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前面的概述中，许多历史的细节和理论的严密被忽略了。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仅是资本的逻辑，或显而易见的国家和资本的辩证关系（cf. Arrighi，1994）。这将是最片面的历史，其中土地和劳力是根据资本需要重塑的客体（Herod，1997; Lebowitz，1992a，1992b）。笔者并非想对复杂的、一直转变的资本、国家、劳力和自然的问题提供任何绝对的答案，笔者建议一个关于新陈代谢断裂、世界—体系和体系积累周期的综合概念，这将提供一个新的、有利的视角，由此我们可以观察自漫长的16世纪以来的农业—生态的重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生态过程的资本主义农业不仅涉及经济的和生态的全球和地方的转型，并且对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和国家政治体制也有同样深刻的含义（B.Moore，1996; Wolf，1969）。

本章关注的是体现在一种新的、对立的和从来就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城乡劳动分工之中的资本“全球扩张逻辑”（global expansionary logic）（Meszaros，1995，p.6）的历史地理。作为其存在的条件，这种新的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新陈代谢的断裂，这种新陈代谢断裂——由于其不稳定性——本质上是根本的全球化。即因为它的新陈代谢断裂，资本主义不能作为一个营养在其中循环的封闭的体系维持，而只能作为一个流动的体系存在，需要更大的外部投入才能维持。结果，这一体系被迫在其边界以外寻求新的土地。但是没有新的劳动力的新土地一文不值。结果，世界经济的每一次扩张不仅伴随着这一体系潜在的自然资源基础的扩张，而且同样也是原始积累的新阶段，这不仅是经济的和生态的过程，而且同样也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反过来，没有体系内人工环境的重建和扩张（特别是交通网络和对水和基因储备的控制，以及其城市的形式和农业定居地的模式——总之，城乡劳动分工的重组和地理扩张），这些新土地和新劳力也一文不值。农业—生态的重建过程和空间的扩张是循环的，而不是连续的，因为每次新的积累的社会空间的重组，特别是农业—生态关系，最初解放了，然后又遏制了积累。越来越广和越来越深的生态扩张的好处是可以维持自身的极限，因为自然会报复。直到20世纪，积累过程带来的矛盾——社会的、经济的、生态的形式——都可以通过地理扩张解决。但是随着空间解决方案的消失，资本转向内部扩张，与其他因素一起商品化，从而简化了世界的基因储备。同时，现在这样全球规模的内部扩张是可能的，因为资本把地球作为以指数增加的垃圾的载体。这样，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生态矛盾。笔者认为现代生态矛盾的恶化始于16世纪，目前的生态矛盾并不是本质上根源于工业化或公司的劫掠，而是资本自身的逻辑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