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秀臣博士具有宏通的学术视野，这部著作论述《礼记》的元文学理论形态，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能够对古今中外诸家之说多有参照和借鉴，从而使这部著作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能够居于学术前沿，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刚问世，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就对其中的相关论述做了征引和借鉴，把海外汉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书中，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学术触角的敏锐。对于荣格的著作，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他的原型批判理论，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则是征引这位学者有关象征的精辟论述，作为祭祀礼仪象征系统一节的理论支撑。在借鉴古今中外学者相关论述的过程中，这部著作的具体操作方式多有可取之处。作者不是生搬硬套采用贴标签的方式，而是根据所论问题需要，斟酌取舍，选择的对象均精当恰切。导论的开头一段援引美国汉学家柯马丁有关中国古代“文”的论述，最后落实到“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转移”，而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礼的仪式性的表达。理论的援引借鉴与该书的探讨对象实现了无缝对接。

这部著作有的章节旁征博引，引文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权威论断的罗列，而是有鉴别和辨析。第一章第三节提到“兴”与西方象征理论，相继援引周作人、闻一多、梁宗岱、梁启超诸家的大概论述，然后写道：“以上诸论揭示了 ‘隐’‘兴’和 ‘象征’的关联，却没有指出 ‘兴’和 ‘象’的实质，忽略了孔颖达 ‘兴必取于象’的理论提示。”“‘象征’的概念在中国确是 ‘古已有之’，只是中国的 ‘象征’多用于哲学的理性阐释，而文学中类似表述是 ‘隐’和 ‘兴’”。既肯定诸家对西方象征理论加以借鉴所具有的合理因素，又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为本位加以审视，指出诸家之说的不足，立论坚牢，给予的判断也很精辟。

如果对于书中所引以上诸家之说进一步加以审视，还会发现需要修正之处。《文心雕龙·比兴》篇写道：“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对于其中的“微”字，周作人、闻一多、梁启超诸先生均未涉及，唯有梁宗岱先生做了解释和发挥：

所谓“微”者，便是两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属，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象征的微妙，“依微拟议”这几个字颇能道出。

梁先生对于象征所做的解释大体不错，但是，把“微”释为微妙，却与刘勰的论述出现隔膜。“微”指微妙，这是它在后代的常用义，今人往往做这种理解。可是，“微”字在先秦时期的主要用法不是表示微妙，而是指隐蔽、掩藏，这类案例甚多。可是，由于后人对于它的这种古义已经疏远，所以对先秦典籍往往出现误读。《九章·悲回风》写道：“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王逸注：“言芳草为物，其性微眇，易以陨落。”王逸把“微”释为微眇，是用这个字在汉代的常见义加以解释，实属误读，却被后代所因袭。诗中是“微”和“隐”对举，“微”指的就是隐蔽。《文心雕龙·比兴》篇出现的“微”，用的是它的本义，指的是隐蔽。这个案例表明，对于所援引的权威论断，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而必须首先审视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再做出准确的判断。

人在学术研究的开始阶段，犹如儿童学步，必须有所依托，而不能完全独立前行。援引权威论断，就是初学者的拐杖，绝大多数学人都要经历这个学步阶段。但是，学术研究必须进入独立前行阶段，到了这个时期，权威论断的援引就不应该局限于证成己说，而是要有所超越，要有词语诠释上的突破，要有理论上的创新，视野上的拓展和方法上的变更。如果不能走到这一步，就无法真正进入学术的殿堂，研究工作也不可能进入自由境界。《诗经·小雅·楚茨》是一首祭祀诗，最能体现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和秀臣博士这部著作都对它给予高度关注，做出专门的论述。《剑桥文学史》写道：

诗歌按祭祀次第展开，描写了担任不同角色的仪式参与者，并借助韵律变化以及其他形式手段，标示出了参与者各自的语言。结果是一个多声部的仪式戏剧剧本，以供在宗庙中上演。这样，《楚茨》文本不仅与祭祀活动相始终，又以颂美的语言永久保存了祭祀礼仪本身。

和国内多部影响很大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相比，上面的论述确实很精彩，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以往有很大的突破。可是，《楚茨》所体现的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并非只限于上述所论，而是还有许多重要的因素需要发掘。如果简单加以概括，起码还可做如下补充：祭祀尚敬的传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祭神如神在的心理感受使作品带有神秘的色彩和人神之间的亲近感；祭祀的程序内化为文本的叙事结构；工祝的致告辞的四言句型成为四言诗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前面三章出现的三句为一节的结构模式，保留了原始古歌的传统，对于神灵的称谓，体现出先民的依赖心理。总之，这篇作品所体现的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对于研究其他祭祀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桩案例表明，对于权威论断的审视判评，必须以文本的深入解读为依据，对原典的准确把握、全面理解是研究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