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1910年代后期的中国，因外交事件所引起的民族抗议运动成为社会精英将乡土认同观念升华为国家认同观念的契机。在民族危机的关头 (如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即使那些与北京政府对抗的国民党人往往也能捐弃前嫌，以“国家为重”。当寄居在美国的国民党要人黄兴听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立即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其他国民党人士也多响应黄兴的号召，做了同样的声明。日后成为中共创始人的李大钊在这一时期也时常以“民族大义”相标榜，他反复告诫国人对于关系国家存亡之政府外交问题，“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讦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亦非爱国人士之所当出”。

然而，北京政府借助“民意”来声援政府外交，也存在很大的潜在危险。一旦北京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舆论，政府外交很容易成为政治对手攻击或质疑政府合法性存在的把柄。一旦舆论中形成“政府不再是国民的政府”这一政治判断后，北京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就遭到质疑。在1910年代后期，国内学生、商人、记者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渐渐卷入民族抗议运动中。民族主义促使学生界与商人、自由职业者以及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抵制外敌入侵和北京政府外交的失败。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又反过来与北京政府镇压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形成互动”。结果，原本单纯的外交事件与内政问题纠缠在一起。执政者既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在野派系也可以利用它攻击执政者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如北洋外交元老颜惠庆所言：“一帮失意政客似乎觉得不把政局搅乱，他们就无法浑水摸鱼，故也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由此印证，民族主义的确是一把“双刃剑”。

民族主义是各种社会集团力量进行整合的催化剂，也是分裂政府领袖与公众舆论领袖的导火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清政府的灭亡是因为它在政府对外交涉中不能像公众要求的那样保卫国家主权，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激发国人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的严重不满。晚清革命党人经常把反对帝国主义与推翻清政府和实行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清政府的这种历史遭遇同样发生在北京政府身上。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动员公众舆论的催化剂，固然是好事。然而，北京政府主观上虽希望能够将民众对外抗议运动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在事实上却无法办到。几乎每一次的抵制日货运动都会引起日本政府要求北京政府取缔中国民众的“反日言论”或“抵制日货行为”。北京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也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往往要镇压那些过激的民众抗议行为。此举势必恶化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关系。北京政府往往也愿意拉拢那些已经离心离德的社会精英人士，但到了1920年代以后，此举很难奏效。玛丽·兰金指出：“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已很难利用爱国主义来争取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因为，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新的革命观念已经取代传统的爱国主义，并成为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

一言以蔽之，1910年代后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危机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因此而不断高涨。民初政府在此历史关头，将舆论宣传策略运用于对敌国的外交谈判中，不仅借助民族主义所激荡起来的“民气”抵制谈判对手提出的各种权利要求，还通过改变国际舆论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民初北京政府与列强谈判所凭借的舆论宣传“武器”又存在消解政府合法性的危险。因为，北京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民意有所依赖，却无法完成对民意的外交承诺，结果导致北京政府的“弱国外交”愈发地引起民众的不满，或许这也是北京政府何以在1920年代迅速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