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沃勒斯坦：农业、自然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出现

马克思提出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沃勒斯坦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的结构，可以涵盖作为世界—体系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出现和资本主义生态。类似于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世界—体系的概念也出现在马克思的文集里，只不过马克思从未系统地或明确地论述过。对沃勒斯坦而言，资本主义出现的故事是在泛欧洲的世界—经济和其向美洲的扩张过程中农业和农业阶级关系的重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Wallerstein，1974）经常被批评为循环论，但仔细阅读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很接近马克思不偏不倚的分析市场、自然和生产的辩证关系的方法。从这个视角来看，《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仔细研究了世界市场结构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被地方的阶级冲突模式及与其相关的农业生产模式塑造，农业生产模式进行了深刻的转型，因为已经到了封建体系增长的极限。

沃勒斯坦（1974，p.35）认为封建主义的危机是“社会—自然”矛盾共同的结果。这里基本的思想是社会组织的封建体系在遇到不能逾越的界限之前只能前进到此。基于对剩余价值政治抽取之上的体系（指封建主义——译者注）对增加产量不能提供什么刺激，特别是其限制了对农业改进的投资。所以经济扩张以地理扩张为条件。只要人口持续增长，领主的收入就会增加。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土地耕种的数量也增加。这正是11世纪至14世纪的实情。到1300年，（封建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扩张的极限，主要有两个原因：（a）在欧洲的核心地区，农业的封建组织已经开始耗尽它的土地和劳动力，（b）聚居地的扩张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带到这个体系地理边缘产量越来越少的土地上。欧洲农民农业（peasant agriculture）存在的空间本来就小，加上核心区的人口过多，剥削过度，边缘地的过度扩张，造成社会组织的封建体系越来越容易受到艾瑞克·琼斯（Eric Jones，1987）所说的灾难冲击的破坏。随着冲击的持续，14世纪的寒冷不是特别严重（与中世纪相比——译者注）。但是经过前几个世纪的耕作的强化，定居地向贫瘠土地的扩张，使得中世纪的农业越来越依赖适宜的天气。变化的气候以及疾病的传播（我们即将看到的），都是封建主义“积累的伤痛”，因此把封建主义体系推向了断裂点（Wallerstein，1974，pp.34—35）。

封建主义危机的决定时刻是1348年的黑死病的到来。这场瘟疫的毁灭性影响可以从“社会组织的封建体系中涉及的资源紧张的长期因素”中找到（Wallerstein，1974，p.35）。首先，接下来的危机是领主收入下降的原因之一，领主收入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减少和随之而来的农民讨价还价余地的增加。领主的危机立即导致了欧洲政治机构的危机，特别是国家和教会。这也是基于城市—国家的资本家的危急时刻，他们面临贸易和制造业利润的衰落。这些多重危机对封建主义危机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我们所知的，导致了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是向另一个分支体系的过渡。

沃勒斯坦对转型的分析强调了阶级结构和土地—劳动比例的关系。在这方面，布罗代尔的（1979/1981）影响特别大（e.g.，p.62）。在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相对较高的地区，如西欧，农民的权利相应扩大，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从庄园生产向中等规模的农场转型，有利于约曼农和集约耕作的兴起。在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如东欧和美洲，粗放农业以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coerced cash-crop labor）（《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汉译本，第102页译为“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一种农业控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实施某种法律程序要求农民至少有部分时间在为向世界市场出售某种农产品的大领地上劳动。正常情况下，这种领地为个人“所占有”，通常由国家授予，但不一定是世袭财产。国家本身也可能是这种领地的直接所有者，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改变劳动控制手法的倾向。使用这么一种定义，是因为在16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这种劳动控制形式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形式”——译者注）为基础兴起。不同主要是由于“有效抵制”的可能性不同，这又是由于人口密度不同，土地的相对可能性提供的商业机会不同而导致的：“如果有大量的土地，人们还可以在生产方式低效的情况下勉强度日。人们可以从事粗放农业。人们可以使用奴隶或强制经济作物劳动者（农奴）。”（Wallerstein，1974，pp.100—101，p.104，p.112）

沃勒斯坦的新观点意在超越道布的（Dobb's，1963，pp.50—70）观点，这一观点被罗伯特·布伦纳（1977； 1985a； 1985b）和安德森（1974）重申：即在东西欧有大量的独立运动。西欧农业的集约化、东欧和美洲粗放的经济作物农业的扩展是互补的过程。在新的边缘区，劳动控制强迫模式的扩展——特别是大西洋地区的奴隶制和东欧农奴制的再版——是可能的，大意是说，更大的世界谷物市场在14、15世纪出现了。但是这个更大的市场只是在新出现的核心区，例如弗兰德斯，工业化和农业革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这些地区可以集中于附加值高的农业（畜牧业、园艺业，等等）——更不要说工业，但是他们只有获得稳定的谷物供应，才可以把这种能力资本化。并且，工业扩张需要马力，这意味着可耕地需要转化为牧场，这又意味着工人不得不依赖进口谷物生存，主要是从波罗的海地区。核心区对谷物需要的增加，反过来抬高了价格和利润，所以锁定了波罗的海边缘区为劳动力分工加剧的地区（Wallerstein，1974，pp.75—76）。“因此，农业革新的过程便利而不是阻止了扩张的必要性。”（Wallerstein，1974，pp.42—43）。

地理扩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实际的，因为内部扩张的可能性有限。但是内部扩张不是被人口限制，而是被社会结构限制：

 

（欧洲）还有容纳人口甚至正在增加人口的余地。这正是导致扩张的部分原因。空地是农民与贵族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是封建制度危机中庄园主收入下降的一个因素……贵族（和资产阶级）所需要并想得到的是更驯服的劳动力。人口多少并不是问题所在。是社会关系支配了上层与下层阶级的相互作用……欧洲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土地基础来支持其经济的扩张，这样的土地基础可以补偿封建庄园收入的急剧下降，可以缩短封建制度危机所暗含的、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可能极其猛烈的阶级斗争。（Wallerstein，1974，pp.48—51）

 

跨大西洋的扩张是阻碍最少的道路，当时重叠的危机现实把所有不一致的利益集团都结合在一起。我们也许会问，为何欧洲12、13世纪的扩张与漫长的16世纪的扩张如此不同。答案是第一阶段利益的结构融合倾向于内部扩张而不是外部扩张。在封建主义危机之前，领土国家、封建主和城市—国家的资本家支持以土地为基础的扩张，而不是海外扩张。领土国家努力巩固国家的统治。领主普遍从人口增长、耕作扩张、适当的农产品市场增长以及东方的奢侈品流入中获利。城市—国家的资本家也从增加的农产品剩余中获利——农产品剩余不仅满足了贵族对高价值奢侈品的消费，而且使得城市进一步扩大，城乡劳动分工的适度扩大成为可能。他们也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利，既是战争材料的供给者，也是从欧洲扩张中兴起的新贸易关系的中间人。

但是，随着封建主义危机，国家、领主和城市—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倾向于向外的而非向内的扩张。

 

使西欧免于毁灭和停滞的唯一出路是扩大可供分享的经济利益。这条出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要求扩张土地面积和可供剥削的人口基数。（Wallerstein，1974，p.24）

 

沃勒斯坦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创造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三个主要利益群体都倾向于海外扩张。领土国家在11—14世纪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十字军导致的内部扩张和政治—军事统一而增加的岁入，现在却由于经济的收缩度日艰难，这种情况其实在黑死病之前已经发生。“1250年以后当大倒退的潮流到来以后，这些较强大的国家开始变为一个个象征性的符号。”（Wallerstein，1992，p.604）较大的国家可以征服较小的国家，但由于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广泛传播，大量获得需要发动战争的资本也不难，从14世纪开始，获利的战争持续地遭遇失败。英国不能征服法国，法国不能征服意大利，卡斯提尔不能征服葡萄牙（事实上，它几乎不能在伊比利亚半岛内部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国家）或英格兰，也许更重要的是哈布斯堡不能征服欧洲。并且，日益上升的战争费用意味着更多的借贷，这最终加强了城市—国家的资本，相对于领土国家而言。事实上，“14、15世纪的许多战争阻止了，或者说延缓了国家建立的过程”（Strayer，1970，p. 59，as cited in Wallerstein，1992，p.604）。

领主在黑死病之初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土地—劳动力比例的重新调整影响了社会力量平衡中几个关键性的变化，特别是在西欧。首先，始于13世纪后期的乡村经济衰退，导致了自下而上的挑战日增。农民反抗更加经常，并且他们的反抗也从乡村扩展到更大的区域（Wallerstein，1974，p.24； see also Hilton，1973）。第二，一旦人口下降开始（最初速度比较慢，随着黑死病的到来更加迅速），收入下降。第三，人口的下降导致领主之间对劳动力的争夺。

因为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村庄被遗弃，内部扩张几乎不可能。并且，无论内部扩张是哪种扩张，都是牧场的扩大而不是耕地的扩大，这种扩张都影响了人口的恢复（Wallstein，1974，p.22，pp.35—36）。与农业相比，牧羊业不仅需要更少的人手，它也抑制了领主向世界市场的扩张，结果，领主们倾向于支持有利于内部市场的扩张手段。结果不仅是欧洲的“部分‘去中心化’，发展畜牧业”（Helleiner，1967，pp. 68—69，as cited in Wallerstein，1974，p.36，note 78），而且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开始扩展，这是进一步扩张的倾向。绝不是巧合，卡斯提尔，两个最大的欧洲牧羊区之一，不仅导致了对新大陆的征服，而且几乎在他们到达新大陆的伊始就发展了牧羊业。“发生在美洲中部的羊吃人运动与英格兰的情形一样”（Wallerstein，1974，p.188; see also Melville，1993）。此外，不仅人被羊吃掉，而且也被其他欧洲人引进的牲畜吃掉。欧洲牲畜的另一个主要的牺牲品是印第安的耕作方法和周围的土地，这是16世纪印第安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Wallerstein，1974，pp. 89—90）。

同时，由于领主权力的危机和黑死病后相对高的城市化的持续，西欧的农民可以“比以往更有力地维持他们的利益”（Mukhia，1981，p.238，as quoted in Wallerstein，1992，p.602），挤压领主，领主反过来挤压国家，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农民的利益。西欧领主的机会被领土国家的形成限制，也被扩大。通过固定税收的贬值，从农民那里抽取剩余，国家贬值的金融政策和越来越有效的税收体系破坏了乡村的封建秩序。但是，由于国家有各种议会，并出售各种国家官职，新的机会向领主敞开，他们可以通过国家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样，最终，领主们只要领土国家繁荣，就能增加收入，在封建主义危机的时候，这种繁荣意味着内部扩张优先于外部扩张。最终，一项不易的妥协达成，有助于领土国家的权力和扩张。

最终，我们看到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沃勒斯坦认为封建主义危机有利于农民阶级的结构和国家的形成，不赞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长途贸易和商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这里我们必须参考阿瑞基对中世纪晚期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以支持沃勒斯坦的分析（Arrighi，1994；1996）。

11—14世纪城市—国家资本的增长是以整个非洲—欧亚范围内的贸易全面扩张为基础的。但这些非洲—欧亚的贸易网络在黑死病爆发前就瘫痪了。贸易没有终止，但是经济萎缩意味着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以及相对商业化的地中海和相对工业化的北海世界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被破坏。城市—国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变得残酷（cutthroat）。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日益冲突的结果是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威尼斯的胜利。热那亚被推向大西洋一边，那里日益发展成伊比利亚和北海地区世界经济的密集商业、金融网络。这其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热那亚资本与伊比利亚人建立政治交换关系，特别是卡斯提尔，这样，热那亚人可以供应资本，伊比利亚人可以供应枪支，以及提供对资本的保护服务。当然热那亚人倾向于海外扩张，主要原因是他们想打破威尼斯人对香料贸易的垄断。但是扩张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只有在军事花费被领土国家负担的基础上，资本家才能获利。国家可以这样做，因为其权力不是依赖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岁入的最大化。因为通过内部扩张使得岁入最大化的可能性已经被新生的欧洲权力平衡体系堵死，最好的选择似乎是海外扩张（Arrighi，1994;1996）。

我们应该了解，这些社会力量，最终如此有力地推动了扩张是因为封建危机赋予了农民和城市“准无产阶级”力量。

因此，各种倾向于海外扩张势力的合力导致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扩张本身并不能对欧洲资源基础的资本主义重组做出更多的解释。首先，欧洲扩张的过程也是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把现存的北海和地中海的世界—经济带进相对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即使没有重要的农业革新，新的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极大地增加了总体的剩余和资源基础。随着这种扩张，人口增加、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实现。

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谈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以我们也应该注意这里有一种史无前例的核心区—边缘区两极分化的过程，这也是“世界生态”剧烈重组的过程（Wallerstein，1974，p.44）。首先，这意味着欧洲经济资源基础扩张带来的经济剩余和生态剩余（从波罗的海，从美洲）被“不平等地消费”（Wallerstein，1974，p.4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资源基础不仅绝对地而且也相对地大于先前的世界—经济体（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不平等和刺激），并且大得多。

总之，沃勒斯坦认为欧洲扩张源于资源紧张条件下的资本积累的主要逻辑。“14、15世纪的西欧人需要的是粮食（更多的卡路里和更好的粮食价值分配）和燃料”（Wallerstein，1974，p.42）。对燃料和粮食的渴望——特别是木材、大麦和蔗糖——加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发展；就具体东欧和西欧的例子来说，这种趋势把东欧与西欧较小的差异转化成巨大并持久的不平等（Wallerstein，1974，pp.98—99，pp.111—112，pp.121—122，p.129），并且在大西洋诸岛和美洲制造新的边缘区。

反过来，在农牧业之间，以及在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之间，一种不平等的世界劳动力分工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资本主义专业化的高效。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过程鼓励资本主义单一种植和短期利益优先于持续发展。在英格兰，沃勒斯坦（1974）认为，“这些城市资产阶级的定位是短期利益……这种影响是接下来的16世纪的土地荒芜”（p.107）。英格兰的扩张和1600年之后对爱尔兰的殖民有重要的生态考虑。爱尔兰的“森林被用于供应英格兰木材。”1600年绿宝石岛（即爱尔兰） 1 /8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到1700年所有的森林都消失了”（Wallerstein ，1974，p.281）。在西班牙，为了增加羊的数量，森林极大地减少，而养羊数量的增加是对扩大的世界市场需求的直接反应（Wallerstein，1974，p.193）。

在布罗代尔（1949/1972;1979/1981）之后，沃勒斯坦（1974）也谈到了“木材荒”（p.45，note 109）。在《现代世界体系》前两卷，沃勒斯坦强调了木材的重要性，他在不同的场合都把其描述为与蔗糖一样的（仅次于粮食的）另一个伟大的基本需求，是维持现代早期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物”（Wallerstein，1974，pp.44—45; 1980，pp.161—162）。这种增长的需求无情地导致西欧、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诸岛森林“缓慢但持续地减少。橡树变得尤其稀少。”现代早期世界—经济核心区和半边缘区木材供应的下降导致了我们称之为经济作物林（cash-crop forestry）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普遍种植，因此“从16世纪开始，木材大量出口到荷兰、英格兰和伊比利亚半岛”（Wallerstein，1974，p.45）。并且，欧洲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使“印度的柚木卷进欧洲世界—经济之中，供应果阿船坞的造船木材”（Wallerstein，1974，p.337）。

毫无疑问，新的倾向于单一种植的最重要的例子是蔗糖成为新出现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出口产品。具体就甘蔗来说，“这是利润丰厚和需求很大的作物，不仅排挤了小麦，而且枯竭了土壤，因此需要新的土地（更不要说耕作者的人力也被耗竭）”（Wallersterin，1974，p.44； see also p.89）。笔者认为这种附加说明尤其重要。对沃勒斯坦而言，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1977，p. 283，pp.636—638），自然转型是一个劳力的过程，所以，自然的退化也是工人的退化。工人的退化既可以发生在生产地点也可以发生在世界贸易的过程中。因此，经济驱动甘蔗向西转移，首先是在大西洋诸岛，然后是美洲，导致一种新的、以非洲奴隶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和种族奴隶制出现。但是为何非洲人成为新的奴隶？因为，在非洲，资本家找到了一个可以获得奴隶劳动很近的地方，而不用考虑对那个地区负面的经济影响。并且，相对低的奴隶劳动成本非常适合蔗糖生产，它的技术要求低，但死亡率很高，即使按新大陆奴隶制的标准来说也很高（Wallerstein，1974，pp. 86—90）。在这个关于单一种植和环境的讨论中，唯一一个奇怪的忽略是没有讨论小麦的生态——16世纪另一个重要的出口谷物。虽然小麦没有像甘蔗一样耗竭土壤的肥力，但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1979/1981）也这样认为，“小麦最不可原谅的缺点是其产量低，不能为其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产量”（p.120）并且“它吞噬土地，强迫其经常性地休耕，”一个生态的现实是“它意味着（或者说许可）牲畜的饲养”（Braudel，1977/1977，p.11）——这本身就是一个生态转型的因素，一个使欧洲的环境史与其他的地方，与中国截然不同。

沃勒斯坦强调阶级、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而布罗代尔的影响使其比许多其他历史资本主义的学生更多地考虑生态的因素。沃勒斯坦遵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不是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的概念。这种解释与对世界—体系的流行分析相反，流行的观点把世界—体系等同于世界市场（R. Brenner，1977; Stern，1988）。对这种评论最好的解释也是说（他们）非常随意和片面地阅读《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阶级分析非常强调国家和阶级的辩证关系，而不是阶级与市场的关系（see especially Wallerstein，1974，pp.132—162，pp.224—297）。即使在这些讨论中，社会阶级在国家中的位置以及国家本身的特点既是由生产中的社会力量促成的，也是由世界市场促成的。沃勒斯坦的生产主义在他讨论联合省、英国和美国作为连续的霸权力量上升和下降时表现得最明显。在这一系列因素中，沃勒斯坦认为农业—工业效率是霸权上升有效的途径（Wallerstein，1980，pp.36—71; 1984，pp.37—46; for a critique，see Arrighi& Silver，1999）。

即使我们认为沃勒斯坦过多地强调了市场（Tomich，1997）——毫无疑问，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家发展主义霸权讨论的回应，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一样，但这并不能说他是新斯密主义者（即非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从逻辑上来讲，强调生产比流通重要并不比强调流通比生产重要更加值得赞扬。罗伯特·布伦纳（1977;1985a; 1985b）提出的结构如此完善，逻辑上如此完整，使我们不必进一步询问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帝国主义和欠发展的历史和持续的作用。相反，沃勒斯坦的方法，虽然部分卷入原来的争论——例如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和莫里斯·道布（Maurice Dobb）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争论（see Hilton，1976），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可以摆脱越来越无结果的关于生产和流通的争论（see Tomich，1976；1997）。

《现代世界体系》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结构，可以解释世界市场形成的方式、资本的地理扩张以及世界（或世界—体系）生态在各种地理规模上的转型和重组——不仅在世界—经济的规模上，而且也在生产中的不平等的地区发展和社会生态变化后面的力量。遗憾的是，沃勒斯坦从未为了历史的和分析的原因系统地发展这种思想。首先，《现代世界体系》写于整个世界社会动荡的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几乎还没有开始。20世纪90年代每天出现在报纸头条的全球变暖的生态危机、物种灭绝、传染疾病和基因污染，30年以前还没有那么明显。并且，这一时期“左派学术界深刻的分裂”使那些强调环境的学术流派与那些强调社会公平和利益（当时被许多人用作唯一的术语）的派别分裂（Robert & Grimes，1999，p.60）。由于这些限制，沃勒斯坦思考封建危机的生态维度的程度——生态转型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决定意义——已经是非常惊人了的。

但是，沃勒斯坦的分析战略还是承袭了系统的对资本主义和自然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显然，这种解释并不是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目标。沃勒斯坦并没有提出对资本主义环境转型的系统解释，因为与罗伯特·布伦纳（1977；1985a；1985b）一样，与布罗代尔（1977/1977；1979/1982；1979/1984）和阿瑞基（1994）相反，他的分析战略优先考虑农业资本主义而不是城市形式。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恰如其分。除非农业可以卷入资本积累的轨道，并服从价值规律竞争的压力，否则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也不可能开始。我们不应该仅仅强调在资本主义出现过程中农业或城市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城乡新的劳动分工。如果我们坚持农业资本主义的方法，我们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就一定是片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摆脱农业资本主义的说教其实使我们更接近于理解某一具体历史阶段的农业—生态现实——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城乡辩证的关系（对立）和它的新陈代谢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