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和自然做世界—历史的分析：历史上资本主义中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和沃勒斯坦关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分析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和自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这些观点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城乡劳动分工的历史特殊性及其新陈代谢断裂上，这种新陈代谢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生态地理特征，这种世界体系具有强有力的全球空间逻辑能力。但是，一旦此问题涉及历史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六个世纪中的世界生态的连续转型？用高度概括的方式，笔者粗线条地勾画现代世界环境史的解释性的轮廓。在这里，笔者应该重新强调，笔者的意图是为后来的研究提出马克思所谓的引线，并且希望建立一些新的方法，使社会研究者可以思考现代社会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

笔者的观点是14世纪危机后的环境转型构成了世界生态革命（adapted from Merchant，1989），这场生态革命以漫长的16世纪出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中心。

这场生态革命是许多革命的第一个。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资本将面对连续的世界规模的积累危机，这导致这一体系制度的和地理轮廓的一系列重建。正如阿瑞基和他的同事坚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他们称之为积累的系统的循环——都标志着商业组织中的组织革命，可以组织和领导这一体系的新的世界霸权的出现，一种新的阶级结构的出现（Arrighi，1994; Arrighi et al.，1999）。这种解释所缺失的是——以及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都如此——在这些体系连续重建中农业生态转型的重要性，包括目前的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以阿瑞基概念化的结构为基础，笔者认为这些农业—生态连续的重建阶段最好定义为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图1）。每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都产生一种新的、更密集的和更全球化的资本对自然的掠夺。

这种结果的原因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农业的特点和资本积累的不平均有关。

新陈代谢断裂的影响被资本主义农业“自然生态秩序激烈简化”的倾向所恶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单一生产（Worster，1990，p.1101; see also Haila & Levins，1992，chapter 5）。实际上，这种简化意味着从现代早期开始就有劳动分工，“不仅在工业和工业之间，而且在农业内部也是一样，”特别是在谷物种植和畜牧业之间（Wallerstein，1974，p.84）。我们也许还可以一方面加上农业与畜牧业之间重要的分工，另一方面还有矿业活动，矿业荒芜山区的生态系统，毒化土壤和其下的河流（Dore，1991; Dunaway，1996）。

结果是越来越深和越来越广的新陈代谢的断裂，不仅城乡之间，而且在乡村之间。通过一些地区的专业种植（单一种植或生产——译者注），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市场及其农业劳动分工加剧了城乡分工的破坏性生态影响。当然，单一种植在资本主义之前很久就存在。但是，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转移，这种单一种植变得无与伦比地广泛、规模更大，并且持续的时间更长。涵盖大部分欧洲和美洲的世界劳动分工的发展——形成、再形成，并且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和国内体系的刺激下逐渐扩张——变得可能，事实上使这种单一种植成为必须，这种单一种植专业化的程度在更早的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新的单一种植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主要集中在边缘区（Wallerstein，1974，p.102; e.g.，pp.15—129）；事实上，这些地区是边缘化的主要代表。

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条件下，专业化种植造成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假以时日，地方生态系统本可以自我更新，但在单一种植的条件下则不被允许。生态失衡（不稳定）反过来又导致了产量和利润的下降，因此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土地，新土地经常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边界之外。当寻求新的土地时，也需要新的劳动力。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57）50年前提出的，资本内在的逻辑是使为连续积累提供基础的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因此削弱了这一体系的人和自然的基础。从资本的视角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地理扩张，其次是在体系的现存范围内重建劳动体系和农业—生态关系。

因此，16世纪开始的新陈代谢断裂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能作为一个封闭—循环体系存在，这个术语是从生态学中借用的一个术语。相对于封闭循环的体系“持续地循环自己的营养”，资本主义是“一个流动的体系”，即“其依赖于外部的营养供应……它本身不能……生产”（Fischer-Kowalski & Haberl，1993，p.416）。资本主义不仅依赖于外部的营养供应。并且，由于资本主义要求无休止的增长，因此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与日俱增，需要更大的能量投入以使本身再生产。结果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能量几何级数的增长，今天几乎达到了自然的极限，随着资本为其自身占用了更多的能源，就为这个星球的其他生物留下了更少的资源。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还没有囊括整个星球，这些自然的极限就可以通过地理扩张得到克服，在更小的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向资本密集化的农业转型来克服，虽然后者的可能性依赖于前者的成功。

从这个视角，罗莎·卢森堡（1970）就“非资本主义环境”（p. 417）对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功能的论述，以及前者逐渐被资本和帝国国家侵略、破坏的观点适用于资本和自然的历史关系。“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与那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的一种新陈代谢，没有后者前者不能继续，并且前者持续吞噬、吸收后者”（Luxemburg，1970，p.416）。卢森堡用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争论也可以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被资本触及的生态体系。如此，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必要性——在现代早期（Hopskin & Wallerstein，1977）被当时人看到的一些必要性之一——可以被看作含有深刻的生态意义。事实上，生态恶化是15到19世纪世界经济循环地理扩张背后的主要动力，然后整个地球被卷入世界经济轨道。

这意味着构成“原始”积累（Marx，1977，pp.873—940）决定因素的生态转型并没有随着封建主义的倾覆而结束。相反，这些转型都具有双重含义——原始积累的时刻和长时段的最初时刻，这些含义在一系列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