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我与中国史学史

1933年，我出生于苏北泗阳仓集的农家。自幼读过两年私塾，除了背诵过几种启蒙读物外，还诵读了《论语》、《孟子》和《千家诗》等。塾师只教背诵，不讲其义，当时虽不可能理解，后来当我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时却很受用。因而曾想当年若能多读几部，如今肯定受益匪浅。可惜由于战乱，虽也读过小学，总是读读停停，小学六年，总共加起来也只读了两年书。初中因跳级，也只读了两年，只有从高中到大学才按部就班读完。

195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的教学工作。1961年开始，当时的高教部规定，综合性大学历史系都要开设史学史课程，于是系领导决定我改教中国史学史。我在大学读书时，未读过史学史，而我的指导老师黎子耀教授是两汉史专家。因此，我既无家学影响，也很难讲什么师承关系。这里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我改教中国史学史后，了解到北师大白寿彝先生在讲授中国史学史，我曾向系里要求，到北师大听一个学期课，结果系党总支不同意。令我不解的是，当时到外地、外校进修的人很多，进修一般都是三年，而我只要求外出听一个学期课，竟得不到许可。这对我刺激很大，从此暗下决心，必须在这个学科做出点成绩，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到，而我做不到呢？当然，我的指导老师黎先生有两点对我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一点是他在讲课时爱谈自己的看法与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我觉得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这都是很重要的，自己不作深入研究，就无从谈自己的看法；另一点，他要我一年内除教学外，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子、集三部泛读，史部精读并做笔记。这实际上是黎先生教给我治学的途径与方法，后来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才恍然大悟，书中曾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后来，又要我翻阅浙江图书馆和杭大图书馆所藏全部宋人文集，并将有关史学方面文章做成索引。先生虽未明言，但显然，这都是打基础的必要做法，也可以说是为今后做学问而练基本功。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逐步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来都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个旁支，尤其是对章学诚进行深入研究后，了解到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著名的方志学家，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加之又是浙东史学的殿军，于是他就成为我研究的重点，并于1962年初发表了《章学诚和方志学》一文。不料在80年代初全国掀起修志高潮时，该文竟被看作修志必读而被到处翻印。1964年下半年，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是风云突变。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大专院校师生都要参加，参加之前，还要进行思想上的清理。万万没有想到，我竟成了清理的重点对象，整整被批了三天三夜，批我整天钻故纸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经常追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后（我确实喜欢向老一辈师长们学，除了本系外，中文系和校外，如陈训慈先生——陈布雷弟弟、夏定棫等先生处，常去请教，甚至谭其骧先生来杭或我去上海，总要去拜访）；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最后一条在当时来说可了不得。人们也许会问，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呢？1963年5月，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文中有这样内容：“正因为他考订精详，故书中有些记载，竟比经过实地考察所得结论来得正确。众所周知，徐霞客是以实地调查考察而著称，如西南诸川的源流，他就曾实地进行考察，但他却没有能纠正《大明一统志》有关记载的错误，而顾祖禹没有身历其境，目所未击，就靠他依据文献记载所作精详考订，所作结论反比徐霞客身历其境进行实地探索的记载来得正确。”这是历史事实，况且谭其骧先生在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的文章中早已指出。批判我的人们，就是抓住这个内容，作为重磅炮弹，硬说这“是违反实践论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当时连辩驳权也被剥夺了。这是否真的违反实践论呢？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谭其骧先生在80年代初期，已经发表文章指出，研究历史地理，依靠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因为历史时期的地理，时间一久，经过千变万化，早已面目全非，要靠实地调查难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依据文献资料。而事实上许多文献资料，正是前人实践经验之记录，对这一事实许多人往往就忽略了，实际上这就无疑只承认自己的调查访问，而否定了人家实践经验之总结，这自然是不应当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写《史记》，许多材料正是来自实地调查和访问。这次批判以后，就给我戴上了“白专道路典型”的帽子。在当时读古书竟成了犯法行为，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通过这次批判，我似乎立刻变成另一种人了。不是吗？“四清”结束后，各工作队都评出“五好队员”，在工作队里，我明明也被评上，可是回校后的庆功大会上，宣布“五好队员”名单时，我的名字却没有了。后来我对朋友说，“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但对于我来说，1964年已经开始了。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又是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复辟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复辟封建主义的急先锋”。因为我研究史学史、方志学，自然就整天“吹捧古人、死人，美化封建文化”。

1974年夏，我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该刊便停了。毛主席提出要复刊。不久江青便指使由科教组的爪牙接管控制，于是“复刊”变成了“创刊”。在编辑部期间，由于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时，我发表的意见常常与当权者相悖，有的话更触犯了“四人帮”的忌讳，显然都成为我的“罪状”。我就是在这种逆境中离开了编辑部，返回杭州。可是，粉碎“四人帮”后，我系某些人又借机来整我，说我在《历史研究》时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因而连学报约我写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被压下，不予发表。北京学术界许多朋友得知我当时的处境，都很关心。为了使我尽快摆脱困境，《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都以很快的速度为我发表了《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和《顾祖禹生卒年新证》两篇文章，等于让我在政治上亮相。尽管如此，在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我还是被下放干校劳动。所幸干校两位领导通情达理，我身体不好，便分配我专门养鸭子，当起了“鸭司令”。这样倒也清静，白天赶鸭子时还可看书，晚上研究又非常安静，后来发表的好多文章，都是此时草成。就在我还在干校期间，全国十所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会议在我校召开，系党总支通知我参加会议并参与编写，我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我现在是干校编制”，言下之意，你们无权抽调我。这就说明系里某些人的蛮横无理做法引起我的对抗情绪，很久都未平静下来。不过我从干校特地请了三天假，赶回杭州看望了参加会议的几位老朋友。当时，有位朋友建议我不要再研究史学史了，说这是一门花费工夫大，收效慢而微，吃力不讨好的学科。并说我随便选上一个朝代，花上三五年工夫，成果肯定会出来。当然，对于朋友的关心，我是十分感激的，因为从1964年起，在精简大学课程声中，史学史被精简掉了，我已改教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课了。但是，我对朋友说，要我不研究史学史看来已经做不到了，因为我对这门学科不仅产生了兴趣，而且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我认为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军事有军事史，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历史学反而不要自己的历史呢？即使今后大学历史系不再开这门课，我课余也要研究。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1964年已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对史学史的研究，我却从未中断。大学恢复招生不久，这门课也就恢复了。

1979年春在桂林参加学术会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同志得知我研究史学史，并且还曾写过一部讲稿，于是约请我对讲稿进行修订和充实，尽快交给他们出版。回杭后我便集中精力，花了不到两年时间，于1980年国庆前夕完成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的定稿工作，1983年上半年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专著”。尤其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原因是书中大段引文不多，重要内容大多用通俗语言叙述。15年过去了，在今天看来，书中虽有不少不尽如人意处，但其自成体系，内容丰富，并未过时。我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找出它发展的规律，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可是过去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只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本书企图从两大方面进行探索。”而在分期上也尽量避开完全用朝代划分，而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分成四个时期，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史学思想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还要指出的是，过去史学史著作，对于明清两代大都比较简略，而《简编》则着力于明清两代，全书47万字，而明清则占五分之二的篇幅。把一向被看作文学大家的王世贞，置于与王夫之、顾炎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明清之际的野史非常发达，但以前史学史却很少有人问津，浙东史学、乾嘉史学等作为重要史学流派，也都列为专章。这都是力图改变对明清史学过于简略局面所做的努力。由于对许多史家和史著已经分别作过研究，并陆续发表过文章，所以我才有可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定稿工作。

方志学是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因而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因为方志乃是史学的一个旁支或分支，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那么要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找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因此，可以肯定地讲，若是对史学一无所知，要想研究好方志学是很困难的。我和方志打交道也已40年了，还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写过20万字的方志学初稿。不料多年心血结晶连同资料卡片竟都毁于十年浩劫，尽管很感痛惜，但仔细回想起来，又觉得似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原来所写，观点论述都沿袭了传统的说法，现在虽说是“重操旧业”，但这么一来就逼得我必须一切白手起家，从头来起。经过一番努力，当思考撰写体系时，便发现原来那种研究方法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反映论。我正是用这种观点，才建立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自己的思想体系。研究方志学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观点。后来又是用了这个观点，很快就探清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特别是方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特点。于是通过数年努力，在1986年春节前，终于完成了46万字的《方志学通论》的定稿工作。出版后，新华社消息称其为“我国首部方志学巨著”。我可以不客气地讲，在这部书中，我真正的功劳就在于第一次讲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三个阶段和每阶段的特点，这就是方志的发展是经过地记、图经、定型方志三个阶段。至于为什么在发展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方志既然是独立的一门学科，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要离开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而去研究特点和规律自然是不可能的。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可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固然有明显的区别，即便成型后的方志，亦都带有各自不同程度的时代烙印。正像我们今天所编修的新方志一样，它必然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不仅要体现在观点上，而且要反映在内容、体例等各个方面。唯其如此，要想探索出方志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就以研究方志起源而言，直至今天，方志学界不少人还在抱着《禹贡》、《周官》、《山海经》等某部书坐而论道，而大量史籍记载说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都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说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既然如此，我国的郡县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那么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否则将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要求产生这样性质的著作是不可能的，西周当然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人异想天开地说，方志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采用了文化反映论的观点，根据对我国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方志起源于两汉的地记。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先生都持这种看法。当然，关于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我们除了从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外，还有确切的史书记载为依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这段记载说明，地记这类著作，还是从统治者所提倡开始，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家乡之盛，诏撰了《南阳风俗传》，而所记内容，就是本地人物、风俗、山川、物产等，这么一来，各地纷纷仿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总结性地指出：“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这就是说，地方性的郡县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我们认为，做学问，科学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别人研究出正确结论，我就坚决服从，这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方志学界很大部分同志对方志起源问题，还在抱残守缺，闭起门来搞文字游戏，别人的研究结论拒不接受，史书的明文记载视而不见。这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实在相距太远。

我对章学诚的研究几乎持续40年之久，从研究史学史以后，就一直以他为主轴而向外辐射，因为他不单是位史学评论家，而且又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对文学、哲学、校雠学、谱学亦多有建树。他的史学理论与刘知幾齐名，按白寿彝先生所讲，他的史学理论比刘知幾还要高一个层次。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生平惟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41岁方才考取进士，九年后冬间已垂得知县，可是为了自己所爱好的文史校雠之业，忽决计舍去。若为生活计，一个知县养家糊口自不成问题，然而一旦做了县官，自己所好之文史校雠之业将如何处置？经过比较，最后还是弃了县官职务，以继续自己的文史校雠之业。仅此两点，今天有几人可以做到？由于他所从事的是文史校雠之业，因而就养成了“好辩”的习惯，当然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致死后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也未得到改变。诚如美国学者倪德卫在其所著《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一书中对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所作的批评：“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术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思想家。”这个批评，自然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对于章学诚，我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有多篇是为其辩白。有人说章学诚在考据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贬低戴震，我便写了《章实斋与戴东原》，指出章学诚对戴震是褒大于贬，在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也是章学诚；有许多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产生误解，我则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说明章学诚当时论述“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义；有人说章学诚不是浙东学派（史学）的成员，我便写了《章学诚和浙东史学》，指出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提出的“史德”，已经包含在刘知幾的“史识”之中，我又写了《“史德”、“史识”辨》一文，指出两者属于不同概念，“德”是指行为规范、道德品质，“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根据多年研究的积累，1984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这是国内首部关于章学诚的研究著作，虽然仅有17万字，但毕竟有了专门的论著。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由于章氏代表作《文史通义》版本不一，给学术界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主要的两种版本外篇内容竟全然不同，一个是序跋书评驳议，另一个则全是方志论文，若引文不注明版本，读者真无法查对。况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本子所定，又都不代表章氏本人之想法。为此，我早就决心要对该书进行整理新编，使之既能符合章氏著述该书的宗旨，尽可能接近作者著述的原意，又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得到方便。1983年初编完成，1985年修改定稿，因为出版业不景气，迟至1993年方得出版，国内外许多师友都认为可以作为该书的定本了。全书共收303篇，其中原两种版本内所收之文合计218篇，新增补之文85篇，新增篇幅达三分之一强。其中还收了两篇佚文，在至今所有刊行的章氏著作各类版本中均未收录，就连胡适、姚名达二位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也未见过。文中反映了章氏著述《文史通义》的重要学术思想和观点，明确提出“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在学术界可以说是鲜为人知的。正当该书临近出版之际，接到匡老（亚明）主持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来信，约我撰写《章学诚评传》，于是便不揣浅薄，欣然应命。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评传，便约叶建华同志和我共同撰写，因为青年人对于新观点、新事物都更为敏感。他是我首届研究生，勤奋好学，已经发表、出版学术论著70余篇（部）。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章学诚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分别从生活时代、生平事迹和著述、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教育思想以及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方面，多角度系统地进行了论述。对他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书中也决不回避矛盾，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与各种不同看法展开争论。诚如南大思想家研究中心给匡老所写对书稿评审意见中所说：“本书稿具有很大的争辩性。”“直到现在还有人把章看作‘乡曲之士’、‘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基于此，本书稿在突出章学诚主体思想的同时，常为章氏辩诬。如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与王守仁相比其说新在何处？章氏批评戴震是否是坚持宋学、是否就是章氏‘六经皆史’之糟粕？章学诚是对我国学术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还是‘乡曲之士’及‘读书不多而好发议论’的人等等，本书稿皆以先人和时人的观点为对象，以章氏本人著作为根据，参照有识之士（包括外国人）的论述，给予有力的辩驳。所以读本稿能够闻到章氏本人所特有的‘好辩’的气息。”就在这部评传撰写即将完稿之时，突然接到李侃先生来信，约我为《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撰写《章学诚评传》。当即回信说明不宜再写，况且当时眼疾还在发作之中。然而，虽书信多次往来，想请李公另请高明，但最终还是承李公之厚意，以“非阁下莫属”而使我不得不接受下来，否则将有失于朋友之道。这就是我所以在差不多同时撰写两部《章学诚评传》的缘由。当然李公所言也很在理，他所约的是评论一个史学评论家，字数也仅在10余万而已，而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侧重面显然有所不同。根据我当时的实际情况，征得李公同意，由小女仓晓梅帮我一道撰写，于是得以按规定时间完稿。非常巧合的是，两部评传竟都是在1996年出版。

曾有朋友这样对我说，由于我长期对章学诚的著作进行研究，因而章氏的治学精神中的某些特点也影响了我，如“善于辩”。这自然是客气的说法，说白了不就是“好辩”吗？记得20多年前有个刊物的编辑同志正是冲着我这“善于辩”而要我给他们一篇稿子。我认为从做学问角度来看，“好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学术界有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研究结论自己有不同看法，等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有什么不好呢？做学问就是要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否则老是作无病呻吟的文章有何价值？我十分坦诚地承认，我在做学问过程中每遇问题确实“好辩”，这不仅表现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上面，而且集中表现在好多问题上。如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但自诞生以后，一直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海外有些学者却先后发表不少文章，但是他们着眼点偏重于从学术思想史内容去找源流，因而把《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淮南子·鸿烈篇》一一罗列，很少考虑这种学案体的结构组成，不是从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而美国一位学者又仅从“学案”这一名词来探源，因而把明万历年间刘元卿所作《诸儒学案》看作学案体的首创。为此，1988年3月23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1989年《新华文摘》第7期全文转载），后来又发表了《黄宗羲与学案体》等文，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属学术史，但是所有学术史著作未必都是学案体，因为作为史书一种体裁的学案体是由特定的几个成分所组成，正像纪传体史书组成一样，在分类上那种把学案体附在传记一类的方法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与人物传记绝不相同。

对于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我也发表了几篇和别人辩论的文章。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我校曾举行大型学术讨论会。当时我写了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副题是《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关于《通鉴》的编修分工，在60年代曾因翦（伯赞）老一篇文章引起争论，对这个历史悬案，我也想谈点看法。不料前来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一位北京学者，在看了拙稿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某刊物发表一篇文章，以讥讽挖苦的口气对拙稿进行批评。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当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即使我错了，也不该讥讽与挖苦，何况我并没有错。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我自然要写一篇答辩文章。我发现这位先生的错误在于对司马光给刘恕的那封信理解有误，我想还是一道来读这封信吧，于是便写了《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文章本着心平气和的态度说理，而不是你来一枪，我必回敬一刀。我认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必须平等相待，以理服人，决不允许盛气凌人，只要双方把司马光这封信都理解正确了，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司马光是封建时代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然而也曾有位先生写了文章批评司马光在其著作《资治通鉴》中曲笔。我看了文章后觉得并非事实，于是便写了《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的求实精神》，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司马光修《通鉴》，凡所征引的材料，大都作过考证，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他曾撰《通鉴考异》30卷，目的就是为了把史实取舍的经过全部告诉大家，他所编写的史书，都是有根有据，若有疑问，有《考异》可查。这也说明他作史光明磊落，不怕别人挑剔。有的著作中讲司马光是位宿命论者，我不同意此种说法，因而又写了《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一文。这都是对司马光研究中有争议的地方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在《越绝书》问题研究上颇有心得。1990年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针对学术界（主要是方志学界）有些人把这部史书硬说成是地方志，文章从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多方面论述了《越绝书》只是一部地方史，而绝不是地方志。文章发表后，新华社还发了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里作了广播，《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国内多家报纸分别以不同的标题加以转载，其影响自然可想而知。文章附带讲了该书应成于战国后期，其作者自然也就不是东汉人袁康和吴平了，其实此说宋人陈振孙和近代余嘉锡都早已讲过，只是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已。前年（1996），为了替周生春教授《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一书作序，不得不再与《越绝书》打交道，因为两书内容有其互补性，后来历史发展，使它们似乎如同姊妹篇了。在此过程中，尤其是看到《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不仅正史《后汉书》有传，地记《会稽典录》中有记载，而且历代谈论或记载《吴越春秋》时，也总必然提到赵晔，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再按此道理来查被誉为“百年一贤”的袁康、吴平，自东汉至明中叶以前，竟然蛛丝马迹全无，于是使我感到这两人全然不像历史人物，实际上乃子虚乌有。去年（1997）初便在台湾《历史月刊》3月号发表了一篇《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指出袁康、吴平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明中叶学者杨慎臆造的人物，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用其说，遂使之得以流传数百年而不被人们所察觉。此文因发在台湾刊物，大陆还很少有人知道。鉴于方志学界有些人至今仍坚持《越绝书》是最早的地方志，加上《越绝书》的作者、归属、内容、书名等问题，今年初又发表了《‹越绝书›散论》一文，对上述问题一一加以论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理所当然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不必惋惜而放弃，若是觉得并没有错，则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千万不要做失理也不饶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物。笔者那篇文章发表已将近八年，从未见到有辩论的文章，然而坚持认为《越绝书》是最早的地方志的文章却从未间断，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文章中对袁康、吴平不仅不是该书的作者，而且连历史人物也不是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论述，同时还指出炮制这两个臆造人物的杨慎，竟是一位“制假老手”，作伪之书很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有揭露，陈耀文、胡应麟并有专书批驳，这样的人所析隐语，其可信程度有多少自然可想而知。文章对于该书内容、归属和名称也都作了论述，特别是关于归属，从来未有人谈过，因为向来被认为是浙江最早的史籍，或浙江最早之方志，从未有人提出过疑义，可见习惯势力影响之深远。书中明明讲了，这是吴越两国贤者所作，所记内容又分明为吴越两国之事，并且几乎各占其半，以今天而言，显然应是苏浙两省所共有，并非浙江独有。在科学研究中，来不得半点客气好讲，多年来一笔糊涂账，应当讲讲清楚。由于所论述之事较多，比较琐碎，但又都非常重要，故名之曰“散论”。

方志学既然是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对于方志学界的情况我不仅要了解，而且也参与许多修志活动，特别是新编志稿的评议，从80年代开始修志以来，从未中断过，从中我也吸取了不少新的养料，加之看了许多已出版的新修方志，发现不少问题，感到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许多新志书过分强调经济部类，从而削弱了其他内容；半数以上的新修方志“艺文志”都被砍掉了；民国时期的内容不仅很少，而且有的还把民国时期政府机构打入附录中去了；许多新方志序成了排位子、拉关系的装饰品，三序四序不足为奇，有的竟达七八序之多；方志本是资料性著作，有的则大谈宏观，大讲规律，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与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误导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而且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有人说修志中“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已经过时了；“据事直书”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编造出“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特点”，等等。还有不少论著将历来公认的舆地著作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也都列入方志行列，诸如此类，甚是不少。为此，我于1994年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对13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这类评论文章，要批驳错误观点，势必牵涉一些人，甚至可能得罪一大片，但考虑到事关新一代方志编修的质量，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点胆量和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

谱牒学和方志学一样，也是史学发展的分支，理所当然是我研究的内容之一，因此，还在80年代初，就已发表了《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一文。近年来在阅读海内外一些学者有关谱学论著时，发现不少问题很值得商榷，因而去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这又是要评论那些错误的说法与观点。对错误的说法和观点，听之任之吧，是对学术发展不负责任；而发了文章，必然给人一个感觉，似乎我这个人到处在批评人家，就像一个消防队员。因而深感学术评论之不易，文学、史学如此，方志学、谱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198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我们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编纂一套“二十五史辞典丛书”，而学会又将此事交由我来负责，我除了自己主编其中《史记辞典》、《汉书辞典》外，还得组织、指导其他各史辞典的工作。全套辞书共分14部，每部辞书编委会开会我都得参加，由于这套丛书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使我自己10多年前就计划撰写的《浙东史学》一书，迟迟不能脱稿。不过由于自己直接主编了两部辞书，也深深体会到辞书编纂工作的艰巨性，必须慎重从事。当然对于目前社会上有些人把编纂辞书作为生财之道的不正之风，深感有必要严加制止。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已整整40年了，回顾以往，有两点体会：第一，做学问不能赶风头，因为风向是常在变的，你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三心二意，要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可随波逐流，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得到高深的造诣。第二，不要贪多，一切围绕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这里我还是引章学诚的话来说明，他告诉大家：“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这就是说，要想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这种“善弃”的精神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分主次地样样都去研究，结果将是一无所成。所以必须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珍惜光阴，刻苦奋斗。有的青年朋友曾经问我，既研究史学史、文献学，又研究方志学、谱牒学，精力是否分散？我回答说，看起来确实是好几门，但它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研究起来往往起到互补的效果，无须另立门户去研究。对于应酬文章之类，我也并非一概拒绝，往往借应酬文章而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若与我研究范围无关，又不能借题发挥，我则一律不写，可以说毫无客气余地。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的研究立于不败之地。

（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