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

《越绝书》是杂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事实上是一部地方史性质的著作，由于未署作者姓名，因而长期来关于成书时代与作者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自从明代杨慎根据所谓隐语分析，认定是东汉袁康、吴平所作后，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据此说而定。此后，许多著作遂相沿袭，似乎已成定论。笔者也曾采用了这一观点。然而近年来在深入研究，并爬梳各种相关史料之后，却认为此一说法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同时更进一步地质疑袁康、吴平在历史上的真实性，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抑或仅是臆造之人物？

地方史而非地方志

近年来，由于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该书的性质与内容的研究，发现上述结论不无可议之处，特别是成书年代与作者都很值得商榷。于是1990年我发表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文章的重点是针对方志学界把它说成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而发，指出这是一部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其内容是杂记吴、越两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等人活动事迹，反映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史实。该书实际上正像《战国策》一样，是当年一些政治家游说吴、越国君，由战国后期人追记汇编而成，直到东汉还有人“附益”，因而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

1995年初，浙江大学周生春教授要我为他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一书作序，又使我作进一步研究，从而发觉袁康、吴平似乎不像历史人物。既要写序，就得对全部书稿作一次仔细的通读，在此过程中必须经常查阅《越绝书》，因为这两部书都是记载春秋时代吴、越两国的历史，在研究许多问题上确实有其互补性。

南宋人汪纲已经指出“二书实相表里”，两书之关系密切，显而易见。研究文史的人大多知道《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是东汉山阴人，也许是因为他写了《吴越春秋》，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竟也给他立了个传。虽是类传，《儒林传》字数也不多，但毕竟有传，使人知道会稽还有这样一位人物。

东晋初年，余姚人虞预所作《会稽典录》里自然也记载了这位会稽先贤的事迹，不仅立了传，而且在《朱育传》中借三国时人朱育之口对赵晔大大表彰了一番：“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这里朱育把他与王充并论，可见会稽人对家乡这位乡贤是很推崇的，他确实不是一般陋儒可比拟。《后汉书》本传述其著作除了《吴越春秋》，另有《诗细》、《历神渊》等书。正因如此，作为一代正史的《后汉书》才有可能为之立传。尤其要指出的是，他“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在外20年，“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返回故里后，“州召补从事，不就”，“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他虽然未做过官，又外出20年，家乡人照样没有忘记这位学者。

这些不免又使我联想起《越绝书》的作者问题来，杨慎用隐语析出的袁康、吴平，为什么东汉以来的诸多文献只字不提？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因此，我认为袁康、吴平很可能都属子虚乌有。

《越绝书》作者的传说

关于《越绝书》的作者，历来著录就不一致。最早自然首推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史记》正义：“《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其后则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子贡撰。宋《崇文总目》除了子贡外，又加“或曰子胥”。目录学家陈振孙对上述意见均采否定态度，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说：“《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附益之耳。”明代官私目录，或因袭子贡、子胥之说，或从陈振孙主张。到了明代中叶，杨慎便据该书《篇叙外传记》一段文字析“隐语”而得出是东汉初年袁康、吴平所作：

或问《越绝》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书中，览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观其绝篇之言乎？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此以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也。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文属辞定，自于邦贤，盖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与康共著此书者，乃吴平也。不然，此言何为而设乎？或曰：二人何时人也？予曰：东汉也。何以知之？曰：东汉之末，文人好作隐语，黄绢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云云，隐其姓名于离合诗。魏伯阳以委时去害，与鬼为邻云云，隐其姓名于《参同契》。融与伯阳俱汉末人，故文字稍同。则兹书之著为同时何疑焉？问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显之，谁谓后世无子云乎！”

析隐语与考证一样，其结论非得有旁证方得成立，杨慎自然深知，于是四处搜寻证据。结果在王充《论衡·案书篇》中找到几句本与《越绝书》毫无关系的内容，硬拉来凑数，自以为可以自圆其说，结果反而漏洞百出。其曰：

《越绝》一书，或以为子贡作，又云子胥，皆妄说也。而越绝二字，尤非。解者曰：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内能约己，外能绝人，故曰越绝。又曰：圣文绝于此，辩士绝于彼，故曰越绝。二说似梦魇谵语，不止齐东人之类而已。王充《论衡·案书篇》：临淮袁太伯文术，会稽吴君高，即其人乎。又曰：吴君高作《越纽录》，纽即绝字之误，书以纽名，犹汉隽之例也。绝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误，无人证之。袁康、吴平之姓名，著在卷末，无人知之。盖观书者鲁莽，阅未数简已欠伸，意思睡，而束之高阁矣。余始发其隐，然即其书以证其人，以订其名，非臆说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采闻之乎？

为了附会自己的说法，居然做到不择手段，欲改书名，再以同姓者顶替。对于这些，我们且先不作评论，先看此后许多学者的各种反应。当然，持此说者，明代不少笔记都有记述，诸如胡侍《真珠船》、田艺蘅《留青日札》、焦竑《焦氏笔乘续集》等。因此，此说一出，颇得不少学者附和。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第一部辨伪学专著作者胡应麟对此亦深感困惑，对于杨慎之言，采取的是将信将疑态度，在《四部正讹》下曰：“《越绝书》十五卷，称子贡，亦曰子胥，并依托也。杨用修据《后序》‘以去为姓，得衣而成’等语，谓东汉人袁康作。按魏伯阳《参同契·后序》‘郐国鄙夫’等句，亦寓会稽魏某姓名，而孔文举‘渔父屈节’十六言，亦离合鲁国孔融四字。盖东汉末盛为此体，用修之论，或不诬也。”

“或不诬”三字可以说已表明了胡氏的态度，因为东汉末年文人间确实存在用隐语之风气。但是，他在杨慎《越绝当作越纽跋》后指出两点：第一，“即所解绝字未畅，不得以为纽字之误，嗣是隋、唐、宋《艺文志》，马、郑诸家书目，并无作‘纽’字者，说‘纽’字文义曲迂，又甚于‘绝’乎！”第二，他根据《汉书·艺文志》杂家类有《伍子胥》8篇，而《越绝书》之内容与之相似，“岂东汉越中文士以子胥杂家之旧，而附益以勾践、种、蠡行事，会为此篇，易名越绝乎？”可见对于杨慎之解说，胡应麟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他毕竟在辨伪方面是有功底的。而明代晚出的一些公私书目，便都将袁、吴二人正式著录为该书的作者了。特别是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了杨慎等人的说法，尤其是其中有几句话，非常富有鼓动性：“所谓吴君高，殆即平字，所谓《越纽录》，殆即此书欤？杨慎《丹铅录》、胡侍《真船》、田艺蘅《留青日札》，皆有是说，核其文义，一一吻合。”加之《提要》又是官修的权威著作，因而这么一来，杨慎等人的说法似乎便成了定论，凡是谈及《越绝书》者，作者必然皆称袁康、吴平。

对杨慎说法的批评

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有许多学者并不承认这个说法，就以明代而言，与杨慎同时代而比他晚生15年的田汝成，经过对《越绝书》内容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与杨慎全然不同的结论。他说：

《越绝书》一十五卷，九十九篇。为内经者二，外传者十有三。或曰作于子贡，或曰子胥，岂其然哉。内经、内传，辞义奥衍，究达天人，明为先秦文字；外传猥驳无伦，而记地二篇，杂以秦汉郡县，殆多后人附益无疑也。《本事篇序》又依托《春秋》，引证获麟，归于符应，若何休之徒为《公羊》之学者，故知是书成非一手，习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埤史氏之阙脱矣。其曰《越绝》，义含二端，或曰奇绝，或曰断绝。

可以想见，杨慎析隐语之说，田氏不可能一无所闻。然而他绝口不提此事，而是指出该书主要内容，“明为先秦文字”，而外传等文，“殆多后人附益”，“故知是书成非一手”。

清乾嘉时代以考史著称的王鸣盛，在其学术笔记《蛾术编·说录》有“越绝书”一条，曰：“《越绝书》十五卷，不著撰人姓名。”接着先引王充《论衡·案书篇》那段文字，又引杨慎析隐语之义，随后云：“此言似确。至云临淮袁太伯、袁文术即其人则谬。既称会稽，又籍临淮，既称太伯，又字文术，任意挦扯，非也。”“此言似确”，道出了王氏的态度；“任意挦扯”，更说明了他对这种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的反感。就在这条下面，迮鹤寿有一段注文就更值得一读了：

明之杨升庵（慎），今之毛西河（奇龄），其所著论，止图眼前好看，不顾他人根究。即如此条，以《论衡》证之，其说不攻自破。《论衡》云：“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杨子云不能过也。”然则袁太伯是一人，袁文术是一人，吴君高是一人，升庵既据《越纽录》（引者按：当是《越绝书》之误）篇末隐语以为袁康所撰，其友吴平共成之，又见《论衡·案书篇》第六条适有袁太伯、袁文术，而遂以为即袁康，独不思一在临淮，一在会稽，一著《易章句》，一著《箴铭》，一著《越纽录》，王充固分别言之哉！至《隋经籍志》谓《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盖见书中多子贡说吴存鲁之事，故遂以为出自子贡尔。

到了近代，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广征博引，将清以来所有考证该书作者的观点一一加以辨证后说：

自来以《越绝》为子贡或子胥作者，而如《提要》及徐氏说（引者按：指徐时栋在《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三云为袁康作，吴平删定），以为纯出于袁康、吴平之手者，亦非也。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名姓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书录解题》卷五云：“《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为子贡者非也。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斯言得之矣。

综论与评析

可见自宋以来，历明清至近代，许多学者都致力于探讨《越绝书》的作者为何人。尽管杨慎析隐语之说流传颇广，但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不仅不为其所囿，而且提出了与杨氏完全不同的结论。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因而绝大多数有关论著，仍将该书冠以袁康、吴平所著。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有责任将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澄清，杨慎那种算命先生式的拆字所得结论，显然不应当再堂而皇之地流传。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归纳为如下看法：

第一，析隐语就如同考证，析出以后必须具备旁证，胡应麟称之“佐验”。杨慎在他的论述中，为了取得人们的相信，先说明这是东汉末年文人间一种风气，接着列举了孔文举、蔡中郎、魏伯阳三人为例，他们都曾用过隐语。要知道，孔融、蔡邕都是鼎鼎大名人物，他们不仅在当代的正史《后汉书》中有传，其他许多文献乃至诗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名字。杨慎自然也深知不能没有这个旁证，最后总算从王充《论衡》中找到了那几句话，于是便大做文章。一者是把袁文术与袁康拉到一块，认为袁文术就是袁康，却忘记了前者是临淮人，而他所析的袁康是会稽人。再者是抓住吴君高的《越纽录》，硬说《越绝书》是《越纽录》之误，于是君高又变成吴平的字了。本来析出之袁康应是主角，而吴平仅是配角，但是为了做吴君高的文章，竟然又将袁康抛在一边。可悲的是，不管他怎么做文章，总是漏洞百出，始终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所析出的两个人物，总是无案可查，无书可证，如何能取信于人？

第二，他这析隐语之法，从文字学上来讲，似乎也不那么科学。清代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已经指出：“而袁字隐语乃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吴字隐语乃曰：‘以口为姓，承之以天。'……而以‘’为‘袁’，以‘吳’为‘吴’已大谬六书之旨。”“袁”、“吴”两字，在汉代显然不是作如此写法，而不应当用经过多年演变的字形去解释古代的字形，否则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三，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袁康、吴平是否作《越绝书》，而是，东汉时代，会稽究竟有无袁康和吴平这两个人？为什么史书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不仅范晔的《后汉书》中没有，就连专门记载会稽地方先贤的虞预《会稽典录》也没有。也许有人会说，这两个人没有做过官，所以史书不会记载。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即使是正史，记载不做官的人物也不是少数。就以本文已经提到的王充与范晔，都仅仅做过小吏而未任过像样的官职，《后汉书》仍为其立传，更何况那专记本地乡贤耆旧的地志了。就以《会稽典录》为例，所记人物即如此，今引数例如下：

董黯：会稽句章人，“以孝闻名”。

陈业：会稽山阴人，“以高风亮节著称”。

皮延：会稽山阴人，“养母至孝”。

任奕：会稽句章人，“以文章称”。

卓应：会稽上虞人，“为人笃信，言不宿诺”。

张立：会稽人（县籍原缺），“为人刚毅，志意慷慨”。

以上所列6人，从历史上来看，的确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总是以某一个方面闻名乡里，或以孝闻名，或为人守信，或高风亮节，或为人刚毅，因而《会稽典录》对他们这些乡贤都一一予以立传，以传后世。可是杨慎析出的袁康、吴平，不仅口口声声称为吴越贤者，而且还是“百岁一贤”，按理便应为史所书，尤其是地志一类著作所大书特书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哪怕就是个名字，竟然在所有史书、方志及其他典籍中均未留下蛛丝马迹，乃至影踪全无，这当如何解释？尽管杨慎自己声称“非臆说也”，但也是拿不出证据来，不得已只好抓住吴君高的《越纽录》大做文章，玩弄文字游戏。既然全是出于臆测，试问何足取信于人！陈桥驿先生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也指出：“不能认为解释了这段所谓‘千载隐语’以后，《越绝书》及其作者的问题就算全盘解决了。实际上自从明代学者开始解释这段隐语以至《提要》把它作为结论以后，一直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而其中有些问题，至今仍然有待商榷。”可见隐语之说，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