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依惯性前行的通俗小说

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同治十年(1871)的三十二年间，据目前所知，通俗小说也只有28种。不过，作品数量虽然较少，涉及的门类却较齐全，那些作品的题材大致可分为十类，但均为对以往创作的承袭而并无新出者。从总体上看，这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依先前创作的惯性而前行，因此若要归纳与分析本阶段通俗小说创作的走向与特点，其实还得追溯至乾隆朝的创作概况。

乾隆朝是满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它同时也是古代小说史上创作最为繁盛的阶段之一。当时，通俗小说的创作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度流行甚广，且典型地显示了通俗小说创作由改编迈向独创的拟话本，随着它转折过渡作用的完成，到雍正朝后已不见踪影。纯粹的神魔小说实际上式微于明末，而清初新崛起的才子佳人小说，渐渐因严重脱离现实生活，自囿于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小人拨乱，最终团圆的模式而陷于困境，这也是清初后期通俗小说创作陷于约半个世纪萧条的突出表现之一。可是，陷于萧条的清初后期同时也是创作在重新积聚力量的阶段，所以在随后的乾隆朝，通俗小说的创作从低谷攀升到了它的最高峰，其标志便是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的问世。《红楼梦》是我国最杰出的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小说史上最优秀的讽刺小说。此外，如《歧路灯》、《绿野仙踪》等作，也都是具有相当水准的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而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成批出现，意味着从明末开始的创作由改编迈向独创的过程终于结束。乾隆朝通俗小说的创作成就如此之高，它的影响相应的也就十分长远，在讨论其后嘉庆、道光、咸丰与同治四朝近百年的创作走向与特点时，就无法忽略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摄动力。

《红楼梦》对其后创作的影响可以说表现得最为明显，仅就《红楼梦》的续书而言，其数量之多恐怕是曹雪芹自己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等等，书名就可以开出一大串。续写《红楼梦》的高潮主要是在嘉庆朝，但在本阶段，也出现了“花月痴人”撰写的《红楼幻梦》，作者自诩为“今摭其奇梦之未及者，幻而出之”，但该书内容仍未脱先前那些续书的窠臼：“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原书的悲剧翻作大团圆的俗剧，“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使读者解颐喷饭，无少欷歔”,几乎同时问世的张曜孙撰写的《续红楼梦稿》，其精神也与之相类。尽管续《红楼梦》之作有许多，但其主旨却可用鲁迅的一句话完全概括：“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经历一番磨难而终至大团圆，这是才子佳人小说的通用熟套，这一流派创作因片面追求情节曲折离奇并又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到清初后期时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并未绝迹，本阶段问世的《白鱼亭》也是其中之一。这部六十回的作品描写了二才女同嫁“黄小溪”之情节，而该书的题署正是“黄小溪撰述”，这一流派的沦落由此也可窥见一斑。不少文人墨客偏爱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题材，可是这类故事的编撰却又显得难以为继，这时，《红楼梦》的问世正好给他们靠续书以逞才的机会。可是，《红楼梦》的那些续书写来写去终究也只是那几种模式，作者们逐渐也不甘心过于脱离现实地胡编乱造，于是此类创作再向前发展，便导致了新的流派，即狭邪小说的出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中曾解释了当时狭邪小说兴起与流行的原因：

《红楼梦》方板行，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故事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

陈森的《品花宝鉴》问世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这是目前所知较早的一部狭邪小说，其后又有咸丰八年(1858)魏秀仁的《花月痕》。狭邪小说以才子与优伶或妓女的故事为主线，这两部作品的内容虽各不相同，但作者却有着类似的经历。陈森“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作品前的作者自序云：“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磈礌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故而萌生了创作小说的欲望。魏秀仁自幼从父学习经史，二十八岁时连中秀才与举人，此后却是屡试不第，不得已长期为幕僚，最后在贫病潦倒中去世。“泪之痕耶？血之痕耶？酒之痕耶？花月之痕耶？余方将尽付之太空，而愿与此意中之花月相终古也。”魏秀仁所作的《‹花月痕›后序》，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创作情感。“天花藏主人”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创始者之一，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创作动因：“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品花宝鉴》与《花月痕》确接《红楼梦》而下，同时又是才子佳人小说一派的流变，通过作品阅读，可以发现那些作者的情感与心态相类且相通。

就近代描写妓家故事的狭邪小说而言，人们多认为经历了从溢美至近真，又由近真至溢恶的变化，但这一归纳只是就其发展趋势的大致考察，各部作品其实并不全都按这顺序排列，如在道光末年已完成创作的《风月梦》，就已经应明确地归于溢恶类。作者“邗上蒙人”在作品的开篇处写道：“在下也因幼年无知，性耽游荡，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其结果则如其《自序》所言：“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后来他幡然醒悟，以小说为现身说法：“迷魂阵势布平康，埋伏多般仔细防”，“陷入网罗谁打破，能征莫若不临场”。此书的创作目的确如作者自言：“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严格地说，《风月梦》应归于自明末以来一直延续不断的世情小说，但其主旨是揭发妓家伎俩，作品完成于狭邪小说滥觞之时，刊刻行世又在狭邪小说开始兴盛的光绪初年，故而该作亦可视为狭邪小说的早期作品。

本阶段讲史演义的创作，也在承袭乾隆朝的题材与风格。讲史演义是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创作的开端，同时又是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个创作流派。讲史演义发源于民间艺人的说书，为了使历史故事生动曲折，说书人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于是讲史类的说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正史为主线，但正史叙事过于简略，于是便羼入了许多虚构的内容，以保证人物形象的鲜明与故事的传奇性；另一类虽取一定的真实的历史背景，但故事的内容却以民间流传的英雄传奇为主。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正分别是这两类创作的引领之作。通俗小说在明嘉靖、万历朝重新起步时，讲史演义大盛，但那时的作家基本上都以教化为先为原则，以传播历史知识为己任，因而都效法罗贯中，奉《三国演义》为正宗，英雄传奇一派的发展基本上被带有羽翼信史偏见的作家们有意识地压制着，直到正史中可采用的材料大致被演述完毕之后，一些作家才开始重新向民间文学汲取养料。此时正值清乾隆朝，当时《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后传》、《反唐演义传》、《异说征西演义全传》、《飞龙全传》等作接踵而出，标志着英雄传奇一派的勃兴。

这一类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本阶段，如《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四十二回写汉朝时马俊、柳絮铲除权奸、扶助朝廷的故事，铺叙虽轰轰烈烈，但全是无史实依据的编撰；《云中雁三闹太平庄》五十四回以明天启朝为背景写朝中忠奸斗争，经过一番磨难，主人公雁羽等终于伸张正义，同时又奉旨与佳人完婚，写法全与羽翼信史者相异。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作为流派虽已消亡，但那些主干情节，却已融合至英雄传奇故事中了。《北魏奇史闺孝烈传》四十六回虽在《木兰辞》基础上虚构，但仍不脱才子状元及第，二女共事一夫之俗套。至于《莲子瓶演义传》二十三回，则也是同一故事模式，而书首佚名者序云：“观《莲子瓶》一书，善者善，恶者恶，善者固艰处于前途，恶者又得志于即目。然善者昌大于后，天有以裨之；恶者祸殃于后，亦天有以惩之。是故祸福无门，为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天道报获，原无不爽也。”此也可看作是这类作品的共同主旨。在英雄传奇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则有俞万春的《荡寇志》。此书曾三易其稿，费时二十二年，其创作之勤勉自不待言。该书虽也可视为《水浒传》的续书，但创作宗旨却正相反：“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杀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荡寇志》无论在同时代的英雄传奇故事中，还是在《水浒传》的各种续书中，其艺术成就都明显高出一筹，故而鲁迅先生称赞道：“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鲁迅先生又说：“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本阶段的讲史演义是以英雄传奇一派为主，而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已多有“侠”意味，如《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后来又干脆被取名为《大明奇侠传》行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此因素发酵、膨胀，终于形成了本阶段开始兴起的第二个创作流派，即侠义公案小说。《‹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序》云：“正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微言之，微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创为传奇小说以告诫于世。庸夫愚妇无不口谈心讲，以悦耳目，其苦心孤诣，更有功于警迷觉悟耳。”它所声称的宗旨，在后来各种侠义公案小说的序跋中也一再出现。

关于此流派的兴起及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有着很精辟的说明：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一名《侠女奇缘》)约在咸丰年间完成，“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此可视为该书之主旨。此后，才子佳人身怀绝技，以其悲欢离合为情节主线，同时摹写人情世故与世态炎凉的作品常见问世，最后演变成武侠小说一派。至于《三侠五义》，虽然现在最早的刊本是光绪五年(1879)聚珍堂本，而且它在创作上激起强烈反响也是在下一阶段的事，但由该版“入迷道人”序中“辛未春，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爱不释手”等语可知，根据道光、咸丰间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演出时的记录，此书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已整理成书。两部小说都是本阶段中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侠义公案小说中问世最早并将产生重大影响之作。在下一阶段，我们将看到这一流派的作品迅速增多，并在阅读市场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纵观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创作，虽然其间有狭邪小说与侠义公案小说两个新流派的诞生，但就总体而言，创作是在维持嘉庆、道光以来的格局，新流派的产生，其实也是在此格局下的延续与变化。“延续”可以说是此时通俗小说创作与文言小说创作的一个共同点，而它们的另一共同点，则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在作品中几无直接的反映，须知在这一时期内，还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那都是将对中国社会变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可是在当时，直接为之震荡的主要是军事、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对思想、文化诸领域的波及还要有个过程，而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影响到小说创作，那更是尚需时日。作家们对此尚无直接反映，或他们的小说创作思想并未因此有所改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