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

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都以一个阶段的物质扩张为特点，这之前有一个阶段的金融化，当以前的霸权国家和商业组织被挑战，最终被一个新的世界霸权和一群新的资本家取代，这些资本家通过引领组织革命而创新（Arrighi，1994）。

正如标志着每个新的体系周期开始的物质扩张阶段都是由一种新的政治—军事组织中心和经济权力中心所创造，因此，物质扩张的条件一定根植于一种新的、地理范围更广的、技术上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态掠夺模式。在这些危机和重组交叉的阶段，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特别重要。在这些阶段，

 

系统的内部结构（它内部的等同部分）一定与现存于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起变化。后者的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社会和自然的等同部分的特点决定社会运动的基本过程。（Bukharin，1925，p.79）

 

正如在商业和制造业中，每个世界生态的根本重组都在系统的物质扩张阶段带来越来越多的回报（图2）。

在这种背景下，增加的回报可以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获取。生产通过最小化直接生产者的消费以便最大化可出售的剩余实现重组。这在现代早期欧洲的农民和美洲的奴隶那里经常是事实（Wallerstein，1972，pp.44）。或者，生产可以以更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重组——提高生产力，这是通过土地、劳力或资本的投入单位计算的，并通过各种技术和社会革新实现。自然，在任何历史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增加农业剩余的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但是，事实似乎是，经过几个世纪，第一种模式逐渐被第二种模式破坏。并且，事实可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型到下一个阶段时，随着正常的市场活动的破坏，第一种战略重新获得了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危机阶段，通过市场方式达到的、更新的资本积累——只有当特殊的社会关系和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被国家权力的方式承认——才是可能的。认为这些是唯一的战略是错误的，一个是非资本主义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不管这些战略，每一次农业生产和攫取的重组，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供出售的剩余增加，这是更新的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例如，我们也许可以思考，现代早期种植园和种植园群的形成如何是物质扩张的必要条件，这些物质扩张体现在奴隶贸易增加、造船增加，以致最终所谓的工业革命的发展上（Blackburn，1997; Curtin，1990; Mintz，1986）。

因为每一次物质扩张都是在越来越激烈的内部竞争压力下爆发，种植园主、农民和其他农业商品生产者（包括矿工）强化了对环境的掠夺，导致回报的减少。需要新的土地供应，需要新的人力供应开发新的土地。重新组织生产需要的大量资本——主要是通过建立新的生产点——是通过上升的霸权获得的。例如，17世纪早期，荷兰资本支持了西印度甘蔗种植园的发展（Edel，1969），使甘蔗生产中心从巴西转移；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中期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倾向于转型扩张的积极战略，这是绿色革命背后关键的因素。一种新的、技术上和社会上越来越先进的农业企业，例如种植园或资本密集型的家庭农场，在这些处女地上变得可能——即这些土地幸免于，或相对来说免于，早先资本家的开发。因此，每一个新的农业—生态生产安排都构成每一个新的体系周期的不可或缺的支柱。

每次新的、系统范围的物质扩张的早期阶段，资本家们都发展出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农业—生态掠夺方式。这以一种最根本的方式在商业和制造业中确立了新一轮物质扩张的条件。在系统范围的扩张过程中，随着内部竞争的增加，资本家对自然的掠夺也增加了。过多的生态掠夺导致成本增加，假以时日，就要求世界生态的根本重组，更不要说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就更加需要重组——译者注）。每次重组不仅是组织的和是技术的，也是世界—经济地理扩张的新阶段，这伴随着在资本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的农业对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屈服。并且，这些扩张阶段也总是世界范围的原始积累的环节，这并不是持续循环的。在新大陆，这种原始积累以边疆扩张为特点（see J.W.Moore，1997b，2000b），而在非洲和亚洲，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形式，生产者阶级（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和（殖民的和买办的）资产阶级的再生产。这两个地区的原始资本积累的辩证关系对于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出现意义重大，这反过来，又把欧洲的军事力量和商业组织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可以吞并世界财富最集中的亚洲（Frank，1998）。

每一次世界生态的连续重组都有双重的目的：（a）农业—生态的重组增加了对生产方式的需求（奴隶、肥料、拖拉机、基因工程的农作物品种等等），这使得初级产品的生产比以过去更高效的方式增加，因此减少了商业和工资的成本，使得新阶段的物质扩张成为可能；（b）通过原始积累的过程，每一次重组都导致了广泛的去乡村化，并创造了劳动力大军，这最终降低了成本，为资本家提供了工业重组的新机会。这些新的、扩大的劳动力大军反过来又被新的世界规模的农业组织更便宜地供养（进一步削减了资本的工资账单）。然后，这一过程重新开始，每一次都带来社会和生态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强尖锐，越来越有破坏性。

因此，每一次新的体系积累周期都标志着多个地理层面上生产的生态关系的世界转型。笔者认为总共有八次这样的转型。这些转型在跨不同世界—经济区域中表现得各不相同——核心区域的发展不同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很久的地区的变化和冲突不同于那些最近才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地区。并且，不是每一个体系周期都伴随着所有种类的根本转型。首先，正如我们指出的，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一直扩展，直到20世纪早期涵盖了全球。其次，城乡劳动分工在世界—经济和国家的规模上重组。为了给核心区提供农业和其他初级产品，全球大部分地区被重组。结果专业化和单一种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加强。第三，农业生产单位改变。例如，19世纪晚期边缘区的种植园让位于合作种植园（Beckford，1972; J.W. Moore，1999）。第四，劳动组织的主要形式和劳动过程改变。第五，乡村固定的环境转型，特别是灌溉工程、铁路的建设，等等。第六，农场投入的种类有改变。第七，对基因储备的全球组织和控制转型，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核心国家和资本之手。最后，每一次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都是由广泛的自下而上的农村的抵制促成。

笔者认为有五次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

14世纪50年代到16世纪80年代。这次转型是从封建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乡村和城市不稳定的上升势头导致欧洲国家和领主把注意力转向世界市场和地理扩张。1535年至1680年，欧洲的控制区域“从大约30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700万平方公里”（Chaunu，1959，p.148，as cited in Wallerstein，1974，p.68）。在西北部欧洲的核心区，随着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被资产阶级农民取代，这里也开始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例如三圃轮作制和可转化的畜牧业（R.Brenner，1985a; Slicher van Bath，1963）。在东欧和美洲这两个新边缘区（包括大西洋诸岛），新的农业企业出现：东欧的领主，采用再版的农奴制；美洲的种植园主，采用非洲的奴隶制（Kay，1975； Malowist，1959; Wallerstein，1974）。在这两个企业中，单一化的专业种植是基础。在美洲，欧洲的入侵不仅带来了如世界末日般的传染病，而且也带来了动植物的哥伦布交换（Crosby，1972，1986）。

16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新的农业—生态重建始于16世纪末。世界—经济扩展到包括美洲和西印度的许多重要部分；虽然与以前和以后的体系周期相比，这一阶段是巩固阶段（Arrighi，1994）。17世纪的前半叶，农业不稳定的情况进一步加剧，这一时期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包括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法国的投石党运动以及加泰罗尼亚的起义（Mousnier，1970; Wallerstein，1980）。也许，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农业—生态发展是种植园群的发展，以及其延伸到西印度和英国在北美的南部殖民地。随着种植园体系的繁荣，非洲的奴隶贸易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Blackburn，1997; Curtin，1990; Williams，1944）。也是在美洲，随着1563年万卡韦利卡水银矿藏的被发现，“采矿业对环境的影响剧增”（Dore，1991，p.15）。波托西的矿业中心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最大城市，到16世纪末时人口增加到350000人。在东南亚，荷兰不仅控制了香料贸易，而且控制了香料生产，使其他有竞争性的生产中心荒废，并获得对其他中心的霸权（Fuber，1976）。

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从18世纪中期起，一轮新的资本主义农业转型横扫中心区，世界经济又一次急速扩张，带来了新的边缘区的农业生活的主要转型。1815—1878年，欧洲直接殖民控制的地区从全球的55%增加到67%（Fieldhouse，1966，p.178）。这一阶段的前期，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初，以西方所谓的世界革命为特征，这包括整个世界经济扩张期的各种农业革命：法国的、海地的和美国的革命；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在秘鲁的起义；普加乔夫在俄罗斯的起义和其他地方的小规模运动（J. W. Moore，1997c; Palmer，1954; Silver & Slater，1999; Wallerstein，1989，pp.193—256）。在英格兰，圈地运动在18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在法国，革命前所谓的贵族的抵制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反抗强加于乡村的资产阶级逻辑；在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和北方商业资产阶级在美国革命中的胜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农业转型，这最终在各地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农业，边疆区除外（Braudel，1979/1982，pp.293—296; Mantoux，1961; J. W. Moore，1997b; Post，1995; Wallersterin，1989，pp.41—42，e.g. chapter 1 passim）。在新的边缘区，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在印度，始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统治者强加“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税收到农业生产者身上”（Arrighi et al.，1999，pp.111—113）。对直接生产者的挤榨“导致了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超级掠夺，这甚至有一种破坏自然生产的倾向”（Bagchi，1982，p.84）。最后，广大的半边缘区也被卷入——俄罗斯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白人殖民地以及其他地区被卷进世界市场，成为主要农产品的出口地。在19世纪中期（1840年至1870年）英国霸权巅峰的时候，世界耕地增加了50%，世界农业贸易增加了450%（Hobsbwm，1975，p.196; Ponting，1991，p.224）。由于人工环境的发展，这一切变得可能：运输基础设施极大增加，主要是铁路和汽船。到这个时代末，农业资本主义的商业化迈出了第一步，特别是在美国和西印度（Post，1995; Tomich，1991，1994）。随着英国19世纪30年代在其殖民地上解放奴隶，奴隶制的第一阶段逐渐结束，但奴隶制的第二阶段在英国的对手控制的一些地区——西属古巴、葡属巴西和美国南部开始（Tomich，1988）。最后，不列颠不仅成为商业的和金融的票据交换所和世界工厂，而且成为植物帝国主义的全球组织中心（Broswimmer，1991）。事实上，英国殖民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就是吞并世界的基因储备。例如，鸦片战争不仅只是关于鸦片，也是关于打破中国对茶叶贸易的垄断。1848年，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g）把2000颗茶树和17000颗种子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到19世纪末，英国人开始喝在印度而不是中国种植的茶叶（Juma，1989，p.49）。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代从19世纪晚期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英国霸权所带来的巨大的地理扩张被英国霸权在19世纪后半期（1873年至1896年）的大萧条巩固而不是减缓。欧洲对全球的控制在1878年至1914年从67%扩大到84.4%（Fieldhouse，1996，p.178）。又一次，农业不稳定的规模和范围都急剧扩大，导致了墨西哥和俄国的社会革命，以及新边缘区强有力的反殖民地运动，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J. W. Moore，1999）。

与英国霸权时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阶段的特点不仅是受保护的民族经济的形成——这是英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在核心区民族农业也开始形成（Friedmann & McMichael，1989）。美国起了领导作用，组织了具有活力的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在这一过程中农场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依赖于重型资本的投入，例如收割机和打谷机。因为专业化，农民消费了更大量的生产者的商品，因为时间越来越稀少，农民逐渐地消费更多消费者的商品（Feiedmann，1978）。这种专业化的前提条件是始于前两个时代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核心区的家庭农场不再是只出售自己剩余产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他们除了出售谋生别无选择（J. W. Moore & Gildea，in press; Post，1995）。在边缘区，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以不同的方式被卷入商品生产——有时成为（以粮代租的）佃农，有时成为乡村无产阶级，或者有时（但是很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到20世纪早期，边缘区的这些转型不仅带来了越来越深的社会冲突，酝酿着农民起义，而且也酝酿着生态危机（Wolf，1969）。也许边缘区最重要的农业企业结构是从边缘区的农场转型到合作种植，这主要是在美洲。这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是亚洲的原始积累过程，释放了大量的生产者，并成为美洲的合同工（Nothrup，1995）。这种向核心区的移动不仅限于亚洲人，遍及欧洲的农业转型创造了巨大的剩余人口，其中的许多人移居到北美。最后，世界生态的重组第一次涉及乡村人工环境的大规模重组。这在控制水方面的投入以及铁路建设方面特别明显，特别是在美洲西部，印度及埃及（see J. W. Moore，1999）。

20世纪50年代至今。也许二战以后开始的农业—生态转型时代即将结束是事实，但现在下结论还过早。随着地理扩张的终止，资本从扩大的战略转型到强化战略。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但是，这种努力在以前时代的社会冲突里面临着艰难的障碍，产生了强大的农民运动和一系列划时代的农民战争，包括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和其他国家（Wolf，1969）。因此，绿色革命只是现在才开始达到其完全成熟期。这次革命是世界规模的原始积累的最新阶段（也许是最后阶段）；这次革命更加激烈，因为没有边疆了。绿色革命的核心区主要生产各种高产的种子。事实上，对基因工程种子的生产和控制只是美国和它的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大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的目标是“把整个农业投入的一切商品化：肥料、杀虫剂、灌溉工程、拖拉机”等等（Pelizzon & Casparis，1996，p.129; George，1977）。结果是极端不公平的“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McMichael，1998，p.100）的强化。1940年，欧洲亩产价值是中国和印度的40倍，到1990年是70倍（Dore，1992，p.73）。核心区与边缘区类似，虽然后者的力量更大，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出口农业“瘫痪了家庭农场。”特别是在边缘区，农业地区被转换成“农业—出口‘平台’”，并以这些为特点：

 

地区生产服从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生产和消费关系……在这些条件下，农业越来越不是社会和国家基础的结构，在全球资源战略中的比例越来越少……进而，把地区合并到全球，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战略极大地降低了国家农场部门的结构基础，包括南方和北方。（McMichael，1998，p.102，p.104）

 

绿色革命的逻辑越来越产生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冲突。例如，1995年，美国农民花费400亿购买杀虫剂，“来挽救大约160亿的谷物”。重要的是，绿色革命破坏了这些谷物的免疫系统（Altieri，1998，p. 64; Perfecto，1992）。社会上来讲，绿色革命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通过乡村的原始积累和第三世界大城市的成长——非常快地导致了核心区和边缘区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每年大约7500万人口从边缘区转移到核心区（Barnet & Cavanagh，1994，p.296）。在边缘区，大城市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城市混乱，这是绿色革命背后越来越有趣的主要问题（Pelizzon & Casparis，1996，p.129）。对资本来说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对生态健康来说更有利的是新农业的出现，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这是在战后新的农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Petra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