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典礼仪式与礼仪文本:中国早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形态

人类早期的文学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形态并不完全相同,它存在于质朴、纯真的原始艺术中,蕴含于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广义的文化现象中,原始文学具有广泛的文化指称意义。美国著名汉学家柯马丁先生指出:“‘文’在早期中国意为 ‘作为文化的书写’,最初指自然界、人类活动各种形式的 ‘纹’。帝国时期之前,‘文’不仅用来指 ‘文章’,还广泛用于指称 ‘文化成就’,特别是用来指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 ‘纹’。只是到了西汉后期,即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左右,‘文’才主要用来指称 ‘书写’。这种转变不仅在于词义的变化:它象征了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迁移。”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32页。“礼”是中国上古先民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从隆重、庄严的“奉神人之事”,到各种纪念、象征性的节日庆典;从普通人际交往的行为、举止,到人在旅途的仪态、礼文,“礼经三百,曲礼三千”,人们的行为充满了礼仪,生活充满了仪式。“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 ‘纹’”,成为礼乐文化凸显的重要标志。这种独特的礼仪文明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也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理论雏形。

柯马丁先生的论述表明,对早期中国文化的表达存在“仪式性”和“文本性”两种方式,那么蕴藏于这种早期原始文化之中的文学同样也可以用“仪式”和“文本”两种方式表述。事实上,就早期文学形态而言,上古典礼仪式已经涵盖了后世文学的诸多因素,是一种早期的文学活动。“典礼演习”以一种群体性参与的方式,“使用象征性的动作,说着隐喻性的语言,演出戏剧性的场面”李炳海:《周代文艺思想概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93页。,表达着人类共通的情感,行使着早期文学的多种功能。在这种综合性原始艺术中,文学雏形以仪式的方式出场呈现,并表现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形态。许多中外学者在研究艺术的起源问题时,均认识到仪式与艺术的关联,哈里森认为艺术与仪式源于人类相同的情感体验和人性冲动:“古代艺术和仪式不仅是关系密切,不仅可以相互阐发和说明,两者其实就是一母所生,源于同一种人性冲动”; “艺术源于一种为艺术和仪式所共有的冲动,即通过表演、造型、行为、装饰等手段,展现那些真切的激情和渴望。表现俄西里斯的艺术和仪式,植根于同一种人所共有的强烈愿望,即大自然的生命力必将死而复生。正是这种共同的情感因素导致艺术和仪式在一开始的时候浑融不分。〔英〕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7、13页。”他进而推定艺术源于仪式:“除了可能存在的极少数天才的特例之外,艺术并非直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源于人类群体对于生活需求和欲望的集体诉求活动,即所谓仪式。”〔英〕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34页。最后确认仪式是艺术的原型:“对于艺术而言,其早期阶段,其相对简单的形式,就是仪式,仪式就是艺术的胚胎和初始形态。”〔英〕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33~134页。蕴含于原始艺术中的文学同样存在于各种古老的仪式中,仪式是艺术的原点,也是文学的起点。由此表明,在古老的中国文学史上,不仅存在一个以汉字演变为线索,以书面表达为表现形式的“文本形态”的文学样式,而且还存在一个以“诗、乐、舞”为线索,以视听表演为表现形式的“仪式形态”的文学样式。前者是礼乐偕配的礼仪文本,后者是古乐演奏、古礼演习的现场呈现;前者以甲骨、金、石、简、帛为媒介储存传播,后者以言语叙述和空间表演为形式口耳相传。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起构成早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一般而言,文本形态的文学样式易于被人所接受。现在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大都是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依据,对“文本形态”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描述。早期中国文学现象更是典型地以书写媒介的产生、发展变化为阶段性标志进入文学史书写,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现存各类先秦文学史著作几乎可以认为是以甲骨文、金文、竹简等书写媒介变更所带来的书写形式、规模变化而引起文本变化的媒介传播史。这些经久流传、保存至今的文本文学具有明显的书写系统演变的痕迹。但书写系统的变化更多的只是影响文学文本的传播规模和传播速度,而不会对其内容产生根本性影响。从内容而言,两种形式的文学形态具有一致性。从早期文学的文本形态里,我们同样能了解到典礼的程序与规模,看到仪式的繁复与盛况,感知参与者的狂热与虔诚。《诗经》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文学,其典礼性和仪式性也最为明显,被认为是从周初到春秋用于各种政治仪式与宗庙祭祀的仪式乐歌总集。比如《诗经·小雅·楚茨》几乎是整个盛大祭祀礼仪场景的重现:“诗歌按祭祀次第展开,描写了担任不同角色的仪式参与者,并借助韵律变化以及其他的形式手段,标示出了参与者各自的语言。结果是一个多声部的仪式戏剧剧本,以供在宗庙中上演。这样,《楚茨》文本不仅与祭祀活动相始终,又以颂美的语言永久保存了祭祀礼仪本身。”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51页。祭祀仪式一方面以典礼的形式生动展现了某种文学活动的盛况,另一方面又成为文学文本描写的对象,“文本”与“礼仪”两种形态的文学融合在了一起。祭祀作为上古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程序的完整性、有序性,过程的丰富性、逻辑性,内容的神秘性、广泛性,均为祭祀文学文本的产生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创作素材。以仪式乐歌为主体的祭祀歌辞,虽然不是以完全意义上的文学面目出现,不是以审美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但它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文学的多种功能,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和无可替代的形式进入到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渗透到每一个细节,成为祭祀典礼人神沟通的途径,仪式的表演性、修辞性转化成文学性,由此形成祭祀诗歌的早期形态。无论从“典礼演习”还是“礼仪文本”的角度而言,上古祭坛都算是活跃程度最高的早期文坛。

由于典礼仪式主要呈现的是仪式参与者的仪态、仪容和音乐的节奏、韵律等,它诉诸人的视、听感官而无法保存,今天已无法还原当初的原貌。但现存相关文献,特别是文本形态的文学文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众多还原的线索和无限想象的空间。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还原,也能为我们考察和研究文学的起源提供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解读文本形态的文学提供佐证。就二者关系而言,典礼仪式是礼仪文本的动态展示,礼仪文本是典礼仪式的静态储存。这种二元并存、相互依存的两种形态关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