上多次论述史学著作必须做到“经世致用”。他对其弟子史余村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为此，他在《说林》一文中曾反复举例加以论述。他说：“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亦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正因如此，他更直接提出：“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至于史学，他在《浙东学术》一文中就果断地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并以带有自豪口气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总之，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在今天来说，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并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足以看出中国传统史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具有许多可贵的优良传统，笔者根据自己学习和研究概括出七个方面。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这七点，也可能会有人概括出更多的方面。总之，我们应当很好地珍视、爱护它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该剔除的剔除，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该发扬的发扬，以便为发展新史学提供养料，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而决不应当笼统地一笔否定，千万不要让20世纪80年代那股“文化热”中所产生的争相诋毁传统史学的闹剧再度发生。在那几年中，有些搞文化的人，似乎不骂几句中国传统史学就显示不出其“英雄本色”，一时间奇谈怪论纷纷出场，如说中国传统史学家只重视微观研究，而不重视宏观研究；中国传统史书都是剪刀加浆糊而成，等等，喧闹一时，真有点不把传统史学骂倒、骂臭决不罢休之势。当时我粗略作过统计，那些大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来并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骂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人也并不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也许就为了表现“英雄本色”而出来亮一手而已，否则是无法说明这一怪现象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对此，我这个不识时务者在1988年为自己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所写的《前言》中已经作了回答，这里自然就没有必要再作重述，但其中有几句话我想引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有一个历史事实，大家不应当忘记，即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在骂倒自己的传统文化之后，而能立足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经历了数千年而一直独立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林，其生命力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和独特，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

（原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