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主义与民初外交

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简言之，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学说传入中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并在20世纪初年经由康梁维新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大肆传播，而渐为国人所认同。在清末民初，民族主义从作为梁启超、孙中山、胡汉民等政治精英的“思想资源”到他们进行革命舆论动员的“概念工具”，乃至最后演变成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民族抗议运动，其中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是近代中国报界的传播之力。当然，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即创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首要政治原则。对于一个被民族主义观念所笼罩的国家，一旦这一原则被违反，势必会引起公众的愤怒感，而民族主义情绪也将因此被激发出来，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

也有学者指出，传播的内容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壮大没有必然的关联，关键是这种传播的语言和方式决定了人们对民族主义思想的认同。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能够理解媒体传播信息的语言或具有这种媒体语言理解能力的人，才能进入一个道德和经济的社群，而不理解或没有理解能力的人便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拥有共同的语言”是建构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条件。“语言”是进入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通行证”。因此，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除了要有大众媒体的存在，还要有一定规模的阅读公众，这样在同质化的阅读群体和大众传播之间就能形成互动，而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在此种互动中呈现出来。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在中国的出现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报界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民族观念”。就民初报界而言，虽然不是所有报刊都关心政治，但报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向日益扩大的城市阅读公众传播政治新闻以及向参与地方事务的社会精英灌输民族观念和政治理想方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民族主义情绪对“异族统治”是最敏感的，在这方面晚清政府是极其不幸运的。在某种意义上，晚清新政的失败并不在于新政推行的不够彻底，而在于新政的推行者恰恰是统治大多数汉人的满族人。但清朝统治者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驱逐鞑虏”口号之所以能够鼓动人心，也正是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敏感特征进行广泛的革命动员。事实表明，这种舆论动员是行之有效的，如当时的一位学生所言：

 

宣统嗣立，正当预备立宪时期，一般学生感受《新民丛报》, 《中国魂》, 《民报》, 《浙江潮》等底影响，兼之内忧外患相继而来，于是满肚皮的种族见解，排满思想，遇机而发。而清社遂覆，民国遂立。

 

在这种背景下，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一定程

 

度上也满足了这种特殊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同时也加强了国人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感。如亨廷顿所云：“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 (虽说是代价昂贵的) 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 ‘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 ‘我们’。”

尽管民国初年曾发生二次革命、袁世凯帝制运动、张勋复辟等重大内政变动，但这些政治事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人对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北京政府能够在外交事务中借用民族主义作为舆论动员的催化剂，也是以该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列强在华势力为前提的。事实上，列强“在华势力”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术语，它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很具体的客观存在。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对政府而言是利弊同时存在的。如果政府在对外交涉中不能达到公众的预期目标，就可能损害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甚至将外交问题转化为攻击政府无能的内政问题。

虽然在1910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自治、乡土认同依然是社会精英所执着追求的政治目标，但因外交事件 (如二十一条) 所引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则成为社会精英将乡土认同观念升华为国家认同观念的契机，甚至对部分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人士而言，他们也能捐弃前嫌，以“国家为重”。比如，当寄居在美国的国民党要人黄兴听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他立即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随后在国内外的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多响应黄兴的号召，做了同样的声明。即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也时常以“民族大义”相标榜，他反复告诫国人对于关系国家存亡之政府外交问题，“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讦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亦非爱国人士之所当出”。

民初报界一方面传播列强侵略中国主权的各种新闻报道，一方面通过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权和国民权利等概念工具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经过社会精英的倡导，一种以强调国民责任为旨归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混合价值观念直接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于是，个人、家庭、地方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密切地结合起来。

虽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一部分清朝官员如胜保和徐广缙等人已经有“以民制夷”的外交思想，但真正落实到政府外交的实践层面上，还是要到20世纪以后。如麦金农所言，“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和舆论宣传是远自孔子时代以来就有的传统”，但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宣传”的观念和运作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的影响。就民初政府而言，北京政府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进行巧妙的官方舆论诱导，这一舆论行为本身是明显地受到北京政府所任命的若干外国顾问，如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端纳以及那些在北京政府内部担任要职的归国留学生如蔡廷幹和顾维钧等人的影响。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打破外交惯例，直接向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以灭亡中国为宗旨的二十一条，并胁迫袁氏严格保守秘密，使北京政府的外交一度陷入困境。然而，日本二十一条还是被泄露出去。有证据表明，1月22日以后，袁氏的亲信梁士诒、英文秘书顾维钧以及交通总长梁敦彦曾将二十一条内容透露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其中，顾维钧还与芮恩施达成默契，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美国记者，以达到借助美国舆论对日本施加压力的目的。1月25日，美国《芝加哥新闻》(The Chicago News)报道：“日本的要求使局势紧张，若中国接受则成日本附庸。”随后，国内京、津、沪各地报纸也争相翻译刊登有关二十一条的各种报道。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有关日本二十一条内容的各个版本的谣言：传说日本进行侵略；传说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传说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截至1月28日，身为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也不清楚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所以莫理循特意写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海军中将蔡廷幹，向他建议说：

 

现在每一个记者都在向欧洲和美国拍发有利于中国的电讯，可是这些电讯全是以认定日本的要求就是公开谣言中所传的那些为根据的。让这种惊慌状态存在，会危及国家的安宁。如果把日本的真实要求公布，一定可加强中国的地位。

 

显然，莫理循是从有关二十一条谣言传播的危害性角度出发，认为公布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只会对中国有利，他没有考虑到北京政府不能立即公开的苦衷。在二十一条内容泄密后，日本对此非常恼火。1月27日和31日，日本驻华使馆接连两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虽然北京政府政事堂在2月2日向北京各报刊发出通告，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介泄露消息，事实上，这不过是北京政府应付日本抗议的一种外交辞令而已。论者指出，大约从2月初起，顾维钧与芮恩施的接触已经得到袁世凯的许可。2月6日和8日，袁世凯又先后安排莫理循和顾维钧将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告诉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同时，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于2月8日将二十一条第五号内容告诉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 (Basil Kroupensky)。2月10日，莫理循又把英文版的二十一条全文交给朱尔典；同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 (Kato Takaaki) 终于向英国驻东京大使格林 (William Conyn-gham Greene) 承认第五号内容是确实存在的。自然，英国外交部高官如沃尔特·兰利 (Walter Langley) 等人对日本这种秘密外交行为非常恼火。与此同时，中国驻外公使也密切关注他们所出使国家的媒体对中日谈判的报道。至此，北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使得英、美、俄等西方大国及时地了解有关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这为中国政府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赢得了主动权。

随后，莫理循的好朋友端纳在1915年2月10日向英国《泰晤士报》拍发了一个长达318个字的电讯，将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的要点揭露出来，这条电讯刊登在1915年2月12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标题为《二十一条要求纲要》。与此同时，莫理循还将类似消息送给了上海《字林西报》和美联社。不幸的是，《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福来萨将日本政府交给他的有关二十一条要求的删节本同时也发给了伦敦《泰晤士报》，也在1915年2月12日与端纳发送的上述电讯同时登出，从而使得二十一条内容真相的揭露出现预料不到的麻烦。更严重的是，伦敦《泰晤士报》更相信福来萨所发电讯的真实性，所以在1915年2月13日发表题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利用公布日本提出的要求对中国进行猛烈攻击，宣称：

 

“我们听到”社论说日本所提要求在北京引起了极大的激动。这没有什么不正常，中国的激动，真的也罢，假的也罢，都是向中国当局提出任何要求的通常后果……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是靠不住的。

 

伦敦《泰晤士报》为首的欧美报纸对中国的不利言论，以及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有关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的各种谣言迫使北京政府必须尽快地把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公布出来，但是袁世凯政府担心正式地公布二十一条内容会引起日本的报复，所以采取了极其巧妙的泄密方式。据台湾学者王纲领的考证，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最早将二十一条的全文内容寄给美国各大报社，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1915年2月11日全文刊登了二十一条内容。同时，莫理循和端纳也在运用他们在国际新闻界的人事关系积极地揭露日本向英、法、美等国递交二十一条内容的删节本的事实真相，莫氏等人的行动对于澄清国际社会和中国内部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外交谣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莫理循在1915年2月17日特意致电给他的熟人、时任伦敦《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的斯蒂德，同时还附上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递交给袁世凯总统的二十一条全文照会，莫理循还向斯蒂德解释说：

 

日本递交照会的时候，中国人受到恫吓，倘若他们透露照会内容，定将招致打击报复。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国人严守秘密，借着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虚假印象，结果是北京记者发电报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认为是“故意夸张”。

 

经过北京政府官员顾维钧等人以及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以及端纳等人的积极努力，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最终在国际社会真相大白，使得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交涉问题上取得了舆论上的优势。所以，负责与日方交涉二十一条的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在1915年2月26日夜晚告诉海军中将蔡廷幹说，“自从谈判以来，他在昨天头一次开怀大笑”，因为日本人对于二十一条交涉已经因国际舆论的指责而变得较为节制而讲理了。

在北京政府进行国际舆论宣传的同时，中国民间社会因二十一条消息的泄露，也开始积极地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反日运动。当然，1915年中国民众反日运动的兴起，与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舆论领袖成为北京政府与民间社会实现舆论互动的一个重要信息管道关系密切。如果没有这个外交舆论精英群体的存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反日运动将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规模，也将无法在中日交涉的关键阶段，对日本造成必要的舆论压力。

在这次反日运动中，以“爱国”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最重要的舆论动员催化剂。当时，一份署名马家麟、钱守义和徐祥的中国公民《为日人要挟签订不平等条约泣告同胞书》呼吁国人：“速结团体，举国一心，毁家纾难，富者多筹饷，壮者勇往杀贼，努力对外，而作政府后盾，保国方能保家，望同胞三复期言。”各地的商会团体、报界组织、教育团体、留日学生团体以及城市青年会等法团和私立团体是反日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舆论宣传机关。其中报界人士在这场反日运动中所起到的组织动员作用，尤其突出。比如报人张仲良在1915年抵制二十一条运动期间，就以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成为北京国货联谊会的积极会员之一。张仲良和国货联谊会的其他成员为抵制日货运动的延续做了最大的努力。此外，张氏还竭尽全力使青年学生和家庭主妇都懂得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国的严重性，向一般民众灌输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以及保卫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张仲良负责的国货联谊会还在北京筹备一张白话报纸，其目的就是要使一般民众把5月7日当成“国耻纪念日”而永志不忘，同时还要促进国货的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张仲良等新闻界人士在北京负责的国货联谊会还与商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商会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在北京《英文时报》(The Peking Gazette) 担任编辑的陈友仁，以及英文《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 的业主朱琪都积极参与了1915年抵制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抗议运动。

国内各地城市的社会团体还利用电报、书信、报刊、通讯社等现代传播手段实现跨地区的信息互动。比如，汉口青年会就与上海、广州等地的反日团体有密切的信息往来，而沪粤等地的反日宣传品也通过汉口青年会向武汉市民传达。经过上述民间社团的自发酝酿与联合，1915年4月至5月间，中国的北京、上海、东北、山东、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日侨聚集的地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商民抵制日货的冲击。

日本政府一再要求北京政府取缔各地人民的反日运动，袁世凯政府虽然也发出《禁止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告示》, 但这不过是北京政府应付日本外交抗议的幌子而已。关于北京政府的这种微妙态度，我们从福建督军李厚基与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徐树铮的两封通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15年4月7日，李厚基就是否派军防范抵制日货运动问题去信给徐树铮，徐氏在4月15日回信说：

 

中日交涉，日本因有顾虑，故取拖延主义，进行颇为迟缓。抵制日货为日人所最畏。此次交涉亦得若干藉力，但不用传单、集会，明张其鼓，彼则无所藉口，似不妨听其自然也。

 

显然，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京政府对于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是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方针，只要民间抵制日货运动不要太极端，北京政府一般是听之任之的。换句话说，北京政府是在有意识地利用抵制日货运动作为迫使日本在二十条交涉中让步的条件。这也说明，民初的政府外交与民族主义运动存在相互合作的一面，并非以往革命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北洋军阀政府总是与民众运动处于相互对

立的一面。由于北京政府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中深得舆论宣传之利，所以在1916年的中日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北京政府同样没有按照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严守秘密的承诺，而是将郑家屯事件公之于世。

如果说北京政府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中对国内舆论的导向基本上还处于有限的尝试阶段，那么它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外交中则对国内公众舆论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宣传政策。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北京方面相继成立了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其中，外交委员会成立于1918年12月中旬，设在总统府，以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并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箓等人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叶景莘为事务员。总统府外交委员会是大总统徐世昌利用研究系政客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组织；至于国民外交协会则是徐世昌和研究系为了控制公众舆论、拉拢社会各界力量做政府“外交后盾”的一种半官方组织。外交委员会走的是上层政府路线，而国民外交协会走的是民间路线，彼此相互呼应，从而使得徐世昌和研究系所主导构建的外交共同体有了组织的保障。国民外交协会有理事10人，分别是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另外有干事6人，分别是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灵、庶务郑舜钦。国民外交协会初成立时有会员几十人，后来增加到百余人，其中还有不少大学学生和湖南、贵州等西南各省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外交委员会与国民外交协会就起到积极的动员和引导作用。5月3日晨，外交委员会开会，林长民即密电在巴黎的梁启超，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通电反对签约。当日，叶景莘又打了一个英文电报给上海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此外，时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5月3日晚召集北大学生开会，告知巴黎和会中国收复山东主权失败的噩耗，随有五四运动之发生。徐世昌原本是希望利用研究系动员公众舆论力量，提高自身政治威望，以制衡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府，但没料到五四运动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并且超出他的控制范围。

再者，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也主张北京政府依靠公众舆论作为政府外交后盾。1919年3月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致电北京政府，建议北京政府组织公众舆论，声援中国的和会外交。其电曰：

 

胶澳问题不久将开议，我国内应有种种之运动，方能力争。拟请速嘱参众两院，山东省议会，上海总商会即日迳电巴黎，分致美、法、英、义首领等，请其主持公道，将胶澳由德直接交还中国。

 

北京政府接到上述电报后，对于陆征祥等和会代表所建议的“国民外交”非常赞同，随即于4月2日致电上海特派交涉员杨士晟、山东督军张树元、山东省长沈铭昌，请他们动员当地民众社团致电巴黎和会各国代表，表示中国民意。4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又将上诉内容致函北京国会参众两院，请其通电巴黎和会表示援助。4月5日，北京政府又特意将参、众两院发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人的电报内容抄送给山东督军张树元、省长沈铭昌，上海特派员杨士晟请求

他们把该电内容交给当地总商会、省议会参考，作为发给巴黎和会各国领袖的电文内容样本。北京政府的上述行动得到了山东督军张树元等人的积极配合，张树元在4月6日给北京政府的回电中说道：“当密商省议会，由该会协同商会、教育会、农会用英文分致来电所指各处，以明民意。并由该会致各省议会，请其协助办理。”

随后，江苏交涉署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说明上海总商会以及旅沪各省商业五十五公团已经分别致电伦敦、巴黎，表示中国“民意”。其中，上海五十五行商代表商界联合会致巴黎国际联盟会的电文如下：

 

巴黎国际联盟会、威大总统、克总理、罗总理、阿总理公鉴：欲维持东亚永久和平，敝国前租与德国之胶州湾，自当交还中国。同人深望贵会主持公道，早日解决，将该地交还中国，以慰全国人民渴望。

 

实际上，上海总商会、商界联合会所发给巴黎和会与会各国领袖的电文都经过上海特派交涉员杨士晟的参酌，以防与北京参众两院所发电文内容出现雷同之处。另外，山东地方团体还公推孔祥柯和许宗汉二人为国民代表于4月7日由国内启程前往巴黎和会以做舆论鼓吹，北京政府对于孔、许二人此行不仅给予积极的支持，还特意致电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说明北京外交部在孔、许二人的护照身份上之所以填写“学生”字样，不仅是为了便于二人

在巴黎和会代表山东民意，也是为了“预防枝节”。由此足见，北京政府在民意的运作上是非常谨慎妥当的。

不过，公众舆论一旦形成往往令主导者无法控制。巴黎和会期间，致使北京政府无法对外交舆论进行有效诱导的主要障碍就是各种外交谣言的突然传播，这些外交谣言一般会在短期内把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往往令北京政府措手不及，穷于应付。比如，在巴黎和会期间，对国内舆论冲击最大的谣言是所谓梁启超在巴黎“出卖国权”。1919年3月中旬，美国旧金山《中国世界报》主笔致电北京大总统徐世昌，询问国际上所谣传的梁启超亲日卖国谣言是否属实。同时，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之一王正廷也由巴黎致电上海报界，暗示“吾国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此实卖国之徒也”。随后，有关梁启超在巴黎和会上亲日卖国的谣言在社会上传播起来。就国内各地舆论的反应而言，山东人民因苦于日本势力久据山东，故而该地民众情绪表现得最为激昂，对于所谓梁氏卖国之说，“道路惊闻，群情愤激”。其中山东外交商榷会还将梁氏“亲日卖国”的谣言函寄国内各重要机关，请求舆论的支持。4月21日，山东各界民众在省会济南召开山东国民请愿大会，“不期而集者，众逾十万”，与会者对于传闻的“奸人卖国消息”，可谓是“万众同仇，誓死力争”。会后，以张英麟为首的103700人致电北京外交部，恳请政府“将外交方针明白宣布，以平众愤而释群疑”。

显然，有关梁氏等人卖国谣言所引起的激烈舆论反响引起了山东地方当局、北京政府国务院和外交部等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4月22日和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两次致电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将山东人民因谣言群情愤激的严重情形告诉陆氏，请他在巴黎和会上声明所谓“奸人卖国谣言”并无其事。同时，北京外交部复电给山东省长沈铭昌，请其向山东各界民众宣布：“报载各节，纯属子虚。政府宗旨，始终如一。”由于所谓梁氏卖国谣言最初传自美国旧金山《中国世界报》，此前北京政府外交部已经特意致电给旧金山中国总领事朱兆莘，请其转告《中国世界报》主笔，说明谣言“全系子虚”，请其更正。

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两国过去所订一切密约合同，曾为中外新闻界关注的重点对象，为此很多中外记者纷纷到北京外交部质问，再加上有关“奸人卖国”的外交谣言在社会上此起彼伏，由此造成国内社会舆论的混乱，这种局面迫使北京政府决定在国内外同时公布中日所订一切密约条约内容，“以免淆乱视听”。3月8日，北京国务院致函给北京外交部，请其向国内迅速公布中日间一切秘密条约。由于日本政府对于中日两国所订实业合同起初不愿意公布，致使密约公布之事拖延。不过，中国代表团此前已经在大会上公开散发中日两国签署的秘密条约。因此，日本阻挠密约公布在事实上已经失败。

在巴黎和会期间，北京政府利用公众舆论以资外交谈判，并在辟谣措施上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每逢外交谣言出现后，政府一般都公布外交文件内容或发表官方辟谣声明，以缓和谣言给政府外交所造成的被动舆论环境。同样，如果某种外交谣传对政府外交有利，北京政府也会刻意地制造某种谣言或夸大事件的真实性，以营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根据应俊豪的研究，在当时喧嚣国内外舆论界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恫吓事件”中，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和外交次长陈箓等人曾有意识地夸大小幡在1919年2月2日拜访外交次长陈箓的事实真相，从而在国内外舆论界造成一种日本故意威胁中国的舆论风波，使得日本政府遭到欧美舆论和中国公众舆论的谴责，从而为中国外交获得广泛的道义支持。

简言之，民初政府在191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重要外交事件中 (如二十一条交涉、老西开交涉、参战外交和巴黎和会外交)，形成了一套较为灵活的舆论宣传策略，而北京政府对国内公众舆论的诱导之成功，关键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基调是以“一致对外”为旨归的爱国式民族主义。而爱国式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对入侵的“外来者”或“列强”特别敏感，这是民初政府在191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交涉中，能够轻易地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外交舆论动员的催化剂的思想基础。当然，北京政府依靠民族主义所动员的公众舆论主要是“内向型”的舆论宣传；与此同时，民初政府也开始关注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并为此进行了一番不懈的国际宣传努力。