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百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供职，为庆贺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撰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一书。那时国内还没有一家大型图书馆有百年的历史，“百年”就如同“21世纪”，还只是个遥远的符号。进入21世纪后，各地陆续有图书馆庆贺百年华诞，许多庆典亦曾恭逢其盛。直至近日，北大的朱强馆长邀我参与北大图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历史的编撰工作，苏州金德政馆长雅嘱为苏州图书馆百年馆庆作文，我才蓦然惊觉，中国的现代图书馆已经切切实实走过百年，进入了“流年自可数期颐”（苏东坡诗句，“期颐”即百年之谓）的历史新阶段。

中国的图书馆经历了百年沧桑。百年倏忽也好，百年漫漫也罢，是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到的历史映像。而今蓦然回首，我们看到的中国现代图书馆百年历程，是一条百转千回的曲折道路，既跌宕起伏，又峰回路转，别有一番绵延迤逦的风光。

中国古代文献收藏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现代图书馆的源头却在西方。

西方现代图书馆的诞生，始自新型公共图书馆的问世，这也是西方现代图书馆有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图书馆的标志。而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又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信息公正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先具备了这样的社会条件。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成立，它的问世被认为是世界公共图书馆诞生的标志。此后西方世界兴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个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尤为迅猛，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钢铁大王”卡耐基在全世界捐资建立起2500多座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公共图书馆。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正式表达了世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的基本立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图书馆的普世共识。

西风东渐，泽被东土，但又带来了血雨腥风，因为这一切都是伴随着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和频发的教案等一系列屈辱和国耻而来的。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型图书馆，大多与外国租界当局和外国传教士相关联。这些被泥沙俱下的历史潮流挟裹而进入中国社会的外来新式图书馆，尽管不是出于中国人自愿，却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最早和最直接的启蒙范例。

这样就有了中国的第一次“新图书馆运动”，其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兴起也与近代史上列强入侵和民族危亡息息相关。最为直接的成因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极大冲击。正如康有为所说：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幡然而改者。梁启超也说：唤起支那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终于挣脱开千年传统的束缚，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开始走上学习西学、变法图强的道路，而建立“新式藏书楼”则逐渐成为朝野共识。创建于1898年（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就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也是此次百日维新失败后的唯一孑遗。

更大的民族灾难“庚子之变”，让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几使清朝统治集团陷入灭顶之灾。这种形势直接催生了“清末新政”，兴办图书馆就是新政的重要内容。至宣统二年（1910）《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颁布之时，京师及多数行省均已建立起大型官办图书馆，一些文教发达的地方还出现了诸多的官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平民图书馆。可以说，第一次“新图书馆运动”肇始于戊戌变法，完成于清末新政，奠定了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百年图书馆之史，自此方兴。

遗憾的是，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并未由此进入坦途，而是有着太多的弯路和跌宕。

民国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和成熟的阶段，也有斐然的成就，却不幸而逢多事之秋。频仍的兵燹战乱和政治动荡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尤其是日本侵略者悍然发起侵华战争，生生扼断了图书馆正常发展之路。诸多图书馆学者和有识之士虽有真知灼见，却难免有“空留纸上声”之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有了长足的进展，提出了诸如“向科学进军”、“为工农兵服务”等裨益事业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时代所限，图书馆亦难逃历次政治运动的强烈干扰。而且这种关起门来的发展方略日渐与国际主流脱节，甚至渐行渐远，国际上通行的理念、方法、技术无法为国内图书馆界所知晓、所应用，图书馆界还人为地设立了种种禁区和壁垒。至“文化大革命”祸起，文脉已断，黄钟弃毁，瓦缶雷鸣，图书馆亦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图书馆事业进入复苏和繁荣的新时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此同时，却又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致使经营创收、“以文养文”等种种弊端一时成为风气。于是“有偿服务”盛行，各种收费和变相收费成了图书馆的重要经济来源，还为读者设立了形形色色不平等的门槛。这一时期，馆舍设备条件的极大改善和办馆方针上的乱象丛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二次“新图书馆运动”，或曰图书馆现代化的进军之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没有官方的授意，也没有人蓄意发起，一切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亲身经历和亲手创造的历史。

21世纪初年，先是学界鼓吹国际上普世的图书馆理念，倡导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与此同时，一些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图书馆大胆探索践行，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等拨乱反正的办馆方针，锐意改革，勇除弊端，走出了一条新型的、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道路，亦即现代化图书馆之路。

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最终演变成国家的政策方针。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将图书馆定性为公益文化单位，将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公益化、普遍化、均等化。正是这场源于业界精英、起自基层、自下而上的运动，改变了中国图书馆的轨迹，使其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恰如有识之士指出的，通过业界的努力，将现代图书馆的精神、理念变为国家的政策方针，使全国图书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最大成就。

百年沧桑俱往矣，我们期待下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百年。

（本文摘自《苏州图书馆百年华诞感怀》一文，载《我与苏州图书馆》，古吴轩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