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侠客行侠，并无一定之规。同是史家，司马迁笔下的侠客与班固笔下的侠客尚且不同，更毋论后世文人千差万别的侠客形象。但何谓“行侠”，在汉人毕竟还有个大概的标准：除了讲信用、重然诺、赴士之厄困这一正面形象外，还有睚眦必报、藏命作奸、自掌生杀大权这一负面形象。司马迁不讳言其“不轨于正义”，班固则称其“惜乎不入于道德”，后世反游侠者抓住其“不法”、“不道德”不放，赞游侠者则力图使其行为合法化、道德化。曹植等人之所以非要“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不可，就因为若非如此，这些“不法之徒”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于是游侠诗篇往往借助于“仗剑行游—驰骋边关—立功受赏”这么一个三部曲，使得侠客“少年时代”的不法行为不但可以原谅，仿佛还是日后保家卫国的“前奏”，以便让这令人仰慕又令人害怕的轶出常轨的“流浪儿”重新回到文明社会。

唐代小说家无疑也面临这同一课题，即如何借突出侠客“行侠”的伦理意义来消除读者的疑惑和不信任感。或则“仗义”，或则“报恩”，如此行侠自然是光明磊落；“比武”学艺虽谈不上崇高伟大，可也无伤大雅——唐宋传奇中侠客行侠的三大主题，可以说都无懈可击，后世的武侠小说也大都依此为本。可过于纯洁的侠客形象，有时并不十分可爱。反而是那些尚未完全定型的带有更多原始游侠味道的侠客，更值得品味。侠客周皓“常结客为花柳之游”，为保护宠爱的歌伎而出手打伤将军高力士之子，然后亡命江湖；而另一个大侠周简老则出以援手，“令居一船中”，并妻以表妹，借此逃避官府追捕（段成式《周皓》）。冯燕“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毬斗鸡戏”，杀人亡命后又奸人妻女，形象实在说不上高大；只不过后来的“杀不谊，白不辜”，还有点侠客的味道，难怪作者赞曰：“真古豪矣！”（沈亚之《冯燕传》）只可惜此类既可爱又可恨、未经充分道德化的侠客形象，在此后的文言小说中很少出现。

侠客为“仗义”而行侠，可以是报自家冤仇，也可以是赴他人厄难。赴他人厄难与除天下恶人，此类行侠执掌正义替天行道，自是大快人心。若薛调《无双传》、皇甫氏《义侠》、吴淑《洪州书生》、孙光宪《荆十三娘》中的侠客，都可作如是观。至于为报自家冤仇而杀人算不算正义的行为，这可就比较复杂了。《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不为其外甥报仇，并非侠客不能报私仇，而是因“吾儿不直”。《拍案惊奇》卷四中韦十一娘谈剑仙杀人报仇的依据：“就是报仇，也论曲直。若曲在我，也是不敢用术报得的。”可见关键在“曲直”，而不在“亲疏”。谢小娥父、夫均为盗贼所杀，于是忍辱负重伺机报仇（李公佐《谢小娥传》），其正义性无可置疑；解洵之妾杀死忘恩负义的丈夫（洪迈《解洵娶妇》），虽说罚不当罪，可也事出有因。薛用弱《贾人妻》和皇甫氏《崔慎思》中的女侠为报家仇而杀人，由于家仇的性质小说未及介绍，其复仇是否合理无法判断。“吾本无心，偶见不平事，义不容已”（洪迈《郭伦观灯》）——此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固然是后世武侠小说的主角，“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贾人妻》）——这样没有原则的复仇愿望，也是后世武侠小说中冤冤相报永无了局的江湖厮杀的先声。

侠客为“报恩”而行侠，这基本上是唐代小说家的发明，与古侠的行为风貌大有距离。朱家、郭解辈专门施恩于人而不图报，甚至为主持正义不惜触犯法律，焉能有忠君敬主的观念？报知己之恩是刺客荆轲、聂政辈的行径，与游侠无涉。只是后世文人往往把两者混同，没有体察司马迁区分刺客与游侠的良苦用心，即使在陶潜歌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和李白吟唱“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这样的游侠诗篇中，也都穿插荆轲的“易水寒”意象。这就难怪唐诗中的行侠往往不是“仗义”而是“报恩”——“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卢照邻《刘生》）, “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 “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李白《结韈子》）。唐传奇中的侠客，也颇有为报恩而行侠的：红线、昆仑奴是报主人之恩，聂隐娘、古押衙是报知己之恩。所报对象虽然不同，但因行侠不再出于公心，不再分辨是非，从替天行道降为为人谋事，即使所谋得当，其境界也大不如前。至于“报主恩”中明显的依附关系，使得侠客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英雄汉。而“为主行侠”与“为王前驱”，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晚清侠义小说中追随清官东征西讨的侠客，在唐代这一行侠主题的分化中不就已露端倪了吗？

有趣的是，与侠客的讲究报恩形成对比，唐宋传奇中的刺客反而深明大义，不论个人恩怨。皇甫枚《李龟寿》与罗大经《秀州刺客》均写受人之托前来行刺者，“感公忠义不忍加害”，此等“奇男子”, “殆是唐剑客之流也”——这与古刺客之不讲是非但问恩仇又自不同。也就是说，在唐宋传奇中，“游侠”与“刺客”形象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这一转化的原动力是如何使“侠客”（包括古游侠与古刺客）的行为更具合理性，更富有崇高色彩。至于强调报恩的观念而使后世的侠客丧失个人意志，甚至堕落为当权者的奴才或鹰犬，这可是唐代小说家所始料未及的。

唐宋传奇中还有一些侠客，既未仗义，也未报恩，只是在某一特殊场合中表现其神奇的技击本领。袁郊的《懒残》，皇甫枚的《嘉兴绳技》，段成式的《僧侠》、《兰陵老人》、《京西店老人》以及孙光宪的《许寂》等，虽也含有一点人生教训，可在作者在读者，关注点都集中在技击而不是人物关系的描写上。此类侠客虽任侠而不违法，虽打斗而不流血，带有表演和游戏的性质，显得轻松活泼，别有一番情趣。在唐宋两代，此类作品似乎不大起眼；可演变为后世武侠小说中既紧张又风趣的比武或者学艺场面的描写，却颇有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