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罗马法之四个时期

英史家吉波(Gibbon)分罗马法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 起罗马建国至《十二表法》之制定,厥为不成文法时代

第二期 起《十二铜表法》制定,至共和政治末期,厥为成文法时代

于此时代,始产出有名之《十二铜表法》,尔后百人团大会,亦屡发布成文法。

第三期 起帝政初期,至亚历山大·塞维尔(Alexander Severus)帝:(纪元222年至纪元335年在位),厥为成文法发达时代。

于此时代,罗马之文化进步,以《十二铜表法》及其他简单之法律,不足应时势之需要,爰以裁判官告示及法学家解答、成文法以补充之。

第四期 自亚历山大·塞维尔帝至优士丁尼帝,厥为法典编纂时代。

于此时代,罗马之成文法,渐次增加,裁判官告示及法学家解答,汗牛充栋,此其所以有浩瀚渊博大法典之编纂也。

成文法发达时代,拉贝奥(Labeo)、卡比多(Capito)二人,互张门户,不相上下,拉氏门下有普罗库勒(Proculus),卡氏门下有萨宾(Sabinus),故世称拉贝奥之学派为普罗库勒派,称卡比多之学派为萨宾派。普罗库勒采守旧主义,属于旧派,萨宾采革命主义,属于新派。两派争议,固结不解者,亘百六七十年,及萨宾派之尤里安(Iulianus)出,法律学问,大改面目,普罗库勒派,遂收反对之旗。此后第2世纪与第3世纪之交,凡百年间,学者辈出,最博名誉者五人:盖尤斯(Gaius)、帕巴尼安(Papinianus)、乌尔比安(Ulpianus)、保罗(Paulus)、莫德斯汀(Modestinus)是也。此五大学者,声名洋溢,驾凌前哲,遗范于千载之下,优帝法典,采用五大法律家之学说居多。

五大法律家殁后,继起无人,法律学问,顿现衰颓,然而法律自身之发达,骎骎乎靡所底止,当时颁布之一条一例,汗牛充栋,遂开法典编纂时代之曙光。至优士丁尼帝时,任命特里波尼(Tribonianus)为委员长,狄奥菲尔(Theophilus)、多罗特(Dorotheus)为副委员长,编纂法典,以533年而大成,即名《优士丁尼法典》。优帝法典,分为三部,第一部《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计四卷。第二部《学说汇纂》(Digesta),计五十卷(此二部系533年制定)。第三部《优士丁尼法典》(Codex Instinianus repetitae pradectionis, 534年制定)。就中《法学阶梯》,以盖尤斯之《法学阶梯》为基础,参考他书而作,供初学者教科之用。次如《学说汇纂》,网罗五大法律家,及著名法学者之学说,而《优士丁尼法典》,专集奥古斯都(Augustus)皇帝以后历代皇帝之敕令及其他成文法律也。

自此法典告成之翌年(535年)迄优帝崩(565年),中间颁布敕令,悉为单行法律,近世所存者,其数155(或云168或云152),称此敕令曰《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并《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法典》为四部,总称之为《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

优帝编纂法典之地,在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前君士坦丁帝时,有学者私撰法典,罗马之有法典,实以君士坦丁帝之时,学者格雷哥里安(Gregorianus)及赫尔莫杰尼安(Hermogenianus)私撰法典为始。其编纂法典,公诸于世者,则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是也,帝于438年,任安提奥克(Antiocus)为总裁,集君士坦丁帝以来之敕令而编为成典,计16卷,其遗存后世者,仅前五卷,余则失传矣。以后尚有《巴奚利卡(Basilica)法典》。优帝编纂法典之效力,不惟行于东罗马,且行于意大利,及其殁后,法典敕令,悉译为希腊语,或以希腊语解释之,或改正其法典,或废止其原文。至878年,更编纂巴奚利卡新法典,然此法典,虽标新法典之名,究无新机轴之实,故后世法律学及立法例,仍以优帝之法典为模范也。

君士坦丁堡,经始系罗马大帝君士坦丁氏(Konstantinus)城成,遂以字名,用志伟绩。该城地势居博斯破鲁斯(Bosphorus)海峡西岸,雄壮秀丽,其险要扼地中海、黑海之咽喉,虎视小亚细亚各地,建筑精巧,不啻亚欧两洲间之枢纽。凡亚洲风俗、学术及社会上之文化,胥灌注于此。西方学子,负笈东来者,又必经其地,于是各方之思想与文艺,莫不景仰,因此遂成为政治中心。

加以西罗马属日耳曼后,所有西方之文学典籍古物,及一切成绩纪念品,皆携之东归,匿迹于此。故君士坦丁城之荣誉益大,文物声名,郁为天府,比之前罗马府,有过之,无不及也!唯近世以来,因政治上风俗上军事上种种关系,此千五百余年首都之君士坦丁堡,较之从前,已有一落千丈之势矣!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灭东罗马帝国后,建都君士坦丁堡,东自波斯边境,西至巴尔干全部,北起高加索与多瑙河诸省,南达非洲北岸,君士坦丁堡居中,所以成为政治中心。自帝国衰后,非洲领土全失,欧洲零落无余,最近则亚洲、叙利亚、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等处异民族,纷纷离异,政治上之失势者一。君士坦丁堡,历史悠久,腐化势力,根深蒂固,例如执政专横,官吏贪墨,风气颓靡,人心游惰,已成积重难返之势,风俗上之腐化者二。君士坦丁堡,现在则海峡完全开放,地带作成解除军备区域,交通如故,已失扼守绾毂之势,虽洛桑(Lausannc)会议允许土国驻兵12,000人,以为防守君士坦丁堡之用,而海峡开放,各国军舰,自由出入,屏蔽尽撤,无险可守,军事上之失势者三。积此三种原因,所以国民党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 Pascha)毅然决然,迁都小亚细亚中心之安哥拉(Angora),此与俄国由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我国奠都南京,用意相似。唯土耳其过去之政治经济司法外交各种地位,与中国相似,中国现状,尚在纷乱,土耳其则艰苦卓绝,卒底于成,观于此而我国国民,应如何急起直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