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与性质

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开始变得日益复杂，且面临许多新特征、新情况和新趋势，中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速中长期下行的明显态势。这一轮经济下行的复杂程度是我们前所未遇的，其性质与原因，既有短期周期性调整，也有中长期趋势性下滑，更有内在结构性缺陷、体制性痼疾和资源环境的制约，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结果。

一 周期性调整是促使经济增速不断回调的直接原因

从短期周期性调整来看，拉动本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的主要因素是，我国宏观政策在经历了四万亿元大规模刺激计划之后，逐步走上了主动退出和主动收缩之路。故而从投资来看，一方面主动调整使内需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出现明显减速，另一方面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也使得制造业投资不断萎缩，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行。从消费来看，在国家采取家电下乡等多种政策刺激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曾经达到62.7%，但这些刺激不可持续，现在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又回到50%左右。再看外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主要发达经济体负债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将长期处于“去杠杆化”状态，增长乏力，并时时伴随衰退之忧。受此拖累，新兴经济体也普遍放缓了增长步伐，并伴随着金融风险的扩大。世界经济低迷造成外需萎缩，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走势。中国之前所享受的全球化红利日渐衰退，全球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外商直接投资的退潮也已拉开序幕，外部市场的收缩也加剧了短期总需求的疲弱，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连现状也难以维持。最近几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一直在2%以下，基本已成常态。

总之，从中长期趋势性下滑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潜在增长率放缓，正在告别过去的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正在步入6%～8%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表明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在逐步衰减，并导致潜在经济增速出现中长期下行。

二 结构性因素是经济增速减缓的根本原因

除上述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之外，2008年以来这一轮阶段性的增速下行，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因素，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相互叠加，而且结构性因素或者说供给侧的因素在这一轮经济下行中占据主导地位。

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投入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熊彼特、卢卡斯等人又将创新、技术进步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供给面来分析。即从供给视角看，观察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等要素，综合物价和就业、投资等因素判断，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进入趋势性减速和回落区间，潜在增长率在逐渐下降、缓慢地下台阶，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在逐步衰减。特别是，在找到新一轮增长点和新的技术革命出现之前，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经济增速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趋势性的，难以避免。

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当前，多个行业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表明制造业经历迅猛的扩张后已基本饱和，制造业的生产要素向服务业的转移、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大势所趋。就理论而言，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较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处于劣势，特别是我们的服务业大都还处于低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话，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和流动便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随着这种转移的加快，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2013年开始，我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意味着我们正经历着经济的成熟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

第二，从要素结构来看，要素供给效率在不断下降。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要素供给减弱，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加速到来，传统的劳动力红利正在衰减。如前所述，2014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比2013年减少了145万人，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4年出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已减少到9.88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更减少到71.9%，这一比重已连续五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需状况正在发生逆向转折，依赖“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人口结构的恶化拉低潜在经济增速有三个主要渠道：拉低储蓄率，继续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拉低房价。当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的素质结构也在变化，政府的人口政策也将加快调整步伐，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是个缓慢的过程，并不会引发潜在增速的断崖式下行。

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资本要素供给正在下降。资本的供给来源于居民的储蓄。随着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将会显著上升，这无疑将会更大程度地促使储蓄率向下调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储蓄率已由2008年最高点的51.84%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47.96%，有明显向下调整的趋势。而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变少，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从而带动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总之，劳动投入增长率下降，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还是不尽如人意，综合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以上三个结构的变化，基本上确定了我国未来的增长格局，即开始从过去年均GDP接近10%的增长阶段进入中低水平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的新常态。

三 体制性改革进展缓慢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既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国的国情特点有关，但很关键的一点，还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有关。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就在于不断进行的重大制度创新。但遗憾的是，近10多年来，几乎没有进行意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这造成制度创新比较缓慢，经济增长失去澎湃动力。未来如果再没有重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并非危言耸听。

研究分析导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多方面体制性因素，可以发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不是由某个单一的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多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为复杂的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日益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与导致它们的体制机制痼疾以及上述结构性问题相互缠绕、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使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等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因此，要解决当前及今后经济增速不断下行这一突出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准确把握这些潜在的深层次体制性根源，深刻分析其影响的路径，找到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

仔细梳理下来，在战略谋划特别是顶层设计方面，以及收入分配、财税、金融、资源环境、社会保障、国有企业、政府职能转变、对外开放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存在大量深层次的或严重滞后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第一，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能力面临体制障碍。尚未形成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智力支撑体系，跨部门利益和行政任期的高层级顶层设计机构虽已初步建立，但其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能力尚有待进一步提升，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需要。

第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居民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过高，要素报酬分配不合理，反垄断不力，对低收入者和小企业惠顾不足，寻租腐败等灰色收入盛行，个人所得税双向调节功能严重缺失。

第三，财税体制改革滞后。预算编制、执行与审查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制，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问题突出，针对此类问题的改革尚未真正破题，财政支出过多侧重于经济领域，税制和税收结构不合理。

第四，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依然过高，银行业市场仍处于国有大银行垄断状态，市场化、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尚未完全建立，汇率利率形成机制僵化，金融监管能力特别是适应于混业经营实践的监管能力薄弱，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15年年中爆发的世所罕见的“股灾”即是明显一例。

第五，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资源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比价关系不合理，不能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社会承受能力，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缓慢。

第六，微观主体的创新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国有企业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化、官僚化和等级化色彩，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体制机制制约。

第七，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建设不到位。覆盖面较窄，保障水平在城乡、不同群体和地区间差异较大，财政投入水平仍较低，筹资模式单一，缺乏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滞后。

第八，政府职能转变仍显滞后。政府与市场边界还待进一步明确，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较为严重，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导致官员政绩观和执政方式扭曲，行政决策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第九，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滞后。贸易政策不合理造成贸易结构失衡和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限制，对全球治理参与不足限制了我国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能力。

四 创新能力滞后所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

劳动投入、资本形成、科技进步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三个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出现靠的就是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但现在这三个要素供应效率都在下降。随着劳动和资本投入减少，经济增长就是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抵消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一般规律是，如果通过要素跨部门转移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放慢了，就更需要靠技术创新、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科技进步同样缓慢，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开始悄然下降。

过去的30多年里，在技术上我们曾有很强的后发优势，我国企业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现在这一优势正日益消失。一方面，因为中国的技术在不断进步，距离国际先进技术的落差正日益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正在减弱，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其他国家对违反知识产权的做法不再是善意忽略，而是开始重视，中国想以比较低的成本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显滞后，很多因素导致我国无法继续在引进、模仿基础上进行创新，技术要素供给面临转型。面对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化、服务化、定制化、网络化等。这些技术潮流和前沿，大部分仍然被发达经济体所掌握和引领，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整体上是落后的，所以科技创新及其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五 资源环境约束的持续增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外部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除劳动和资本以外，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源能源耗费型的、环境不友好型的，伴随着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及生态资源的消耗，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持续大范围雾霾的肆虐意味着环境承受力已接近临界点，也使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资源消耗巨大，不少资源性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超过50%。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压力增大。在不得不向污染宣战的新形势下，粗放式高增长将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这一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已暴露无遗，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这些变化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

在各个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中，低廉的地价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使得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成倍增加，土地的边际增量供给已消耗殆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化建设用地面积是1978年的近6倍，而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新常态下，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无疑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能源等资源的硬约束也在日益加剧。由于我国能源消耗速度持续快于生产速度，导致进口不断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构成明显的制约。此外，环境的约束近年来更是极大地困扰中国经济。雾霾、饮用水污染、重金属超标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对生产形成硬约束。在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内，把环境污染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其中显然已非常必要，而且这个因素将作为负面影响存在，这也使劳动生产率下降，进而带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诸因素中，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强，资源要素供给面临瓶颈，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典型的负外部性影响已不容忽视。

六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性质：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

通过上面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和中长期诸因素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经济运行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换挡至中高速，但是换挡而不失速，这种增长速度有别于以往的传统增长方式，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增长，是世界范围内表现上乘的增长，是去水分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第一，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从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看，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储蓄率、投资率持续下降，因而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难以避免。中国过去30多年持续高增长的时间比别的国家更长，速度比别的国家更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总体说是符合规律的，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大，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它所对应的经济增量仍是非常可观的。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对应经济增量大约是40798亿元人民币。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上乘。有研究表明，根据对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世界经济数据库中125个经济体的分析，有36个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且经历过3.5%以上的高增长。其中，有34个在高增长之后出现了显著减速（指任一时点之后7年平均增速比之前7年降低2个百分点以上），概率高达94.4%。这说明，高增长经济体经历一段时期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显著减速是世界性普遍现象。对比而言，考虑到我国经济已经有过长达30余年的近10%的年均增长，目前主流研究机构对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预测大都超过5%，这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仍属上乘。

第三，有质量去水分可持续。中国现阶段正在向新常态过渡，这个阶段应该是有质量、有效益的中高速增长，是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中水分很大，如果减速是减水分，这样的增长就不可怕，“追求无水分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速度正是我们的目标，这样的减速能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我国的经济运行将全面转到尊重规律、重视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更为真实，从而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真正的福祉、能为中长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

总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低成本驱动时代已经结束，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长周期经济下行正在展开，新的增长周期尚未形成，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存在，至今尚未有明显触底迹象。特别是，短期内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决策层始终面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惠民生等多重任务和两难境地，由此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造成经济运行出现摇摆和波动。当前，政策影响造成的波动与长周期减速重叠在一起，放大了国内经济困难，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及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步、不协调的影响，国际大环境对我国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可以说，最近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艰难、最复杂和最易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时期。

因此，尽管我们正面临着经济增速下行的风险，但是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仍然十分必要。中国当前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都需在持续健康的发展中解决，因此维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前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一路下行。GDP增速太低或者一路下行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和负面影响。

第一，影响第一个一百年“两个翻一番”目标的顺利实现。一方面，按照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2015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5%、7.7%、7.7%、7.4%和6.9%），“十三五”时期，GDP需年均增长6.5%。若年均增速低于6.5%，那么GDP翻一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并且，这一情形也使GDP增长率从2007年之后至2020年出现长达13年的历史罕见的持续下行。另一方面，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降至6.6%，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最低增长率的边缘。若从2016年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继续降至6.6%以下，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无法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第二，影响我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我国顺利迈向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2014年，我国人均GDP虽已达到7500美元左右，却只相当于美国的1/7左右，世界人均GDP排名仅在77位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最新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中国的增速分别为6.8%和6.3%，而印度则是7.5%和7.5%；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中国的增速分别为7.2%和7.0%，而印度则是7.8%和8.2%。两大国际组织的预测都表明，未来一段时期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持续高于我国。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长时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保持6%～8%的经济增速，十分必要。

第三，影响社会稳定和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经济下行速度过快，一方面，将直接影响就业的扩大。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从劳动力供求总量关系上看，就业压力似乎不大。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突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都会有700万左右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就业压力处于较高水位。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增速低于6%，将会影响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和自身盈利状况，影响企业扩大投资等正常经营行为，甚至出现大量企业亏损、破产和倒闭现象，这就必然影响就业的扩大和社会稳定，抑制居民收入增长，不利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第四，影响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与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为8.6%，为1992年以来即23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2015年11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又进一步滑落至8.0%。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会一路下行。这样，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改革措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收入差距的调节等，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如果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降，企业经营恶化，会减少政府税收，增加银行坏账，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在内的经济风险将有可能从隐性变为显性，从潜在的风险隐患变为现实的威胁，从而影响我国财政、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