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塑造国家形象

一位法国作家说过，“谣言只要流传二十四小时，常会给一个国家帮大忙”。此语形象地说明国际宣传对于政府外交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李普曼说过：“世界上最出色的外交机构是最完美地将搜集信息和把握政策分隔开来的外交机构。”李氏所言不仅道出了现代外交所具有的职业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特征，更突出了外交情报或舆论宣传在现代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开始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过去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旧秩序逐渐为新的国际秩序所取代，在这种大变革的国际形势下，世界各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对清末民初的中国而言，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其外交政策也在悄悄地发生新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政府开始利用报刊、通讯社和电报等现代传播工具作为对外舆论宣传的外交手段，其意图不仅是为了获得短期的外交收益，也是为了塑造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民初政府能够重视国际宣传并非意外之事，因为许多民初政府领袖不仅曾经有过办报经历，深知新闻宣传之重要，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如袁世凯、熊希龄和汪大燮等人在晚清时期就有过出使外国的经历，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早在20世纪初年，熊希龄就注意到国际宣传对于政府外交的重要性，他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于各国都城开设洋文杂志，政府助以津贴，故日、俄之役，俄虽以黄祸之说煽动欧美各报，日本即于其所设杂志中反复申辩，以释各国之疑忌，而免其干涉”。他还批评说：“吾国既无报馆设于欧洲大陆，故吾国之言论对于各国言论界素未有发言之资格。无论人之诬指我者，不能匡驳；即人之误疑我者，亦不能申辩。”1907年初，熊希龄特意上书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向袁氏反复说明应该在国外设立报馆与创办杂志的重要性，请求袁世凯能够“维持保护”。根据周秋光的考证，熊希龄大概于1907年3月间在上海正式设立了“环球通报社”，该社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以对外宣传为主要目的海外通讯社，可惜不到两年就停办了。随后，熊希龄、汪大燮、汪康年、李盛铎以及晚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参赞王慕陶 (字侃叔)等人联合发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远东通信社”，这家通讯社得到国内各地热心“洋务”的政府大员的捐款赞助。进入民国以后，远东通信社仍然由比利时中国使馆参赞王慕陶负责，其经费来源由北京外交部、交通部和某些省政府资助。远东通信社还出版一份名为《福恩评论》(Revue Faune) 的杂志，并定期地向欧洲各国报刊发布有关中国的消息，曾在一段时期有六家英国报刊购买远东通信社的新闻稿。民初之际，一向反华的英国记者濮兰德 (John Otway Percy Bland) 在美国游历时，曾向美国公众发表大量攻击中华民国的言论，这时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一位职员 (姓名不详) 自费组织一个“远东新闻处”，以抵制濮氏的反华言论，捍卫中国的尊严。之后，远东新闻处开始要求北京外交部给予永久支持，而当时担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就直接负责资助远东新闻处的经费事宜。由此可知，民初北京政府的对外宣传机构往往都是驻外使馆人员先自发成立，然后再得到北京政府的许可而存在下去，这说明北京政府中央领导层还没有对国际宣传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宣传政策。

民初政府能够根据国际形势需要，适时地从事国际宣传，关键还在于北京政府内部有许多具备良好新闻专业素养和国际法知识的归国留学生群体，又称“少年中国派”，其代表人物有蔡廷幹、陆征祥、顾维钧、伍朝枢、郭泰祺、王正廷、曹汝霖、陆宗舆，他们或是袁世凯的亲信随从，或在北京外交部担任领导职务；另外北京政府所聘用的许多外籍顾问如莫理循、宝道、有贺长雄等人也时常向北京政府提供这方面的新闻宣传咨询；再者，当时在国际和国内报界都非常活跃的一群中外记者如董显光、托马斯·密勒、端纳等人与在北京政府任职的顾维钧、王正廷和莫理循等人之间有良好的私人关系网络，彼此相互往来。其中，以莫理循曾经服务的英国《泰晤士报》为核心所构建的英国新闻记者关系网络，与以董显光、托马斯·密勒和鲍威尔等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关系为中心构建的美国新闻记者关系网络成为以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等欧美留学生群体所依托的重要新闻咨询网络，而北京政府在国际宣传中也从中获益良多。

北京政府外交宣传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此过程中，北京政府外籍政治顾问、享誉国际新闻界的资深记者乔治·莫理循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12年8月1日，莫理循正式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莫理循就任伊始，就对当时国际上流传的各种不利于北京政府的外交谣言予以高度的重视。他认为，那些负面谣言会“伤害中国的信用和好名声”。举例言之，俄国政府在1912年就不断在西方国家中散布关于中国在外蒙古举动的各种不正确报道，其目的就是借此削弱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的合法统治，实现俄国独霸外蒙古的野心。1912年10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就发布了一条来自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标题为《中国人在蒙古东部的大屠杀》的虚假电讯。这则造谣电讯严重损害了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国际形象。

更糟糕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到大约三个星期后英国的邮件到达中国之前，才得知俄国政府所发出的这则带有中伤性的外交谣言。然后，中国政府才命令驻伦敦公使刘玉麟在1912年10月30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发布辟谣声明，从而大大抵销了俄国政府所蓄意散布的这条带有中伤性电讯的毁谤。尽管如此，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仍然觉得刘玉麟的辟谣声明发布得太迟。因为，莫理循认为辟谣的效果在于及时性。换言之，辟谣的行动越及时，辟谣的效果越好。显然，俄国政府在10月9日所散布的上述外交谣言，引起了莫理循和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北京政府在1912年11月29日以外交总长陆征祥的名义，由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亲自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同时发给中国驻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公使，要求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有损中国国家信用以及使人误解的电讯流传”，也即要求中国各驻外公使及时防止各种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外交谣言的传播，并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辟谣。

如前所言，民初政府在国外设立的两家通讯机构——比利时远东通讯社和华盛顿远东新闻处，主要宣传业务都是由聘用的外籍新闻记者来负责，这不但提高了宣传成本，通常还会由于外籍记者不谙中国内部情况，以至他们发出的新闻通讯实际上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了避免发生类似宣传错误，莫理循于1913年12月16日特意致信给北京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他在信中强烈呼吁说：“现在已经是应该由中国派遣本国公民作为记者出国工作的时候了，并且要停止津贴外国新闻机构，如《福恩评论》以及远东社或远东新闻处等等。它们只会为花钱维持它们的国家招来别人的讥笑。”莫理循提出的这个建议引起了顾维钧的重视。12月19日，顾维钧在给莫理循的回信中说，至于今后是否要继续津贴外国新闻社 (指远东新闻处), “尚在考虑之中，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

国际宣传的另一面就是新闻保密，没有保密，也就无所谓宣传。“一战”爆发后，英、法、日等参战列强都建立了战时新闻检查机构，目的是防止重要军事外交机密泄露出去，危害国家安全。而北京政府外交部尚未及时建立一套新闻保密制度，致使大量国家机密被泄露出去，国外新闻 (如日本媒体) 则趁机大肆宣传或造谣生事，搬弄是非，从而给中国驻外公使馆带来极大的不便。当时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深受其害。1914年9月14日，驻日公使陆宗舆致电北京外交部，建议由北京政府特设的“欧战中立事务所”肩负起对外新闻检查职能。陆氏的这条建议最后被北京政府所采纳。1915年7月14日，北京政府颁布了《报纸条例》，其中规定凡涉及“外交军事秘密”的新闻不得在报上公布。

最后，北京政府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终于出台了一项正式的国际宣传政策。1918年7月6日，北京外交部草拟了一份关于实行“国际宣传”的说贴，其中写道：

 

国家在外名誉及信用，必须使之增进，至外人尊重悦服地位方可。中国前此于外国对我舆论多不注意，诚为失计。此时，即世界成为最强盛之国，尚不免利用鼓吹政策。本年春间，英国且特设一部，专司其事，Ministry of propaganda，内分敌国与中立国两司，以为挽救或维持在外之舆论。我国今后，参战议和，与他国接触，此事似应早日进行，以收后效。

 

随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法国《巴黎时报》记者著卜达成协议，委托巴黎巴尔干通讯社作为中国政府对欧洲的驻外新闻宣传机构，每月支付该通讯社5000法郎。此外，北京政府还令各部机关确定一人或一机关，每周搜集一次可以提高中国国际声誉的时事材料，然后汇总到外交部，以便提供给巴尔干通讯社。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汤·弗·密勒去信给北京的莫理循，请求莫理循建议北京政府成立一个“巴黎和会新闻局”，以便有关中国的新闻能够通过它散发给报界新闻记者，并使其成为一个“资料情报中心”。密勒还建议由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董显光担任该机构的“名义首脑”，同时还希望莫理循建议北京政府“应该任用一批熟悉远东情形，对于中国怀有久经考验的友好感情，并且在宣传有关东方事务方面有点名气的新闻工作者作为新闻局的辅佐”。最后，密勒提议由精通新闻业务的英、美、法三国新闻记者如莫理循、辛博森和他本人来辅佐董显光执行巴黎和会新闻局的宣传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密勒在向北京的莫理循提出上述设立新闻局的建议之前，似乎已经与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有过私下联络，因为密勒在信中特意透露说：“顾维钧有邀我以这种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意思。”因此，关于设立巴黎和会新闻局的事情，即使顾维钧没有亲自参与策划，至少密勒已经向他透露过。事后经过乔治·莫理循的努力，北京政府在11月25日正式任命密勒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新闻局首脑。

由于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已经通过莫理循、董显光、端纳、辛伯森和密勒等在华英美记者群体的关系渠道，与欧美报界建立了畅通快捷的信息渠道，所以不难理解何以在巴黎和会期间，有关“小幡酉吉恫吓事件”能够先从在华的《京津外报》、北京路透社和上海《大陆报》(China Press) 等英美报刊上泄露出去，然后再由中国报界广为传播，并在短时期内形成中外媒体舆论的强烈互动局面。民初北京政府作为一个弱国政府，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往往不得不借助公众舆论来为政府外交之辅助。因此，外交宣传对中国这样的弱国外交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北京政府为了抵制强敌的外交压力，每每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宣传策略，设法唤起国内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事务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