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简要分析和展望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再回头。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新常态蕴含着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我国经济将逐渐触底企稳，最终实现有底、有质量的温和复苏。

未来温和的扩张政策、三中全会后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补库存因素及国际经济环境改善等因素，将继续支持未来数年我国经济企稳并小幅回升。2015年我国GDP增长6.9%，依旧落在6.5%～7.0%这一区间内，基本接近现阶段潜在增长水平。2016年之后的5年，仍将围绕7%这一中枢，在“六上八下”这一较为理想的区间窄幅波动。与此同时，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将面对巨大的就业增长压力。未来5～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将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一 短期需求端：下行压力有望逐步缓解

1．在基建投资继续发力和房地产投资逐渐企稳的支撑下，投资仍将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关键作用

稳增长的关键切入点是要稳投资，稳投资对稳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较快，2008～2010年对GDP的贡献超过一半，之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作用依然显著，均在40%以上。

很多学者对中国投资增长可能存在误判。中国经济可能不像有研究指出的那样过度依赖投资，实际上并不存在投资过度的问题。理由有四：一是中国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据对不包括土地和存货等在内的生产性资本存量的测算，2012年约为29万亿元，人均资本存量仅为2.14万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本积累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投资空间。二是中国仍拥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2005年之后，国民储蓄率维持在50%以上，同时伴随着更高的投资增长。国内储蓄中，企业和政府储蓄比重较高。企业、政府高储蓄的持续释放造成了如今的高投资率。三是增加投资能带动技术进步。对后发国家来说，投资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最重要方式。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加速发展，必然要购置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在新资本品使用过程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升。四是增加投资能拉动消费增长。经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刺激消费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费尚未与投资脱钩，只有先行加大投资，才能拉动居民消费。在形成自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循环之前，必要的投资将直接扩大消费空间，带动经济升温。

当前，政府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是那些连接稳增长、调结构与惠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在加快推出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7大类重大工程包的基础上，又积极筹划推出了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4类新的工程包，其中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包包括6大工程：信息消费、新型健康技术惠民、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服务业培育发展、高性能集成电路及产业创新能力等。在选择这些重大工程包项目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三是符合“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四是具备一定工作基础，通过加大工作力度能够尽快推进。此外，2014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限贷限购政策相继调整，加之11月21日以后，央行4次降准，5次降息，并于2015年相继出台了“330房贷新政”“二套房首付降至4成”“营业税免征期限5年改2年”、公积金新政、不动产登记条例的实施、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首次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等一系列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新政，共同刺激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逐渐回暖，房地产成交量持续走高，未来房地产投资见底回升也是大概率事件。这些频频出台的利好新政都显示，政府出于短期稳增长的压力，对楼市调控由限购从严向政策支持转变。因此，就短期而言，在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和房地产投资逐渐企稳的有力支撑下，投资仍将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关键作用。

2．消费市场将基本保持平稳，并对经济增长继续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之作用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就业形势良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不断加快等因素有助于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房地产市场回暖所带动的家装建材、家具、家电等领域的消费需求，跨境电子商务、网络消费、境外高端消费回流国内、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进一步显示出较大潜力。但是，居民对未来消费信心不足、2015年年中巨大的“股灾”对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的打击、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增长，特别是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仍在趋势性减缓，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考虑到中国的消费之于经济增长始终是个慢变量，其变化较为平稳，未来将对经济增长继续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之作用。

3．我国外贸面临严峻形势，不再具备高速增长的内外部条件

真正令人担忧的短期因素是外需。2015年疲弱不达预期的外贸数字显示，未来外部需求的好转迹象仍旧十分微弱。未来几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形势可能会好于当前：美国将会继续保持较为强劲的复苏势头，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能否逐步走出衰退状态并出现回升还有待观察，新兴经济体经济形势并不悲观但显然也没有太多乐观的因素。整体而言，未来几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将日趋复杂，难言根本好转。未来如果人民币保持双向波动的理想态势，将缓解汇率因素给出口企业造成的成本压力，有助于我国出口。反之，如果2014年以来的对一揽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升值的状态延续下去，外贸表现势必是雪上加霜。再从进口来看，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并已屡屡跌破“下限”的大背景下，内需疲软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中长期低迷的“冰河期”，进口乏力的局面还将延续，进口增速回落得甚至更快。总之，短期内我国外贸形势严峻，不再具备高速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难以指望净出口这第三架“马车”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走出当前的困境。

二 中长期供给端：增长空间巨大，6%～8%增长潜力可期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高速增长，支撑我国经济数量扩张、粗放增长的条件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经济正在告别数量扩张型的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质量提升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但是，无论从总体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来讲，还是从创新水平、要素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健康，增长潜力依然十分巨大，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在快速推进，市场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没有逆转，未来5～20年中国仍有6%～8%的增长潜力。从中长期供给端来看，中国经济至少具备以下8个方面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一是人力资本红利正逐步形成并将持续释放。一般研究认为，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59岁人口）的绝对数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因素的作用被部分学者夸大了。对老龄化的担忧或被夸大，劳动力质量上的提升，将会弥补数量降低带来的负面影响，延续人口红利。更何况用15～59岁年龄段来定义适龄劳动人口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人口红利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老龄化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有一些因素可能会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例如，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口，劳动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仍将提供一定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较低，未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人口红利在短期内并不会变为人口赤字；人口政策和教育体系的改革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年我国通过加快教育、加强培训等政策措施，使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或者人力资本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和释放。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每年毕业700万左右的大学生，使劳动力大军的整体文化素质有较大的提升，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此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使这种红利正代替传统的单纯拼劳动力数量的红利。

二是产业升级打造的双引擎动力强劲、后劲十足。为解决中国产业结构中高端化不够、工业增加值率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的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核心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的中低端产业逐步升级为中高端产业，使传统产业这一引擎再次轰鸣起来。展望未来，农业与科技、信息等现代化因素结合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空间扩大，高科技农业、信息化农业、多功能农业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但却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另一方面，通过发布《积极推进“互联网+”的行动指导意见》，重点推进包括创业创新、现代农业、协同制造、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在内的11个领域，力图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三是民间创富的巨大潜力和大众创业的发展活力。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长期以来，我们的投资主要依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当前，全社会负债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已不可持续。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一系列鼓励和引导政策扶持下，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高达60%。然而受制于形形色色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民间资本仍存在有钱无处投、想进进不去的现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和潜力，提高全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四是万众创新的无尽激情和永不停息所带来的内生发展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是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引擎。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面对世界范围内正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我国过去那种靠生产能力扩张、“铺摊子”的传统模式将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产业从低端迈向中高端、“上台阶”，增长动力将逐步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实现这种驱动力的切换，必须激发亿万群众创造和创新的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五是地区间的梯度转移和升级为我国的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从全国来看，国内区域差异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部阶梯发展的特征，东部地区发展最早、最快，基础最好，产业结构调整也最早完成，人均收入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而位于第二、第三梯队的中西部地区大体上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一些老少边穷、老工业基地等地区总体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从各地区人均GDP水平的差距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在地区间的梯度推移和升级还有很大空间，地区间的竞争与合作将长期存在，落后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具有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它们在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目前，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势头已经显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快于城镇居民，这将推动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力之一。

六是市场规模潜力巨大。我国是大国，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横向来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和消费都不平衡，这为未来需求的渐次释放提供了可能。纵向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已有所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空间仍然很大。中国人均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尽管经济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属于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现实表明，中国距“经济强国”还有很大距离。中国在未来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中长期投资需求，如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新能源、养老、医疗以及进一步城镇化中带来的诸多需求，这些巨大的市场需求将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七是蓬勃发展的对外投资为再造数个“海外中国”展现了全新的空间、提供了无限可能。《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投资体制改革》显示，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12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与吸引外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更加引人注目。2014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大幅增长15%，达1160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投资存量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14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GDP的7%，远低于美国的36%。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仍大有潜力。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占外汇储备的比例较低，2015年年底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外储大国，但对外投资累计净额（2013年数据为6604.8亿美元，全球第11位）占外汇储备余额比例仅为16.98%。外汇储备余额大及对外投资存量小，显示中国未来对外投资的空间巨大。特别是，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这势必对未来的对外投资起到十分正面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到带动作用，二是能开拓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路径。当前全球各国都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中国的战略能促进其互联互通，开启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战略，未来有望形成新的区域生态和产业链投资模式。可以预期，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商品和劳务输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逐步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也将重新构建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

八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逐步释放，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日益彰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就深化改革和建设法治中国做出了全面部署，拉开了新一轮中国改革的序幕。涉及经济、社会、生态、司法、民生领域的改革举措正逐步落地，给中国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仅仅是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就已给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正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比如公司商事制度的改革，就极大地激活了创业热情，给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了门槛更低、形式更灵活、申办更便捷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今后大约20年的时期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依然存在。我国具有争取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总之，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悲观，增长的发动机更没有熄火。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巨大需求潜力、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技术潜力、土地潜力、市场潜力以及民间创业创新创富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内生于中国经济的上述潜力，构成了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并长期延续的最可靠和最持久的原动力。如果我们能通过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地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一定能实现未来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增长。

三 “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宜定为6.5%～7%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完成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关键之年。在“十三五”规划所涉及的众多内容和目标当中，经济增长目标无疑最为引人瞩目，尽管增长目标如GDP因其种种缺陷而屡屡为人所诟病，但这样一个综合性指标暂时还难以被其他指标完全替代，特别是它的高低起伏将直接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两个翻一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问题。

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离不开对于未来5年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审视，以及基于此的对于“十三五”时期的战略定位。

从国际来看，对未来5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大致可以做这样粗线条的描绘：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的转型调整期，世界经济平衡也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艰难地加速转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势不可当地加速发展，美国积极主导和推进的一系列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TTIP、TISA等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将加快，并且不排除其中的一些谋划已变为现实；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将从兴起到兴盛，全球科技创新不断迸发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地位日益巩固，服务业稳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外需求复苏曲折而缓慢，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既困扰发达经济体，也成为新兴经济体挥之不去的梦魇，此起彼伏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再次四处飘荡。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错综复杂局面仍将延续，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愈加明显，不仅进入了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同时也进入了风险凸显期、升级机遇期和转型关键期的新阶段。笔者一直认为，“新常态”这一概念恐怕不是一个长远目标，也不是短期追求，而应当是一个中期目标，“新常态”逐步定型至少需要五到十年，“十三五”时期恰好处于这一阶段。为此，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在逐渐增大。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将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总体来看，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但笔者仍然愿意乐观地判断，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我们还是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个机遇、怎么去利用这个机遇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是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应该主动承担起一些必要的国际义务。

基于上述分析，“十三五”时期将不仅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期，更是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期、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突破期和全面推进国际化的上升期。

在这样一个战略定位之下，“十三五”时期应强调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把“提质增效”作为发展的主旋律，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力求做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惠民生等多重目标的统一。为此，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性目标不宜定得太高，太高比如7%以上难以实现、难以承受。也不要降低太多，太低比如6.5%以下则难以完成十八大确定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一些代表性的机构和学者此前的研究和分析来看，普遍认为我国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6%～7%的经济增长，有些观点认为平均增速应在6.5%左右，有的认为应在7%左右。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笔者建议，“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应定为6.5%～7%这一区间，或者，年均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定为6.8%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既延续了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步伐，同时又不至于降得太快，可做到“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需要强调的是，6.8%这一数值应当被看作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也就是说，如前所述，未来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的理念，完整的调控目标应当是一个区间。只要经济运行在目标区间内，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不应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和强紧缩政策。

更进一步，未来我们如果能以国际通行的较为客观并且可以定期修正的预测性目标来代替当前较为主观且僵化的预期性目标，这将是宏观调控的一大进步。

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发展目标，当前需要重点研究和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基本支撑力量是什么？应当说，年均6.8%的增长速度仍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根据历史经验，重大工程及重大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能够适时提出未来五年需要开工建设以及完成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储备清单，相应的投融资安排和支撑，还有重大政策的储备和支撑。二是新的驱动力量是什么？面对当前国际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乘势而上？如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如何实现？基本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是什么？三是“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有哪些？产能过剩压力的持续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不确定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创新驱动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不理想，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等，可能都是未来比较突出、需要重视的约束条件。

此外，为编好“十三五”规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还包括：新的发展动力转换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产能过剩化解问题，产业政策的效果检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城镇化问题，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农业和粮食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问题，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对外战略的调整问题，等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如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划的关系，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四 追求高质量、暖人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015年中国经济的年报已经如期公布，6.9%这样一个数字依然称得上可圈可点，这个速度客观来讲已经不算低，这是当前我们推动转型升级、加快结构调整的必要代价。

从各个分项指标不难看出，尽管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已不可避免，但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在孕育着新的突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占50.5%，比第二产业的比重高10个百分点。二是需求结构不断改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达66.4%，而且消费和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升，二者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是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东部地区快约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快于东部地区3个百分点，区域间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四是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4%，快于GDP、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五是资源环境成本的消耗也有所减少，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超过5%。六是创新驱动正悄然成为现实，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市场活力进一步被激发，全年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1个百分点。

总之，这些变化都是经济运行中越来越突出的亮点，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结构升级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在持续改善，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经济增长内生的新动力有所集聚。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要远远重于GDP增速的快慢，结构优化后的增长6%无疑将优于旧模式、旧常态下的增长10%。

众所周知，由于规模增大及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而进入一个年均6%～7%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对此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和中长期诸多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经济运行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地增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换挡至中高速，但是换挡而不失速，这种增长速度有别于以往的传统增长方式，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增长，是世界范围内表现上乘的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放到促进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来。

对于新的一年，我们应逐步适应这种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彻底抛弃固守、追求7%甚至更高速度的观念，而应追求高质量、暖人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去水分、有效益的经济增长。高质量体现在速度稳定、结构优化、效益提高，体现在区域协调、体制完善和风险可控，体现在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在创新驱动对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替代，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将成为新的常态。旧常态下长期积累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过高、融资成本过高，政府对市场、企业的直接干预较多，宏观税负较高，金融风险累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人口红利减弱等，迫切需要尽快解决。

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经济增长，是暖人心、惠民生、补短板的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真正作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普通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毫无疑问是未来亟须补齐的“短板”。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拥有幸福的生活，不断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事关保障人民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共享发展改革成果，需要做的有很多很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释放就业潜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推进医药卫生改革发展；高度重视各类生产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安全网等，都是民生领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经济增长，是绿色化、“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不仅要看传统的GDP、失业率、CPI等指标，更要看衡量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指标，需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涵应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生态环保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和追求的发展目标，把“绿色化”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道路和基本途径，实现“绿色化”生产、“绿色化”消费和“绿色化”思维，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闪光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为实现上述目标，未来应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导向，转换经济治理思路，打破需求管理路径依赖，着力从供给侧发力，进一步破除供给约束，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释放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全新动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中国经济顺利度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阵痛期。

笔者以为，未来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将意味着经济运行更加稳定健康、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合理、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效、生态环境更加良好宜居、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安逸，最终实现有质量、无水分、暖人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让老百姓感觉更加真实和更多实惠的经济增长。这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