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我国古代藏书的场所称藏书楼，近代以来新型的文献收藏机构称图书馆。这是通常的说法，也是图书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

细究起来，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为“藏书”似乎更为恰当。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史记索引》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就相当于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然而，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际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据传说，上古伏羲氏画八卦始有文献，黄帝时已有分掌文献的史官，夏代也有负责图籍的太史。《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都是远古文献的名称。上古传说固然渺不足征，但至迟在商代，即已有了可以确信的各类藏书——20世纪初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献，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实物；《尚书》中关于商代“有典有册”的藏书记载，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在周朝，周王室藏书的历史也远早于老子，文献也不仅限于周王室所藏。可以断言，我国古代的藏书，远在华夏文明初始的年代即已发端，并伴随了古代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之始终。

“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也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新唐书·艺文志》）等诸多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确切考定，但应该在唐朝之后，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据《新唐书·李鄌传》记载：“……（李鄌）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

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以“××楼”、“××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近代问世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Library，另一个是Bibliotheca。Library源自拉丁语的Liber，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Libraries。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而Bibliotheca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Bibliothek，拉丁语则称Bibliotheca，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对于Library或Bibliotheca，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为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リ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称“藏书楼”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 “藏书院”等。据目前所知，在20世纪之前只有1897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使用了“图书馆”的名称。从20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1900年9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的文章。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但由于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在先，所以改名后人们仍习惯以旧名称之，使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这一正式名称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直到1904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以图书馆之名。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学界普遍认为，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产生的标志。

厘清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与区别，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史实：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亦即“西风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则是这些文献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都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催生出新型的近现代图书馆。古代的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不是它的母体和前身。

有人这样描述近代中国图书馆：19世纪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后来逐渐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因此才产生了重要的进步和飞跃。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和西方的图书馆之间，不是什么落后与先进的差别，而是走的两条道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成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别和先进与落后是两回事。

还有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观点认为，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藏书楼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封建性的旧式藏书发展过渡为新型的近代图书馆。这种解释用于西方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是比较恰当的，而用于中国图书馆则不妥。西方图书馆的历史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图书馆，中世纪时演变为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产业革命之后又产生了近现代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一种演变、递进的完整过程。而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在近代之后则中断了，藏书楼也消亡了，而不是转变成了什么。中国的图书馆从产生之日起，走的便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是在新的起点上从头开始的。从本质上看，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或过渡。这就如同一幢房屋的旧主人被新主人所代替，而这位新主人既不是由旧主人洗心革面而成的，也不是旧主人的儿孙，只不过是新主人入住之后受到了旧主人的一些影响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简单说来，现代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本质上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民主、民权、平等、公正和公民社会的象征。新型公共图书馆的问世，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平等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而这种条件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方才日臻成熟。

新型公共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公益性、公共性，其表现就是面向社会普遍开放；而旧式藏书楼属于私人所有，或是皇家、官府等少数人占有，其主要特点必然是封闭性的。

从历史发展看，在古代藏书初兴的殷周二朝，文化上是“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的状况，反映在藏书方面，则是“官守其书”的局面（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贵族统治者之外的广大民众与文化、图书是无缘的。春秋末年，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通过毕生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了从“学在官府”向“学到民间”的转变，使得众多的平民有了拥有、阅读图书的可能，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东汉以来，纸张发明并逐渐成为图书文献的主要载体，使图书的传抄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和廉价，于是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官府藏书之外的各种文献收藏，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唐宋之际，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在全社会普及，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致使文献的收藏和利用水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各种类型的藏书楼骤然增多，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但是，这三次变革只是增加了社会上图书和图书收藏者的数量，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藏书楼“门虽设而常关”的封闭状态。

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祁承爜对自己的子孙及其藏书楼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

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遵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毕则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勿分析，勿复瓿，勿归商贾手。（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

不难看出，祁氏对其藏书楼采取的是严格的封闭措施，连子孙、亲友都要受到限制，外人自然就更无缘问津了。

而享誉明清两代的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其措施更为严厉苛刻：

司马（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藏书楼的图书竟然连子孙都不准入内阅读，已经和守财奴埋着金银饿肚皮无异，与文献收藏的本来意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澹生堂和天一阁只不过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类似的封闭措施在古代为数众多的藏书楼中属于常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并不都是藏书家自身的过失，藏书家们集聚、保存图书典籍的苦心孤诣和历史功绩也不可一笔抹煞。归根结底，藏书楼是小生产文化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形成面向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体制，也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化服务公众的任务。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古代的藏书家并非全都是守财奴式的角色，也有卓尔不群者。例如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就曾尖锐批评藏书家“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的偏狭传统，以致古书“十不存四五”（曹溶《流通古书约》）。他写了一部《流通古书约》，倡议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使“古籍不亡”，以免因秘不示人遭湮灭。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一位学者兼藏书家周永年，大胆提出了“儒藏说”，提倡“天下万世共读之”；还建立了“藉书园”，专门为“穷乡僻壤，寒门窭士”等贫寒书生提供可读之书（周永年《儒藏说》），“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章学诚《藉书园书目序》），实属难能可贵。然而这样的藏书家在中国古代尚属凤毛麟角，其视野和影响均有限，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举措也难以延续。他们只是旧事物的叛逆者，却不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建人。

只有新型的近代公共图书馆才能完成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使命。这是中国文献收藏史上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变革的结果便是旧式藏书楼寿命的终结，新型图书馆历史的开端。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收录本书时做了较大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