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作为新陈代谢断裂的城乡劳动分工

重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转型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好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1970），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集中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对立关系的生态环节。随着向资本主义过渡，地方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被激烈打破，因为后者被合并到新的劳动分工，地方化的关系越来越让位于城乡之间全球化的或世界—历史的关系（Marx & Engels，1970，pp.54—58）。

当然，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上，普遍来说它是劳动社会分工的本质和对立。“可以说，整个社会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Marx，1977，p.472; see also Marx，1976，p.179; Marx & Engels，1970，pp.68—69）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对城市的统治。在前资本主义各种文明之中，城市是“郊区化的”，而资本主义影响着“乡村的城市化”（Marx，1973，p.479）。这种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城乡对立……被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极点……非但没有废除这种对立，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被迫日益强化这种对立”（Engels，1979，p.51，as cited in Burkett，1995，p.119）。

这并不是说一旦乡村的条件成熟，资本主义就简单地从城市中产生。马克思的观点更加辩证，阐明了商业、金融方面原始积累与农业方面循环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生产——主要从城市出现，有理由认为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之出现，其大致的情况是：基于城市的资本通过资本的直接投资和世界市场形成而重塑乡村，其结果是当国家和农业社会阶级卷入商品生产网之际，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转型。基于城市的资本重塑了社会结构和乡村生态，使得后者成为城市生态、社会结构以及新出现的整个世界—体系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多方面的现象，不能忽略地方的和全球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原始积累是地理学家们称之为多阶梯（multi-scalar）的过程（N.Brenner，1999）；也就是说原始积累是一个同时在许多地理规模上展开的社会过程，波及农民领地、庄园地产以及国家规模的发展（例如国债的发明），再到全球规模的过程（例如非洲奴隶贸易）。资本的原始积累根植于世界市场和金融市场（Halpern，p.6），而原始的“人的积累”——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以及新的劳动分工——主要发生在乡村。因此，至少有两个原始积累的时刻，一个在世界市场，另一个在农业地区。在转型时期，任何特殊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形式和程度最终都依赖于第一个环节。其实，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区分是资本带来的解放，不仅解放了土地上的农民生产者，而且也解放了土地。因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特点是“商业城市逐渐地战胜乡村”（Marx & Engels，1970，p.78），而“农业越来越成为工业的分支，完全被资本统治”（Marx，1973，p.107）。后来，第二个环节对资本的持续扩张重要，资本扩张需要影响更远的、不间断的劳动分工的转型，以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重组中，把新的土地供应与劳力供应重新结合。

结果，通过原始积累进行的农业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的转型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城乡劳动分工非常重要（Marx，1977，pp.873—940）。乡村生产者屈服于价值规律，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被迫出售而谋生，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被剥夺的农民剩余人口可以补充城市的人口和生产，否则城市的人口和生产就会凋敝。第二，农业本身也城市化了，即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强制被迫提高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者被迫通过农业专业化提高生产力，这些生产者的家庭经历着重要的转型。为使用和本地交换的家庭手工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方面是专业化强迫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纺织业中承包制扩展的破坏，接着又被从城市流入农村的大量廉价产品破坏。，这一过程在大体上是循环的模式下，被各种原始积累和市场强迫的因素共同推动前进，这在世界—经济的水平上“刺激了移民的迅速增加和对外国土地的殖民，所以也就把一些殖民地转化成母国原材料的生产地”。在这个基础上，

 

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italics added］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Marx，1977，pp. 579—580，p.860）

 

虽然这一过程在漫长的19世纪很明显加速并且影响范围急剧扩大，以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但有充足的历史依据证明这种动力发生得更早。

新的资本主义的城乡劳动分工必然产生与原来生产的生态关系彻底的断裂。特别是原来的农业体系的营养循环被打断，因为农业生产越来越被用于供养剩余人口，这些人现在越来越居住在（离农村）遥远之地。在现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农业越来越“去地域化”（delocalized）（Pelto & Pelto，1985，pp.309—310）。尽管由此产生的新陈代谢断裂在多种规模上发生，也就是说在世界—体系里“层里套层”（layers within layers）（从沃勒斯坦那里借来的一个短语，1974，pp.119，p.188），它迫使资本把生态冲突推到一个越来越广的范围：

 

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Marx，1981，p. 949; see also Marx，1977，p. 860）

 

不仅世界贸易，而且在城乡劳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反过来供养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如此）。

 

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Marx，1981，p.950）

 

因此，同时发生的工人和土壤的退化被资本主义系统地联系在一起：

 

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Marx，1977，pp.637—638）

 

新陈代谢断裂的形成和被形成是由于一系列世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重建，这一过程把资本主义的权力扩展到新的地区，强化了价值规律对那些早已屈服资本主义市场的地区的控制。因此，新陈代谢的理论指一个系统的过程，布罗代尔（1979/1984）称之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新陈代谢的断裂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也越深？）从这个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概念化为“营养循环中一系列连续的、历史的断裂”（Foster，1999a; see also Foster & Magdoff，199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amy Foster）认为新陈代谢断裂源于19世纪，第二次农业革命时期（Thompson，1968），而笔者认为有一个不同的历史分期。首先，笔者将把他分析的逻辑延伸，认为其起源更早，即漫长的16世纪。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特指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新陈代谢断裂。其他的历史体系肯定也经历过许多环境冲突和危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罗马帝国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9世纪的玛雅，以及我们即将看到的封建主义的欧洲（Foster，1994，pp.36—39; Ponting ，1991，pp.37—38）。但是，这些朝贡的世界—体系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不同——它们产生生态危机的用时更长，并且缺少资本全球扩张的动力，这些体系产生的生态危机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但是，我们的分析停留在这种抽象的水平上不会有助于解释从转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史的混乱时代。笔者想从福斯特（1999a）的“营养循环中连续的、历史的破裂”（p.399）的观点谈起。无可否认，新陈代谢断裂的历史特殊性与19世纪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相关。在普遍、迅速的工业化的压力下，这种断裂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体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土壤枯竭问题上，这是19世纪早期最主要的生态危机（Foster，1999a）。然而，认为断裂发生在这个时期，不适当地强调了19世纪的工业化和其向农业的扩张是历史资本主义生态枯竭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只是资本的历史逻辑的一个表现形式，而不是主要动因；更早一波的工业化肯定发生过（Carus-Wilson，1941; Gimpel，1976; Nef，1964）。并且，19世纪以前很久，农业已经屈服资本，并且某些农业部门已经是资本高度集中。在种植园体系中——首先是甘蔗种植园——有一种农业企业的体系，按16世纪的标准来说，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也是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早期的甘蔗种植园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技术化、最组织化的先进的工业企业（Mintz，1986; J.W. Moore，in press）。

因此，笔者认为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新陈代谢断裂和一系列特定地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连续阶段相联的新陈代谢断裂。一种考察在资本主义时代新陈代谢断裂的历史发展的方法，是把它看作一个变化的矢量。一个有利的例子是1492年左右，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在自然—社会关系中有一个质的转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矢量变化较慢，只是在危机和重建的时候加速，这大体上与持续到20世纪的地理扩张的时期一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的基本趋势以及与其相联的新陈代谢断裂都朝着集约耕作，强化夺取发展。只要还有资本没有触及的处女地，社会和环境的矛盾以及强化开发自然的成本都可以被忽略和推延。但到20世纪，地理扩张不再可能。因此开始了资本对生物圈最严重的挑战，伴随着新一轮的强化，例如所谓的绿色革命，以及废物生产的成倍增加，开始了资本对生物圈最严重的挑战。缺少处女地，资本现在开始对已经开发过的地区进行殖民，在这样做的时候，产生的冲突暂时避免或减弱了当时积累的危机，然而却加速了目前形势的到来。

以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用马克思把当下的危机与似乎非常遥远的历史事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联系起来。回顾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发展时代新陈代谢断裂的起源，完全符合马克思（1977）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资本主义时代……起源于16世纪”（p.876）。这一观点与福斯特（1994）在《脆弱的星球》（The Vulnerable Planet）中对资本主义与自然的早期研究的观点一致，这是一本影响力非常大的书，主要是因为书中解释、描述了在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毁坏生物多样性的倾向。因此，《脆弱的星球》与克里夫·庞廷（Clire Ponting，1991）的《绿色世界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论述了同样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情况。庞廷详细地论述了欧洲扩张的后果。遗憾的是，这种论述几乎完全是描述性的。尽管福斯特的书很受欢迎，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民众，同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的批评，但庞廷的书更加平民化，证明工业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是问题所在。后者不愿意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的体系，例如，《绿色世界史》一书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迹象，庞廷的书中充满了对工业的盲目崇拜，这种思想把全球生态枯竭归因于所谓的第二次伟大的转型——工业革命（Ponting，1991，pp. 267—298，derived from Cipolla，1978，pp.17—34）。这不只是吹毛求疵的学术的批判。因此如果问题是工业化，如庞廷和许多其他学者认为的那样，那么解决之道是技术至上——我们一定要建设环境可持续的工厂、运输体系，等等，但根本上的社会转型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像福斯特所坚持的，问题是资本和资本主义，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一个包裹（parcel），所以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要求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