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对欧战的反应

今宜转全国之视线于对外关系,使趋于举国一致之途,勿复播无谓之党争。

——李大钊李大钊:《今后国民之责任》, 《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 《甲寅日刊》1917年2月1日和17日。

民初参战问题不仅是一项单纯的外交政策,它还牵涉到府院之争、派系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重大内政问题。以往学者研究参战问题时,多聚焦于参战决策本身的是非功过之争以及个别人物 (如段祺瑞与梁启超) 与参战的关系,或讨论参战与府院之争的历史渊源问题。相关研究参见: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杨德才:《段祺瑞与中国参战新探》, 《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刘振岚:《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陈剑敏:《段祺瑞力主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 《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陈三井:《中国派兵参加欧战之交涉》, 《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2册,台北,1984,第97—117页;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1969年第1期;彭先进:《段祺瑞推动中国参加欧战之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70年6月;Madeleine Chi, China Diplomacy:1914-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欧战严重地冲击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而中国因参战之机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崩溃。本章即尝试从民初派系之争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角度,考察中国方面对欧战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