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前人影响笼罩下的文言小说

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同治十年(1871)，这三十二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接连两次入侵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是中国锁闭的国门被炮火强行轰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甚至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这期间，还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运动，战乱遍及大江南北。接二连三的政治大变动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在当时文言小说或通俗小说的作品中，却是很少看到对这些社会大变动及其影响波及的描写，也几乎没有深入思考这些变化本质的内容。历史已跨入了近代，但小说创作的发展却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

在这三十二年里，目前所知新问世的文言小说约二十种左右，若概括而言，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因、取向等都一如嘉庆朝以来的状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仍被笼罩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之下，但对这两部作品集的态度却又有明显差别。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志怪，鬼神故事变幻莫测，却又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人们对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深表佩服，同时又感到自己力有不逮，无法企及。因此尽管各人创作难以避开其影响，可是艺术上直接追随蒲松龄的却是较为少见。多数人有意模仿的对象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该书长处诚如鲁迅所赞：“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同时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即“过偏于议论”，原因是作者“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可是鲁迅所批评的缺点，却颇合当时好作小说或杂著的士人口味，他们甚至以此为正宗，故而仿效者纷纷。

道光末年俞鸿渐《印雪轩随笔》的写作，就是全然仿效《阅微草堂笔记》的典型例证，他的学生汪俭为此书作序时就写道：“先生于近世小说家，独推纪晓岚宗伯《阅微草堂五种》，以为晰义穷乎疑似，胸必有珠；说理极乎微茫，头能点石。”这一论述其实是沿袭俞鸿渐自己的评价，他在该书的卷二中曾对《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二书作了比较分析：

《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五种》。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

称《阅微草堂笔记》优于《聊斋志异》，这见解在今日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士人中，特别是较上层的士人中却颇有市场。他们的看重乃至偏爱有其原因，因为该书“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与他们著书立说的宗旨相合拍。这也难怪梁恭辰会在《‹劝戒近录›自序》中写道：“初读河间纪氏之《阅微草堂笔记》，辄怦怦于中。”高继衍撰写《蝶阶外史》时定下“不颠倒是非”、“不摹绘横陈”与“不诬蔑”等原则，并向读者交代立规的依据：“盖纪文达公著书之旨如此”。心目中的楷模只此一家，于是创作时取材的标准也由此而决定。对劝戒主旨的执着，自囿于理学的探寻，以及对信而有征准则的追求，使他们的作品中羼入的议论、考辨与杂录占了不小的篇幅，他们对此似乎还甚为得意，但在今日看来，这类内容自然应排斥于小说之外。这一类作者往往是家境优越，无衣食之累，或功成身退，林泉怡性，同时著书录朝廷遗事、士大夫笑谈。仕宦经历会使作者动笔时关注“济时之要务，警俗之苦衷”,但总体而论，颇似年老时撰写回忆录，且无全书的规划，只是随手因事载录，积累到相当规模时再按内容分若干大类，各类中那些条目的排列并无内在的结构，故后人称之为笔记小说。梁章钜曾官至广西巡抚与江苏巡抚，他致仕后撰写的《归田琐记》可作这一类的代表，而其《浪迹丛谈》十一卷同是多叙旧事、见闻，记游迹，间辑小说内容。梁章钜之子梁恭辰也撰有《劝戒近录》等作，他曾任温州知府，创作明显地延续了其父的风格。

不过，其时仿效《聊斋志异》者也有，朱翊清《埋忧集》中一些作品可算是代表，此书首篇《穿云琴》就是一篇典型的传奇。故事述康熙间有位勾曲道士名忘筌，他酷爱琴，“遇良材，必重价购之，至于典质不倦。”他听说徽商吴畏龙有同好，家中“蓄琴颇富”，便带了把古琴前去拜访。他在吴家看到一把旷代古琴，愿以自己的古琴相换，甚至再出五百两银，但都遭到拒绝。忘筌不死心，“赁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后来资用将竭，而琴终不可得之时，夜晚竟有女子入室，以身相托，并促忘筌与她急速离去，保证他今后自会得到古琴。故事的中心是古琴，但忘筌未得古琴竟已和美女离去，正当读者疑惑接下来故事该如何发展时，戏剧性的情节在忘筌返家途中发生了：

中途入一村店沽饮，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与谈，理致玄远，遂邀共饮。女避去。道人密语曰：“君相随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时，某于门外作法，君当紧抱勿释。”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宝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杨贵妃遗琴也，传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后为杨琏真伽掘得，非君不足当此物。亦见古今神物，必不终沦于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复至劳山矣。”筌乍闻，恍若梦醒，遂起再拜，携琴入终南山，不返。

古琴、美女合一，如此布局虽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且正合其时士人的旨趣。此篇重在传奇，且通篇无劝善惩恶的说教，格调与《聊斋志异》有相通之处。其实，朱翊清的创作是有意在仿效蒲松龄，卷一《钟进士》开篇处的叙述，显示了这种创作上的联系：

平湖钱孝廉，某中丞公臻之子也。以赴选入都，至通州，日已暮，寓舍满矣，惟屋后楼房三间，相传向有狐妖，无敢宿者。钱欲开视，众皆以为不可，钱笑曰：“何害？余向读《青凤传》，每叹不得与此人遇。果有是耶，当引与同榻，以遣此旅枕凄凉。”立命启之。几榻尘封，二仆拂拭逾时，施衾枕焉。

朱翊清对《聊斋志异》的熟悉与仰慕由此可见，而他有时在篇后以“外史氏曰”的格式发表议论，也使人立即会联想到《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

为何朱翊清如此钟情于《聊斋志异》，其创作亦竭力效仿？从他为作品写的自序中，似可寻得答案。朱翊清人生经历坎坷，曾自叹曰：“穷矣！然身可穷，心不可穷也！”他屡试不中，终身未仕，此时要实现人生价值，唯有立言一途，“于是或酒边灯下，虫语偎阑，或冷雨幽窗，故人不至，意有所得，辄书数行，以销其块磊，而写髀肉之痛。当其思径断绝，异境忽开，窅然如孤凤之翔于千仞，俯视尘世，又何知有蝇头蜗角事哉！”他最后又写道：“独是余老矣，追忆五十以来，以有用之居诸，供无聊之歌哭，寄托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因书数语，以志吾恨焉。”周士炳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称：“夫先生良史才也，今乃以其饱尝世味，遍历穷愁之所蓄积出为是书。”他还说，“顾使先生之穷不至此，亦必不能成是书”，即“穷愁”的“蓄积”造就了创作的成功。穷愁著书，寄托孤愤，朱翊清的经历与思想感情与蒲松龄有相通之处，他对《聊斋志异》的效法也因此被赞誉为“纾幽愤于搜神记里，埋沉忧于故纸堆中。野史留亭，远扫稗官谰语；遒人振铎，尚余警世婆心。”

当时可归入穷愁著书类的当然并不止朱翊清一人，其创作也未必都模仿《聊斋志异》。如潘纶恩也是终身未仕，“得选盱眙司训”的任命在他死后第二年方才颁布。他撰写的《道听途说》显示出“善道俗情”、“喜笑怒骂、笔挟风霜”的特点，这显然是得益于他长期生活于社会下层的阅历。汤用中“以纯挚之性，具渊雅之才，上之既不能挥鲁戈回羲驭，留庭阴于广厦，奉鼎养于中年；次之又不能趋玉局步木天，执简螭头，飏言凤苑”，结果蹭蹬二十年，方中了个举人。注1他也可谓是穷愁著书，但所著的《翼稗编》却较偏重于志怪，同时又有心借以宣扬因果报应与劝善惩恶。至于汪道鼎，则是“雅负隽才，思以科名自奋而屡踬槐黄，辄成康了。不得已入资为簿尉”。既然仕途困顿，便着意著书以显示其才华，于是便有《坐花志果》之作。此书被誉为“救世苦心而以笔代舌，虽觉梦之晨钟，迷津之宝筏，无以逾此”。其书也是偏重于志怪，同时强调因果报应与劝善惩恶主旨十分明显。鲁迅论及这类作品时曾言：“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这些作家的思想感情应易与蒲松龄相通，为何创作却都偏向于《阅微草堂笔记》呢？荆履吉为《坐花志果》作序时，对这种现象作了解释：

注1周仪颢：《‹翼稗编›序》，载《翼稗编》，道光二十八年(1848)版，华东师范大学藏。

小说九百，始自虞初。汉魏以降，喜作浮夸艳异之词，造端指事，卮言日出。浮休干馔，浅而不经。齐谐诺臯，诞而无当。纵裒然成帙，无补世教。宋人则详于国故朝章，及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本朝竞尚蒲留仙《志异》一书，其用笔仿佛迁固，极才人之能事，所纪半属鬼狐，余亦杂以游戏，识者不无遗憾。乾隆间河间纪文达公，抱宏通淹雅之才，撰录《四库全书提要》。以儤直余晷，成《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诸书，一时风行海内。其大旨以考据辩论之作，即甚精核。非好学深思者，鲜克心知其意。惟稗官小说，自士林以迄农贾，无不雅意浏览，津津乐道。故寓劝惩于笔墨之中，其书易行，其言亦易入。所谓觉梦晨钟、迷津宝筏，惟文达足以当之。

“竞尚蒲留仙《志异》一书”之语，写出了《聊斋志异》受欢迎的状况。故事生动曲折，艺术表现出神入化，一般人即使想模仿也不容易，而且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小说本是“浅而不经”、“诞而无当”，只有“寓劝惩于笔墨之中”的作品，方有可能跻身于文学殿堂，故而欣赏《聊斋志异》是一回事，可自己创作时，便有意效仿《阅微草堂笔记》了。

纵而观之，此时的文言小说作家有较悠闲地笔录与穷愁著书两类，被奉为创作楷模的则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悠闲笔录者都自觉地效法纪昀，而所谓穷愁著书者中，也只有个别人有意效仿蒲松龄。这里既有创作水准的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寓劝惩于笔墨之中”的小说观念，在他们的思想里已根深蒂固。相对来说，那些穷愁著书者人生经历较为坎坷，阅历也较广泛，其作品内容与社会下层生活自然地较为贴近，民生疾苦在其描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作品风格与悠闲笔录者如《归田琐记》等自是迥然有别。不过，尽管两类作者境遇不同，作品风格有异，其创作却表现出某些方面的一致性。首先，他们成书的方式，均非一气呵成的创作，而是随手记录见闻的积累。俞鸿渐撰写《印雪轩随笔》就是“闲居无事，取生平所闻见，拉杂记之，聊以排遣羁愁，初非有意成书也。日积月累，录之得数百条”，虽自谦为“拉杂记之，聊以排遣羁愁”之作，但该书却被誉为有“可使北渡之虎，化为善心；东徙之枭，变其恶语”之功效。梁恭辰《劝戒近录》所载，“有得自家大人口授者，有由吉甫、平仲二兄各贶所闻者，有得自各父执及朋辈所述者”，他自己也是“凡遇有可为劝戒者，皆私记之”。各条是否能被记述的衡量都以“劝戒”为标准，故而该书便以“劝戒”命名。高继衍的创作也是如此：“尝于茶余酒半，朋友聚谈，遇可传可敬可喜可愕之事，归辄篝灯笔之，命曰《蝶阶外史》。”当然，对那些“可敬可喜可愕之事”，作者经过一番挑选后方可入书，秉持的原则仍是“以阐扬忠孝节义为主，因果报应亦并书之，以足备劝惩也”。汪道鼎《坐花志果》成书，也是“取平日濡染之所及，笔之于书”，同样有个积累的过程。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成书于道光十九年(1839)，进入近代后他又创作了《续客窗闲话》，该书自序云：“仆好闲话，与客言言。奇闻轶事，告述连绵。自少而壮，前三十年，所有闻见，已付雕镌。自壮而老，又三十年，投仆所好，搜罗蕃宣，续成八卷，就正群贤”,即这部作品是他后三十年来所见所闻的汇集。张昀的作品集就干脆取名为《琐事闲录》，而潘纶恩将他十二卷的作品则定名为《道听途说》，其他作者的创作方式也大抵如此，而“劝惩之意，循循诱人为善之心，隐然自溢于行间”则显示了他们的择录标准。这类著述的内容是故事描述与见闻记录相混杂，即使在可称为小说的作品中，作者局限于自己取定的标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面相当狭窄，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重大事件、社会发生的变化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是偶尔有所涉及。可以说，这三十多年里的文言小说，只是依仗嘉庆以来创作的惯性延续，若要寻觅与前相较的变化，那么可以说，志怪在这时期已渐占上风，创作与现实已有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